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的前期主要是上课，课程是与本专业（西方经济学）相关的一些基础课程、方法课程和英语，比如微观经济学专题、宏观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学术英语等，上课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下老师们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另外也能认识一些同学。
在一门叫做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选修课上，认识了不少同学，这门课比较“别致”。大概是第二节课，同学们一起吃饭、表演节目，我唱了京剧《定*山》“在*罗宝帐听将令”一段，此后还办过一次文艺活动，我唱了京剧《甘露寺》“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一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搜这两段，我唱的这两段分别模仿张建峰和于魁智。这门课程讲的什么都忘了，认识了同学倒是挺好。
总体上我对上课兴趣不大，勉强应付过去。现在看来，有些课程还是有用的，如果当时就掌握了一些此后要用到的“技术”，后来的进度或许能顺利一些。我在科学研究上偏向于理想主义，不太务实，自由遐想的时候较多，踏实掌握方法的时候较少，以至于现在来看，“浪费”了一些时间。
在我看来，博士生应注重三个方面的训练：基础知识、研究方法、发现问题。越早意识到这三个方面，越能在后续的研究写作中顺利推进，我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滞后，这本应是博士前两年尤其是前一年该反复学习和训练的内容。
写作学术论文有一定的“套路”，在复杂的论证框架下，往往是一个不大的问题，写作的“套路”化和复杂化，是为了让论文的论证得到同行的认同，这似乎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个学术论文的外表，很难再入同行的法眼。当然了，并不是讽刺外在形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应出色。我在前一年、甚至前两年对这种模式没有清醒的认识、足够的重视，幻想着能研究一个感兴趣的题目，现在来看有点天真了，知识储备不够，视野也没有足够开阔，难以研究出像样的结果来。况且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非实证主义的文章极难得到认同，因此也就难以顺利毕业。
△一五年春节假期在家中复习考博的现场，左边是挂历背面当草纸，右边是罗默版《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一版）。
除了上课，博士一年级是新奇的，虽然隐隐约约还是担心毕业问题，但是也在提醒自己，时间还早，不要太着急。第一年听了很多讲座，北大的、清华的，还有其他各类感兴趣的讲座。我一直认为大学的生活应如自助餐，要主动觅食，广泛涉猎，如果只是规规矩矩地按照学校要求，上完一门课再上另一门课，除此之外便不再涉及，这样总是太被动，学习成绩不会差，但是在知识结构上有点单调，对事情的看法也会偏于狭隘，因此我总是涉及一些看似“无用”的项目。
在听讲座这项自由活动上，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北京后，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北大张维迎老师的新书《经济学原理》发布会，此次我有幸见到张维迎老师本人，此前只读他的文章和著作，并认同他的思想。在现场聆听了他关于经济学的看法，非常高兴。在这场讲座上也见到了姚洋、卢峰、王则柯等教授，不虚此行。而且认识了一同来听讲座的人大经济学院的几个同学，包括李永*、周惠民、林海涛等，我和李永*此后还经常一起去北大或者清华听讲座，我们两个在经济学上的思想观念较为相近，总能有的说。
△张维迎版《经济学原理》，图片来自当当网。
此后我和李永*还一起去北大听过几次周其仁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非常受用，也听了周其仁教授在人文经济学会的讲座《体制成本看中国》，非常精彩。我们还一起去听过林毅夫教授在人文经济学会的讲座，内容非常丰富。此后我也多次一个人去听人文经济学会的讲座，最近（一八年春）我去听了金融博物馆馆长王巍的关于区块链的讲座，还有北大教授卢峰的关于中美经贸博弈的讲座，都非常精彩。
△在清华科技园听周其仁的讲座《体制成本看中国》（人文经济学会举办），图片由我拍摄。
大概一六年的时候，在人民大学还听过*有光的一个系列讲座，主要是关于社会选择、综观分析等，他和杨小凯是亲密的战友、合作者，可惜杨小凯去世早，要不然他或许能看到“后发劣势”的现实检验。*有光的个子不高，很幽默，爱大笑。他讲到在美国见到弗里德曼，竟然个子比他还小。听了*有光讲了不少学界的轶事，很有意思。
△*有光在讲课。由我拍摄。
△关于年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为什么经济学家错的这么离谱（getsowrong）？有人回应他：为什么克鲁格曼错的这么离谱？*有光讲到这里哈哈大笑。
第一年里，我还和周惠民、林海涛以及我的同门同学单爽，并两三个人大经济学院的女生，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听龚六堂教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我对“高级”的东西不大感兴趣，但是龚六堂的课程非常精彩。龚六堂讲课不用讲稿、不用PPT，拿起一支笔，边讲边写，这个来自AER的文章，这个来自JPE的文章，这个来自QJE的文章，哪一年，谁写的，信手拈来，非常流畅，令人折服，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龚六堂在讲课。图片来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