如果回归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都一样。
构成国家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对食物的需求、对住房的需求、对手机的需求……，对娱乐节目的需求、对教育课程的需求、对心理咨询的需求……。
需求必须通过产品来满足。食物、手机、娱乐节目、心理咨询，都是产品。一个国家生产产品的能力越强，经济产出越高，人民的需求就被满足得越好。生产力决定生活水平。
衡量经济产出并没有什么好的指标，人们退而求其次使用了价格。价格是在市场交易中自然产生的价值衡量指标，衡量的是同一个市场中产品的相对价值。将一个国家一年内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市场价值加总，就得到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年度GDP。地下经济和家庭内部经济中的产品，国家无法取得其价格信息，只好排除在GDP统计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地下经济的规模可能超过GDP的30%。
要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考察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可。
农民使用耕牛，在土地上劳作，生产出粮食；工人操作机器，消耗来自土地的原材料，生产出工业品。经济学家从生产过程中提炼出三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并将生产过程抽象为生产函数：Y=F(K,L,N)，其中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N代表土地。
资本指的是各种可以提供或增强生产力的资产，既包括工厂、机器、道路等有形资产，也包括发明专利、著作版权和（附着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
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N不是一个变量，于是生产函数简化为Y=F(K,L)。由于土地数量固定，受土地要素限制的农村产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比很低，生产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兴衰直接决定国家兴衰。
经济增长只有三种动力来源：1.劳动投入的增加，比如上世纪美国妇女加入劳动大*；2.资本投入的增加，比如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3.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年代农村“包产到户”。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奇迹，在“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劳动要素方面：
从年到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增长到了60.6%，城市人口从1.7亿增长到了8.5亿，新增人口中的劳动力在城市与资本结合，使城市生产规模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
资本要素方面：
自计划经济时代起，一直坚持*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集中全社会资源加快资本积累。在劳动力充足、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全力引进外资，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到年，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带来了根本性的效率提升。计划经济需要掌握全国的生产和需求信息，只有国民经济复杂度较低时才能有效运转。中国采用渐近方式，成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俄罗斯式的失败转型形成鲜明对比。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同时发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转变，都必然会创造经济奇迹。
经过40年高速增长，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7%，不出意外将在5至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究竟需要5年，还是10年，要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速度。
但中国的人均GDP仍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日本的1/4，不到美国的1/6，经济增速却在近10多年不断下滑。
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
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从年到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不过，中国长期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资本投入的增速远远高于劳动投入，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最初，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驱动经济高速增长。
但生产活动需要全部生产要素以合适的比例结合才能有效开展，单一要素投入过多会导致该要素的边际回报递减。中国经济经过长期的资本高速积累后，资本回报率严重下降，依靠投资难以继续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不断下降。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增速下滑是正常现象。此时无法再通过要素投入维持经济增长，唯一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避免经济增速下降到难以接受的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即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地区、行业或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地区、行业或企业；二是微观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
提高微观生产效率需要为创新能力配置更多资源，本质上也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到底都是资源配置问题。
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将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资源配置优化。如果资源配置优化的通道被阻断，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被阻断。
资源配置优化，就是让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地方。在任何国家，生产率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都分布在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
出现这种分布的原因有二：
其一，运输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据很大比重，海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运，这就决定了港口城市和近港口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回报率远远高于内陆城市。
其二，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城市发展会出现“强者愈强”的现象，大城市及其附近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回报率要远高于其他城市。
由于（沿海）大城市生产效率更高，如果不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就会不断流向（沿海）大城市，最终，（沿海）大城市会聚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生产力和GDP。
为了验证这一规律，我们不妨看一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布：
下图的橙色区域贡献了美国GDP的50%，但橙色区域的面积与美国国土面积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橙色区域多分布在沿海。
下图用另一种形式显示美国经济的地理分布状况。图中锥形的高度表示每单位面积上的GDP产出。
日本的GDP/生产力主要分布在东京地区，其次是大阪地区，两者都在沿海——大阪紧邻海湾，是典型的沿海城市，但在下图中看起来不明显。
澳大利亚的GDP/生产力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
巴西的GDP/生产力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几乎没有大城市。
阿根廷的GDP/生产力主要集中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位于东部沿海。
泰国的GDP/生产力主要集中于首都曼谷地区，位于南部沿海。
所以，在一个国家内部，资源配置优化的总体方向是让生产要素流向（沿海）大城市。世界各国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中国的生产要素流动符合这个大方向吗？
中国的GDP/生产力分布整体上也符合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规律：
下图显示，离上海、天津、深圳/香港三大港口越近的中国城市，GDP规模越大。
图片来自《大国大城》作者陆铭教授的博客
下图显示，离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郑州、重庆、成都、西安等九大中心城市越近的中国城市，其经济规模越大。
图片来自《大国大城》作者陆铭教授的博客
但中国经济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如下图所示：
中国大陆经济地理分布，红线为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
这说明中国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受到了阻碍，否则中国经济的集中度不会比其他国家低这么多。
如果一个国家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没有受到阻碍，各地区的人均GDP就会趋同，比如下图所显示的美国的情况：
美国各州人口和GDP占全美的比重基本相当，说明各州的人均GDP相差不大。
中国各省的人均GDP则相差较大，如下图：
这同样说明中国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受到了阻碍。
如果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那么每一种生产要素都会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劳动市场、土地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市场分割现象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但要完全清除还需要更长时间。
造成劳动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是户籍制度：
为了避免“大城市病”，中国大城市一直通过户籍制度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如果没有本地户籍，就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子女上学会十分困难。在国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下，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大好转，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已经实实在在地抑制了外来人口流入。
东部大城市的生产效率最高，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广大中西部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由于大城市人口流入受到抑制，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落后了10个百分点。如果没有人口抑制*策，更多劳动力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大城市，就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由于人口流入受阻，大城市出现“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城市竞争力被削弱。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通过大城市开展的，中国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就可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沿海城市。
造成土地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是“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实行“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国家在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时，虽然也会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策。在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更是被当作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的*策工具。对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反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
中西部地区将大量建设用地用于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对建设用地需求最大的东部大城市拿不到用地指标，土地价格上升，城市竞争力受到削弱。土地价格的上升也导致了房价上升。
西部山区的一个产业园，六车道马路上空空如也。图片来自《大国大城》
造成资本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是项目审批制度和地方保护主义：
国家发改委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倾向，很多项目在中西部能够获批，在东部却通不过。
地方保护主义在过去曾经特别严重。为了保护本省企业，地方*府可能不欢迎外省同类企业到本省来投资；地方*府也不希望本省企业到外省投资，而是希望它们在本省扩大生产。
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因素，阻碍了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沿海大城市，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年末我国城市化率刚突破60%，户籍城市化率为44.38%，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城市化率为81%。
14亿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8.5亿，农村常住人口5.5亿。8.5亿城镇常住人口中，6.2亿有城镇户籍，2.3亿没有城镇户籍，主要是农民工。年末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9亿。
农村地区的农业、采矿业、旅游业分属第一、二、三产业，但都受土地要素制约，贡献的GDP有限。如果农村人口太多，每个人能获得的平均收入就会很低。
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土地要素条件（耕地、矿产、旅游资源）并不比美国优越。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说，农村人口不应多于美国。
年美国总人口3.3亿，农村人口只有6千万。理论上来说，中国农村也只需要6千万人口就够了。即使按与美国同样的农村人口比例，中国农村也只需要2.5亿人口就够了。
美国用6千万人开发的资源，中国用5.5亿人开发，这5.5亿人的人均收入就高不到哪里去。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万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8%（城镇居民含农民工）。
土地资源在出现重大科技革命之前是不会增加的，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开发现有资源所需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大力发展城市产业，将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留在农村的人口越少，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就越高。
农村的资源有限，而中国的总人口比世界第三的美国也要多10.7亿，所以中国最终的城市化率必须远远高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应低于其他国家。
2.9亿农民工尽管作为劳动要素的载体深度参与了城市经济，但他们在户籍身份和个人心理上都还是农村人。
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的大多是更脏、更辛苦、更危险的工作，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3D”类工作。“3D”指的是肮脏的（Dirty）、辛苦的（Demanding）和危险的（Dangerous）。在有些研究文献中，Demanding也可能被另外两个词代替——有时是Degrading（低下的），有时是Difficult（困难的）。
有能力从事“3D”类工作的农民工一般比留在家乡的同乡更健康，也比工作地的城市居民更健康。“3D”类工作对健康的损耗十分严重，年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开展为农民工免费体检活动时发现，有40%左右的农民工带病上岗。当健康损耗到不能再从事“3D”工作时，农民工就返回家乡。
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子女上学困难。过去，城市*府官员总是把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放在第一位。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一位大城市*府官员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来到城里会面临上学难、父母没时间照顾等问题，即使能够上学，所受教育的质量也比城里的孩子差。更多农民工子女会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全国妇联根据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留守儿童总数超过万。留守儿童在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和教育质量方面都面临着很大风险，屡屡发生的惨剧引起社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