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十周年，再度引发中国国内纪念反思热潮，FT中文网亦持续推出专题讨论。本期文章是社会学家高柏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解析杨小凯的贡献，提供一种经济学之外的思维与视角。
今年纪念杨小凯的活动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辩论。令笔者有些不解的是，辩论的焦点并不是关于杨小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而是关于他作为思想家看中国现实时的观点（具体可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这样一场辩论不仅凸显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也凸显杨小凯本人陷入的悖论：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是，虽然众人都怀念这位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同事和朋友，但是对他的学术贡献却不便作深入的讨论，因为杨小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挑战他们自己信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同样，笔者认为，虽然杨小凯在理论方面敢于挑战主流经济学，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创造力，但是在分析中国的实践时，他却没有侧重于应用自己发展出来的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反而倾向于使用诸如“后发劣势”和“宪*论”这样一些更体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两个悖论凑在一起的结果是，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却只被当成思想家来纪念和谈论。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人谈到要回归到斯密。在回归到斯密之前，不妨先回归到杨小凯，看看他在经济学理论上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这些贡献对理解中国的实践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在技术层面用数学手段把斯密被人遗忘的分工思想形式化了。我倒是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把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中国的经济学界，除了个别文章，似乎一直在回避讨论杨小凯对经济学这一重要贡献，以及这个贡献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在这次FT中文网《杨小凯专题》中，笔者以为，除了华生的文章《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强调了杨小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这一主要贡献，其余争论多是杨小凯议论过的一些边缘东西。难道许多人谈论杨小凯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提出过后发劣势的观点或者宪*论吗？难道杨小凯挖掘出来的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观点，不正是对李嘉图开创的并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并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比较优势理论构成直接的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