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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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月7日，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作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方面的创见而两获诺奖提名。但不止于此，他对于现实中国改革问题的独到分析，更是深深启发国内学界，至今仍富有思考价值。
记者：杨哲宇杜珂
10年前，杨小凯，这位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英年早逝。学术同仁和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杨小凯的曾激荡国内外学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如超边际分析和“后发劣势”，还有他对于自由与共和的思考，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洞察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是杨小凯当年的忘年交。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依然在不懈地传播市场经济的常识。日前，他入选英国著名杂志Prospect发起评选的“世界思想家”。那么，在他看来，杨小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今日如何认识杨小凯的学术思想？
7月7日，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他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房里，财新记者采访了茅于轼，聆听这位老人谈杨小凯、谈市场、谈改革之路。
学术思想上的忘年交
财新记者：你与杨小凯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茅于轼：他放出监狱的时候环境很糟糕。他凭本事考上了社科院计量经济技术所，攻读数量经济学。但是，在那儿，他孤掌难鸣。人家讲的是传统的*治经济学，他讲的是现代经济学。所以，他觉得很寂寞。他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并入狱十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个人。、年左右，我们有一次在会上见了面，一谈，投机得不得了，好像发现了自己。从此，他就跟我特别多的来往，我就逐渐了解他的成就，他的为人。
那个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择优分配原理，这是数理经济的内容。那时候，很少人看得懂，但是杨小凯看懂了。他对我说，你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每个字我都看了。他写的很多文章我也每个字都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效用理论，效用是现代经济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治经济学里头没有的。我看了他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非常受启发。收获当然还有不少，比如，分析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是小凯教我的。
财新记者：后来他在社科院怀才不遇，离开了北京，那你们怎样保持学术联系呢？
茅于轼：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赏识他，他就到武大去了。一个“无名小卒”就开始给研究生讲授数理经济学。此后，他偶然到北京来，每回都到我家来。他最喜欢的是看我的书架，看我新买了些什么书。他羡慕地说，“你在北京真好，能买到这些书，我就在武汉买不到。”我说，“没关系，你说你要哪几本，你先拿走，我可以补充嘛。”他不好意思，爱翻阅，却没有拿走过我的书。那时候我看的书都是数学方面的书，数理经济的书很少，买不着，但我那时候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一直专攻数学。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初步》，他说，这本书要出版，让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所有的计算都核算一遍，只发现了两三个错误。这本书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同一年，小凯又出版了一本《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也由我从头到尾校订一遍，因为里头数学太多了，一般人看不懂。
年，我也到美国去了，到他家作客，认识了小凯的夫人吴小娟，当时他们还只有一个女儿。我和小凯聊得非常投机，我跟他在思想、在学术观点上非常亲密。他在普林斯顿，我在哈佛，离得也不算远，坐火车四个多小时。我每回到纽约去，他都坐一个小时的车来看我。有时候我就到普林斯顿去看他。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那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他不大会享受生活，天天钻在经济学里头，很枯燥的一个人。有一次，我到普林斯顿去，小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那我们去逛超市去吧。这是小凯是头一次去逛超市。他爱人和小孩从来不逛超市。所以那天他们全家都特别高兴。小娟那天在超市穿了戴耳环的耳朵眼。可惜耳朵眼没维护好，又长没了。去澳大利亚后重穿的。
我觉得他后来患病，跟他的生活方式也有有一些关系，太不会休息，不大会找乐子。我到澳大利亚去，到他墨尔本的家里。那时，小凯刚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做的学术报告非常成功，高兴得不得了。我趁这个机会又跟他们说，我们到超市去吧。我记得还买了一个小首饰送给吴小娟。小娟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人送过我这种东西。”杨小凯的精力完全放在学术上了。
财新记者：据您观察他，一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茅于轼：工作十几个小时。
财新记者：他也不锻炼身体？
茅于轼：得病后，他才开始醒悟到这些事，他就尽量享受生活，但是，那时候我也跟他没有什么接触了。我回到北京，他留在澳大利亚。
他确有资格获诺奖
财新记者：学术界谈到杨小凯，都推崇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理论突破在什么地方，究竟对经济运转有什么作用？
茅于轼：这需要从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讲起。这是非线性规划的一个基本课题，简单地说，几个部门要分配一种资源，比如说电，这个人要用，那个人也要用，那么，电怎么分配才合理呢？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电，土地、资本、劳动力，一切生产要素都可用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它的数学基础是拉氏乘数法，但这个方法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解（分配的量，必须是大于零的）；超出这个范围（如果等于零，即分配量为零），它解决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该不该用电，从前让医生、工程师种地，我的理论可以让既有的一群人分配任务时最有效率，但这些人是否应该来种地呢？这是我的最优分配原理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杨小凯解决了这个问题。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在数学上不就是等边际收益吗？
茅于轼：超边际的解是可以边际收益不相等的，因为它的定义域不一样，定义域更大，它的解可以为零。而我研究的解的定义域大于0的问题，小于0的我不会解。
财新记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高度评论杨小凯，认为他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也是基于超边际分析来肯定他吗？
茅于轼：我不太清楚布坎南对他怎么评价的。根据我自己的独立判断，小凯是有资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了分工的问题，他不但解决了生产的分工，也解决了消费的分工。亚当·斯密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指出了分工提高了效率，但是，那是一种叙述，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小凯的一大贡献，是继承和进一步阐释了劳动分工思想，并用数学严格的来证明。
简单地提劳动创造价值是有缺陷的。只有在市场条件下，它才能创造价值，像刚才讲的，让医生放弃了好多病人，去种地，这能创造价值吗？
财新记者：在分工方面，斯密和杨小凯中间就是空白吗？
茅于轼：几乎是空白。当然，小凯在论文也引用别人关于分工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是更系统的、有开创性的。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分工并不是越细越好？因为有分工就要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把分工得到的好处抵消了。所以分工不是越细越好。
财新记者：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交易成本这个思维了？
茅于轼：对，而且受他启发，我把这个思想写到我的书里头。
财新记者：当时你们知道制度经济学里面的这个基本思想吗？
茅于轼：不知道。你想，科斯得诺贝尔奖是年，小凯去美国是年。在当时的国内，我们没有条件读到科斯的著作。
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
财新记者：杨小凯跟林毅夫教授曾有争论，就是有关“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后发劣势”还明显吗，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怎么看待杨小凯当年提出的这个警示？
茅于轼：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但角度不同。后发优势是明显的。别人发明那么多东西，飞机、火车到计算机、电视，我们拿来就用。在管理制度上，拿来的成果也是数不清的，人代会、法院、证监会、银监会、大学、律师，这些制度全都是进口的。这就是后发优势，你不得不承认。
但是，小凯讲“后发劣势”，也是对的。你把后发优势用完以后，就得自己创造了，而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为自己很成功，理解不到进一步创新的必要性，就会影响进一步发展。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就反映了两种思维吗？
印度、埃及、菲律宾这些国家，没有成功利用后发优势，而中国利用了。在印度，交通非常落后，总停电，几十年没有多少改进。而中国的高速公路短时间内就变成总里程全球第一了，我们电力基本不缺。中国有一个强*府，一看这个不够，马上就补充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弱*府看到了短缺，但毫无办法。
但是，现在中国缺什么已难以看清了。许多地方建开发区，盖起来之后变成“*城”，那说明你看错了。很多高速公路也没有车走，纯粹是赔钱，变成*绩工程了。这时候，要特别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问题推进改革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半年多了，你怎样评价改革的进展？
茅于轼：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不错的，这一届*府在经济方面不是外行，但是，改革碰到的几个大问题，都涉及*治。一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涉及公有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国企，里头的利益冲突太大了。金融改革的进展很慢。金融改革的基本问题是，要有私人的银行，有竞争，光是国有的天下是没有竞争的，肯定搞不好。但是，开放私有银行，在技术上挺复杂的，因为银行需要监管。开三家五家不起作用，得开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谁来监管呢。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想好。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改革又困难重重。
茅于轼：怎么才能改动呢？出了问题甚至危机就改动了。一般讲，改革的好时机是顺利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了才改。
要提倡自由思想
财新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现在也讲创新也要靠人才。今后，怎样让杨小凯这样的天才能在自己的祖国展现才华呢？
茅于轼：中国绝对不是没有人才，为了让他们充分成长，展现才华，一定要提倡自由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搞改革开放，得益于一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强调实践。我们不是生活在口号里，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大家吃不饱穿不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必须改革才有出路。这就解放了思想。下一轮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鼓励创新。
衡量市场经济好坏的标准是人权保护
财新记者：杨小凯强调好的市场经济中，强调共和的作用。你觉得对中国当下的意义大不大？
茅于轼：现在全世界只剩下极少数国家搞计划经济，95%以上都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这么多的国家，市场经济确实有好有坏，可以说从最差的到最发达国家，等于是个连续谱。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是人权保护的好坏，是不是没有特权，实现真正的平等。美国也是有特权的，人跟人的区别，一个是财富的区别，一个是权力的区别。问题是，以权力管社会，对它也要有监督，不让它乱来，这是很难做到。中国的人权一方面讲比过去明显改善，但距离建成一个法治社会，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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