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7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三周年。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和年）。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今日，定位学习网转发王成*先生的文字，特此纪念、致敬！
枯荣有定，悲喜无凭。年，可能是大经济学家的灾变之年吧！5月份的拉丰英年早逝，7月份的杨小凯盛年谢逝。西安之行一周归来，互联网上和电子信箱里已密集拥塞了悼念小凯先生的文字了，看得只想哭。彷佛有很多东西压在心里，想吐却也吐不出来，渐随那乐曲缓缓响起，才仿佛感到心中稍微好受了些。
当年郁达夫评价鲁迅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恩格斯说过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好在，我们已逐渐地学会了纪念那无以挽回的痛与爱——默念基督徒小凯的一生，于忏悔曲天籁之音中。
一、七人名单续几年前，攻数学科时，凭着感性，尝与家弟或友人讨论了一串20世纪中国人文社学科学领域人物名单，当时列举了我们所共同欣赏的7人分别是：鲁迅、冰心、陈寅恪、顾准、巴金、钱钟书、李泽厚。现在看来这个名单还需拉长，再拉长些。一是鉴于转攻经济学科，二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层面的*教高度合一性和屏蔽性以及若干现实敏感性与解冻性的低回潜转，好玩有趣的事情也总会时不时的发生和涌现了来，于是乎，惊诧和喜悦——原来一直拥有着针对中国现实良好问题意识的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人物资源并非贫乏——也便紧紧跟随而来释然了开。好一阙晏殊《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切都在进步，一切都在生长，没有什么值得悲观，前行才刚刚开始，随着现代脑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重新开掘发现，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非线性、非简约、非硬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也就像现在，想要加到这个名单上去的至少还有胡适、李慎之、杨小凯。
当年浙大读书著文期间，一次无意信手翻起《胡适教育论文集》时，莫名长叹、拍案而起——原来吾辈鼠能、才智平平，一直苦苦萦怀、百思不解的问题竟被他70－80年前全给想完了，难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让熊培云读来长痛短痛，嘘声振壁呢！一声何满子，《错过胡适一百年》(熊培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来历史并不是一个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一个总爱恶作剧打马虎眼的促狭顽童。
初识“钦定右派”李慎之是在毛选第五卷中，当时看到这人傻得如此可爱，令我忍悛不止、捧腹大笑。事隔22年后，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朱学勤，)风烟聚散，云卷云舒，风开云具静，忽遇大光明，顿大彻大悟，跳出三界，识得既无官位之累赘，又无学者之华衮，终于遂愿，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早去了——在上世纪末的一个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
英国人奥威尔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有连续两代人遭受严重的精神伤害，至少二百年内不可能产生散文。谢选骏则指出*治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表现出类似于*河秉性千百年来恩威并济和反覆无常时，人们则养成了另外两种坏的性格，即受虐心态和对恶势力的崇拜敬畏，以此作为无能为力时精神上的藏身洞穴。而这则如同四野黑暗中，人们抬头看去，只见天边无数焰火在空中爆破散开，巨大的光芒一下子从头铺下来灼痛了所有人的眼，于是人们仰着头呼叫着，然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还有一个痛哭的男人——杨小凯。
几千年过去了，无限的时间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翻过，我们只能从传记里看到沉重，感知那些不朽的灵*。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在苍凉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创造者啊！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般的品质，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给他们带来了*使神差般的命运的凄凉……
对于百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台湾的柏杨老人的体认是深刻而风趣的，在其八十寿辰上的答记者的一席言谈足让人触动不免了，他说道：“这辈子只有两件事情最值难忘，一是在十岁的时候，想着若是能活到二十岁那就算不错了；二是回顾一生惨淡，自己无时不在苦难和友谊之间徘徊！”巴金反思文革何以产生时曾动情说及：动物界都会为其同类的死去而悲伤，何况乎我们人类呢？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意识更重要的了，戕害残杀生命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和唾弃！然而文革之中，常识丧尽，基本的良知、善、爱被引诱着拿去作为模糊“更严重问题”的社会水泥，于是乎，人人自危，落井下石，处于普遍丧心病狂之中，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撕碎殆尽了。
关于人性，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写及非洲黑人被西班人贩卖为农奴之时，为了哪怕仅仅几份钱的蝇头小利，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出手转让。王蒙表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实中，往往是那些表面上平素最善良的人们一旦伤害起别人来则是最狠*和防不胜防的，那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来说，那些对其造成致命伤害的却是那些往常和她在一起涮锅洗碗的婆婆姨娘们。邓晓芒提及：“人们没有想到，世界上最残暴的兽行往往是以纯真和幼稚的名义施行的，刽子手们脸上总是挂着顽皮的微笑。”而刘小枫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是太高了，人应该跪在上帝面前请罪，然中国人相反，人可以参天地，赞育化，可以参与上帝的工作，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这样从社会和人性两个层面，也就不难理解小凯十年牢狱之灾以及出狱后在社科院所受到的恶意和冷遇了。
二、小凯的一生然而，人的潜意识存在一种属于抗死基因的“木乃伊情节”(安德烈·巴赞)——“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也即人类有生命意识及其表现——有复制、延伸自身的冲动。人在某种程度上，自打呱呱坠地、脱离母体的那一刻起，都或多或少的在寻找它精神上父亲和母亲，抑或宗教上意义上的圣父和母亲，因为脱离母体，也便意味着自个儿去面对外在的陌生世界，走向孤独和冰冷了。而这方面，小凯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是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他研究经济科学却走向了施洗的圣像、受难的十字架——晚年皈依信奉了耶稣基督。
悲痛铸就伟大，厄运孕育奇迹。古今多少人度过了其辛酸的童年、孤独的青年，方得以终成一番境界。出于对命运不公的悲愤以及担心自己会很快死去的恐惧构成了霍布斯所说的人类的“唯一激情”，他们的那种对被他人认同的动力和理解的欲望使得他们能尤为出色。因此，对于很多伟大的领袖和商界巨头而言，其内驱力十分简单而又饱含酸辛：年幼之时失去亲人。创作与创新便是他们驱逐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文字已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王成*，a)。闻一多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戴着脚镣在跳舞，只有蹩足的作家才会讨厌脚镣的碍事。而这对于十几岁便开始坐牢待十年出狱后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母亲早已因受尽折磨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而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菲莉斯·西尔夫曼说，有半数以上的英国首相经历过早年丧父或丧母这种悲惨的境遇，而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克利夫兰和克林顿等也有过父母早逝的切肤之痛。这样的企业家当中，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特纳、麦考、全球有线通信公司的温尼可、Domino比萨饼连锁店的创始人托马斯·莫纳汉等。学术界也证实了这一内驱力的存在，据新罗谢尔大学的死亡问题学家肯尼斯·多卡研究表明：父母的早逝除了给子女带来不幸以外，还极大地促使他们去抗争命运。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罗尼卡·得内斯－拉格对失去父母的儿童行为研究后则认为：“这些类似于罗素那样的四岁时便父母双亡的孩子们，认为他们也会过早的死去。他们中一些人异常的努力，十分自信；另一些则会想‘反正我都快要死了，何必再另外自寻烦恼呢？’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非常的少。”(布鲁克，)“就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兀然而立，直指天际，我站立着，不留下一丝阴影，只有原鸽在我枝丫上筑巢。”每当读起克尔凯戈尔的这句，我便总会想起安徽和陕西两省境内各自都有的的一座“天柱”之山——耸然塔立、绝凌挺拔、擎天而上、高插云霞，想必人世间也定会有如此类似于自然界之景观奇特吧。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民族品格的形成进程为：思想家产生思想——社会精英接受思想并上升为理论——通过各种活动（经济，*治，文艺活动等）——形成社会文化——影响民族品格。“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也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发展程度并非全部个人发展程度的平均值，而是往往体现在最优秀的几个人身上，同样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认为“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或者沉溺于四平八稳的凡尘俗世的贯常生活，或者潜心于通透空灵的绝对虔诚的宗教生活。克尔凯戈尔又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一种的语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于是，选择了动荡和流亡、漂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