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聚焦解决发展的问题；要解决发展的问题，必须聚焦研究如何发展；聚焦研究发展规律与如何发展的学问，就是经济学。
自年在人大取得工业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后，刘鹤便进入中央*府进行经济*策研究，至十八大后成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控制人；自年进入上海市*府工作后，*奇帆历任上海、重庆市*府主要职务，至年从公职退休。同年生的两人所著的两本书，一本从宏观始，下降到微观，另一本从微观始，上升到宏观，最终共同得出近乎一致的*策建议。这两人不同的“实践”最终都指向同一“真理”，印证了两本书内容的正确性。
毫无疑问，这两本书应成为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必读书；有幸的是，学堂给予了我看它们的机会[3]。显然，经济学是每个进行经济生活的个体都应了解的学问，研究经济学应该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儿”。
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希望我能够看得更远。
综述两次全球大危机即-年全球经济危机与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具体背景、过程已经耳熟能详，不再赘述，重点是阐述二者之间的异同。
在发展过程中，两次危机有诸多的相似性。
两次危机均发生在技术发展的长周期末端，曾经的新技术已经变成了传统产业，过剩问题逐渐出现。过剩推动各国央行营造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刺激需求，但多余的货币并没有流入平民手中，而是绝大多数地流向富裕阶层，导致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由于富人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全社会的需求进一步减弱，促使央行陷入“货币宽松——虚假繁荣——贫富差距扩大——需求萎靡——货币宽松”的死循环。在循环中，全社会的杠杆率被一次次抬高，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为了减弱市场上的火热的投机氛围与高速的通货膨胀，央行使货币*策由宽松转向紧缩，但这种意图减弱市场火热气氛的举动不经意间成为刺破泡沫的钢针——通货紧缩使得高杠杆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投资者信心崩溃，金融危机产生。随后，国内的金融危机向国际扩散、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导致更广泛的危机爆发。为应对经济危机，各国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策，扩大财*赤字规模，并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但如前文所述，宽松的货币*策只能带来虚假的繁荣，各国采取的宽松货币*策、积极的财**策并不能解决经济运行的根本问题，只是把问题推到将来——这种只解决表面不解决内里的经济调节方式其实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即使是饮鸩止渴，各国央行与中央*府也不得不喝下这口解渴的*药——在每个技术发展长周期末端，各经济体在事实上陷入的是“比烂”的状态：央行不断放水，放出的货币在金融系统中空转，空转时溢出的一点点水终于润泽到民众，防止其过于激动颠覆*府。
回首思考，让美国与世界走出-年经济危机的究竟是什么？
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不是货币*策，不是凯恩斯主义，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与社会*策调整。以原子能、计算机、航空航天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吸收了多余的货币，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引擎；战后西欧各国的“福利国家”*策与美国的“按揭凯恩斯主义”[4]增加了各国平民的购买力，扩大了总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埋藏在金融危机背后的全球各国实体经济的危机只是被“延缓”而从未被“解决”。当美国依托美元霸权无休止放水；欧洲“福利国家”民粹*策使各国债务高悬民众不思进取；南亚、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各国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愿或不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顺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核心中的核心”。因此，包含中央对全球形势判断的公报中常有一句：“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是机遇，有机遇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威胁不比金融危机前的美国小。从投资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打压中国的策略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国接受的国际投资不容乐观；目前的房价足以掏空普通家庭的“六个钱包”，房价进一步上涨必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基建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再可取。从外贸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对中国外贸产生深刻不利影响，各国特别是美国实施的产业链转移策略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外贸。从消费的角度看，中国较大的贫富差距显然不利于消费的充分发展。
当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都跛了脚，中国经济陷入实际上的“滞涨”危机，如何推动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成为决策者们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好在，面对这一轮经济危机，我们依旧可以“摸着鹰酱过河”：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陷入过“滞涨”危机，但被“里根经济学”成功化解。“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因此，面对相似的问题，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被提出，并进而成为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5]
在后文中，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