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经济学思想的跨学科演化
洪朝辉
[作者简介]洪朝辉，年、年在马里兰大学分别获得美国经济史硕士和博士学位，年受聘于沙凡那州立大学，年晋升为终身正教授，之后任教任职于宾州西彻斯特大学、普渡大学西北校区，现为福特汉姆大学经济史终身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转型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代表性英文著作有ThePrice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Power,Capital,andthePovertyofRights等。
摘要
自中国的孔子倡导“中庸”、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推崇“适度”以来，人类追求“中庸”“适度”的理想已经超过了两千五百年；其后，这一理想又得到子思、孟子、程朱理学和亚当·斯密的发展。适度哲学的定义和要素，主要包括中间性、平常性、主观性、动态性、价值相对性，它们为适度经济学的思想界定了基本的原则和规范。适度经济思想的理论，反映在亚当·斯密的平衡供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康芒斯的相对价值、萨缪尔森的妥协综合、司马贺(西蒙)的有限理性等，促使平衡、均衡、相对、妥协、有限等五大原则成为适度经济学的核心价值。“适度”不仅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它在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中也能找到依据，包括对称性破缺、三值逻辑、完备不一致、物理导体等，它们共同为适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三元”思想(过度、不及、适度)，也为“三角思维”找到了学科交叉的理论根据和学理路径，并拓展了现有经济学的适度研究框架。另外，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具有适度意义的著名曲线，如拉弗曲线、菲利普斯曲线、马歇尔供需曲线等，也定量解释和数学建模了经济学的适度思想，为进一步建立经济学的适度曲线、深入理解适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视觉参照，也为计量化、模型化、数学化地解释适度经济学提供启示。当然，理论只有与现实结合，才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因此，实施适度经济学*策需要考虑五大原则，即遵守经济决策的适度准则、呼应多数民意的中道要求、防止过度盲从民意、鼓励决策者在非常时期矫枉过正、避免过度崇拜适度主义，以寻求经济*策的稳定、创新、适度。显然，适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理论、操作系统。一方面，适度是多数常人所认同的常识与习惯；另一方面，常人总是难以到达自己所认同的适度言行。这种悖论，既表明知易行难的千古困境，又说明适度所固有的复杂、变异和高难特性。这不仅需要开启民智的教育启蒙和文化改造，也需要提升决策者的心智和心力，更需要将思想、文化、制度、创新、科技等五种生产力合力推动，共同完善和提升人类经济行为的适度和中道，促进适度自利、适度理性、适度发展。
关键词
适度思想中庸适度曲线三角思维适度经济学
引言
自中国孔子(前—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前—前)以来，人类系统追求“中庸”“适度”的理想已经超过两千五百年了。此后，无数的贤哲前赴后继，试图超越“轴心时代”的两位大师，更有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持续实践“中庸”/“适度”哲学，摆脱经济困境。但是，知难行更难，人类普遍的心智缺陷决定了很难抛弃左右偏见、放弃保守与自由两端，更难避免自私、无知与傲慢，而且在行动上长期合作、逼近中道与适度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战争不断、人祸频仍，以及由于人性贪婪与供需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成了二百多年来世界经济的普遍梦魇，挥之不去。尽管理论和现实都证明，人类中的多数倾向于接受中间选择与温和*策，但最终“适度”成为全民选择的事实少之又少，而由“适度”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也成为一种奢望。所以就需要追问，既然适度和中庸应该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常识、习惯和最大公约数，为什么人们又往往支持剑走偏锋的领导者，导演出无数次灾难？对此，恐怕还需要寻找民众难以接受中道的人文原因，这里似乎超越了文化、种族、国籍、阶级、制度、**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适度”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但一旦运用到经济学理论、方法和*策上，就具有独特的意义。尤其在*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干预与自由两极对立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学的“适度”思想更加值得深入观察与分析。因此，本文希望厘清“中庸”和“适度”哲学思想的原始定义和含义，消除流行的歧义与偏见；同时，也希望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一些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适度”的观点、方法、曲线的真知灼见，并对他们的见解提出批判性思考和建设性拓展，为“适度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提供一些思想、理论、方法和*策方面的学术准备。一“适度”思想的源头与定义
经济学的适度思想，与东西方“轴心时代”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在东方，中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子。但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姬昌在《周易·讼》爻辞九五中，已经提及“讼，元吉”，以中正也。表示九五阳爻居于上卦之中位，象征着守中正之道。孔子论述中庸的文本主要是《论语》，并由他的孙子子思(前—前)以《中庸》一书详述，还得到孟子(前—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发挥。在西方，适度思想的完成者是亚里士多德。但在亚里士多德前的五十年左右，古希腊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前)就已提及“适度”(Kairos)一词。亚里士多德关于适度的论述主要反映在他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书中，而亚当·斯密(A.Smith，—)的《道德情操论》则对适度思想进行了拓展。理解东方哲学的“中庸”，有助于定义西方经济学的“适度”。大致而言，孔子的中庸思想存在三大涵义：其一，中庸与不偏相合。《论语·先进》载：“子曰：过犹不及。”意思是，“过度”与“不及”一样，都是不合适、不适度的。《中庸》第一章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颐解释说：“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注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也就是说，“中庸”是指没有偏颇，恒定有常；人需要保持平常之心来平衡矛盾、牵制两极。其二，中庸的“中”是一种权。《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所谓“执一”，就是固执、不变；“执中”，则是实事求是，做出适度判断和选择。所以，“中”的要义在于“权”/变。但是，这种权首先是一种主观判断，没有具体、明确、定量的规定性，而是偏重一种理想状态的描述。同时，这种权变和判断的标准是不断变动的，与不变的“衡”不同，权只能依据当时当地多数人的常识和习惯而变。这样，中庸就是一种动态和主观的权变，非常人可达。《中庸》引用孔子的话形容中庸之难：“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也就是说，中庸比治理天下国家、辞去高官厚禄、承受刀锋枪刃，更难、更不可能。其三，中庸具有正向的价值判断。中庸是儒家所尊奉的一种德行，甚至是一种信仰，不可妥协。《论语·雍也》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所以，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中立或没有价值，它具有引人向善和向上的正面动力与方向。尤其是《中庸》提到，中庸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不仅修养内心，而且依守正道。而小人没有为人之标准，没有敬畏之心，乐于行险侥幸，习惯投机取巧。所以，《中庸》第一章还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西方的“适度”概念由亚里士多德大致完成，他有时用“appropriate”，有时用“intermediate”，有时又用“mean”。经过亚当·斯密的发挥和发展，西方的“适度”与东方的“中庸”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之处。首先，“适度”是一种美德，具有正面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一种“适度”(mean)，目标是“居中”(intermediate)；与居中不同的“过度”(excess)、“不足”(deficiency)，都属于“恶”(vices)。当然，这种“恶”不是有意之“恶”，而是一种习惯之“恶”、缺德之“恶”、庸人之“恶”、没有能力掌握适度之“恶”；而介于这两种“恶”的中道，则是他最推崇的“道德的德性”(moralvirtue)。所以，他对“适度”的价值判断，尽管与孔子的中庸之道相似，但比孔子似乎更为强烈和鲜明。因为，孔子至多将中庸列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亚里士多德则把适度作为善与恶的区别。对此，亚当·斯密也认为，没有适度，就没有德性。而且，《牛津英语词典》对“适度”的定义是“suitableorproperinthecircumstances”，尤其强调在具体情景中的适度言行。其次，“适度”的核心是不偏不倚，过度、不及都是适度的对立面，但适度、过度与不及存在强烈的“相对性”(relatively)。亚里士多德罗列了人类德性的十四种核心价值观，包括慷慨、温和、羞耻、节制、义愤、公正、诚实、友爱、自尊、勇敢、坚强、大度、大方、明智等，其核心就是适度；并且还提出不及、过度与适度的比较，为适度的价值提供参照。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慷慨不够是吝啬，慷慨过度是奢侈，而最适度的价值取向就是慷慨；再如，不够勇敢是怯懦，过于勇敢则是莽撞，不偏不倚才是“勇敢”(courage)，过犹不及。
最后，实行“适度”的目标既难也不难。亚里士多德认为，找到这个“中道”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一个正确的人，在正确的范围、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动机行事。但与孔子、亚里士多德的高难标准不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适度”的一大含义是“平庸/平常”(mediocrity),认为人们对适度的客观评价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平庸基础上；而且强调，适度与同情一样，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适度与同情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禀赋。这又与朱熹对中庸“庸”字的解释不谋而合，因为朱熹也认为“庸，平常也”。也许，“轴心时代”以后的学者降低了对“适度”“中庸”的标准，认为适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言行规范，旨在鼓励更多民众学习和实践适度。综合上述东西方文献信息，似乎可以给“适度”下一个定义：“适度，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常人所认同的一种不偏不倚的言行；这种言行来自常人的主观、动态和相对的权变，并具有正面的美德取向。”这一定义，揭示了“适度”概念的五大要素：(1)适度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观察、分析、决策需要运用一分为三的“三元”视角：不及、适度、过度。(2)这个中间是由常人所认定的一种常理、常识、习惯、风俗。(3)这个中间产生于主观的权变；为了寻找中间，需要借鉴康德(I.Kant，—)的反例训练，为特定的观念划界；先界定不及与过度的边界，最后判断两极之间的中间，执二用中。(4)这个中间的认定具有历史性和范围性，存在动态和演化的特点，昨天的适度有可能是今天的过度或不及。这也是建立适度经济学模型的难点，因为，多数经济学的数学建模之基础是变量的静止状态。(5)适度也存在价值的相对性，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道德取向，但它一旦被长期固化，可能导致进步的动力缺乏、活力不够。二西方经济学中“适度”思想之演进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界，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界。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各大流派中，都能找到亚里士多德“适度”思想的印记。其一，古典经济学派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中体现了适度思想的精髓。(1)《道德情操论》非常强调“适度”。从文本结构而言，斯密将书的第一篇定为“论行为的适度性”，而且其他篇章也都是围绕“适度性”这个核心展开。同时，从书中出现的频率而言，“适度”(propriety)一词出现次，并均匀分布在每一篇章，而“同情”(sympathy)一词在书中只出现次,主要出现在第一、第二篇而已。尽管《国富论》成为经济学经典，但斯密却认为，《道德情操论》“高于《国富论》”。适度哲学在斯密的宏大道德哲学体系中，成了一个具有公理意义的基础。(2)他的“看不见的手”思想隐含了一种看不见的适度和调度功能。《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都提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其核心要义是，尽管商人主观动机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商人去达到一个他们无意追求的结果，由此能促进社会的长期利益。这一观点的首创者之一是曼德维尔(B.Mandervile，—)，他于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提出，资本的自私恶德在客观上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所以，其核心价值是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其实存在先定和谐的适度指向。对于主观贪婪和恶德的倾向，自然会有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助推它从动机之恶走向结果之善，将过度自利拉回到适度的中间。可见，斯密信奉神在冥冥中对于人间秩序存在一种掌控，有一种内在的适度平衡与高度和谐的力量使人类不会产生必然冲突。(3)《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所体现的对现代社会既接受、又批判的双重态度或中庸态度，也是一种适度。斯密不像休谟(D.Hume，—)，以过度乐观的情绪展望商业社会的至上道德；也不像康德，以过度严苛的态度抨击一切缺德的现象，并进行清教徒式的道德审判。斯密站在了两个哲人中间，提出了介于道德上限与法律下限的经济人中线：理性、利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一种中道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过于强调道德高标准，过度；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