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读书笔记。
中文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非“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对性视而不见”的一群女权主义者，而他们论述的主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包括物的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转移给他人。而这些劳动之所以称为无偿劳动，是因为在较长的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之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此即再生产费用的分配问题。各国*策不一，大体分为两种：
（1）公共化选项，例如北欧等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她谈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认为其育儿公共化并非男女平等的*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策”，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
（2）市场化选项，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如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是“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上述诸选项，日本都无法实现。（1）日本无力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2）日本的大众社会特点即是“全民中产阶级”，这使其无法选择市场化这一选项；（3）亚洲型解决方式也愈加艰难，这导致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为艰辛的。同时，不少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选择了辞职，这就导致了就业曲线呈现出M字型，而这种育儿期中断工作的选择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她把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并指出其结构性困境。随着改开和市场化推进，中国由公共化选项调头转向了市场化选项，女性就业愈发艰难而出现称为专职主妇的选项。二者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贫富差距较大，而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待遇与移民劳动者并无差异。
第一部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有且仅有三个方向：
（1）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因此，阶级统治消亡后女性相应获得解放，女性解放被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对女性而言，革命承诺“解放”，但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此外，“性”这一独立变量问题理论化迫在眉睫。其反题是：
（2）激进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女性通过“阴茎崇拜”将劣等性内化，并被编入“性统治”之下。阐明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呈现“父权制”这一历史形态。把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家庭”，这种分割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现状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1]
（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把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称为“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是“父权制资本主义”（既非阶级统治一元论也非性统治一元论）上野千鹤子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们的第一身份是女权主义者，其行为绝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的应用，而是女权主义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
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不包含近代主义式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如自由派女性解放思想。“女人也是人”的认知让女性解放迈出第一步，女权主义运动是从近代人权思想中找到立论之本，近代诞生的“人”概念既是女权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上野进一步指出，“女性的权利”究竟是解放的思想，还是解放的理论？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主张获得“女性的权利”，但并未阐明实现此“公正”的社会机制，它缺乏对“压迫机制”的理论性分析。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性或革命过程中男性的背叛（反动），女性解放需要比它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解放的理论缺乏解放的思想（似乎反了），只能回到启蒙思想或者社会运动实践中去。上野批评了近代女权主义者的两个问题，并强调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
（1）女权主义者进步史观。划分“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并主张启蒙变革落后思想的女权主义者进步史观；她们落入的陷阱在于缺乏对于为何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么“纯粹的真理”的内在性分析，结果进行的是以“启蒙”为名、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式的劳动”。
（2）实践性救助型活动。批评忙于实践而无暇顾及理论。但如果不知晓被侵犯的内在原因，援助运动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上野写道：曾经通过运动而救助弱者的活动家们，将自己放在“加害—被害”这一结构的“旁观者”的位置，建立崇高的女权主义理想，并不断创造理想的高峰。这种缺乏理论的思想，只不过是自身的执念和信仰。
第二章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也就是马克思将家庭看作“自然的过程”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马克思把性别分工看作自然分工，与同时代人共享了“自然”的女性观，这是市场局限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者假设，市场这个社会领域可以覆盖整个社会空间；但实际上它是以“外部”环境为前提并依存于“外部”环境的。女权主义者则主张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
家庭拥护论和家庭主妇赞美论者认为，家庭领域相对于市场领域是独立且不相关的，家庭是阶级甚至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解放区”。上野认为市场及其“外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野把市场外部/家庭看作再生产制度。“家庭承载着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是劳动力市场的终端，承担着人的投入和产出。”以父权制形式组成权利和义务关系。市场及其“外部”的关系对应关系如下：
（1）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再生产关系；
（2）社会领域：公/私；
（3）统治形态：阶级统治/性统治；
（4）历史形态：市场/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小家庭；
（5）统筹原理：市场原理/俄狄浦斯情结；
（6）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弗洛伊德理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暂且认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社会理论并存，并认为二者是辩证关系，即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补充。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非忠诚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承认在性统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并以此为出发点；但由于近代家庭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又有其有效性。
第三章家务劳动论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家务劳动”，后者是“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家务劳动没有被市场化，其具体条件是私人的。“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别是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界限”。不过这界限是不断变动的，由市场“把某种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决定。这一概念的形成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亦是劳动”。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爱”和“母性”是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是以爱之名的劳动。上野接着考察了日本和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并指出家务劳动概念阐释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妇女的物质基础。以及，探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限度，即忽略了（而非无法适用）女性和家庭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了父权制、再生产和意识形态概念，并用以解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父权制。
在“家庭主妇”身份形成前“家务劳动”就已经存在，且“家庭主妇”相对于“家务劳动”是独立的存在，仅表示“户主之妻”这一身份地位，家务劳动本是保姆佣人妈妈的劳动而非家庭主妇必须亲力亲为的。进一步，“家庭主妇”的身份意味着“自主性”“女性领域”中拥有能够行使决断指挥监督的权力，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家庭”领域的形成和女性在此领域握有主导权（其实是隔离）成为家庭女权主义提高女性地位的目标。“家庭性”的形成使女性靠着性别隔离找到逃脱男性权力的“庇护所”或创造出“女性王国”，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成为“家庭主妇”对很多女性还意味着阶级晋升。但之后，家庭主妇开始从事家务活动，“家庭主妇劳动”跟“家务劳动”同义化，家庭主妇的地位失去特权性并将其大众化。
第四章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上野认为父权制的核心在于性统治中存在“物质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因此，废除父权制意味着改变其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上野反对把家庭视为“爱的共同体”或私人的“神圣领域”，认为这是深化而非现实，而把家庭看作权利与资源分配不均的个体集合。由此家庭成员被分摊的压迫性的劳动被视为核心问题（女性、未婚不婚的男性等）。她提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即父权制是固有生产方式，家务劳动由家庭主妇无偿劳动承担，劳动被男性占有，女性作为受剥削集团成为性阶级。但被质疑：一是一个社会经济构成体重是否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原理相异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是否真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占有的物质基础，三是“性阶级”概念问题，道菲的观点实际上是尽管女性之中存在着阶级差，但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共同面临性阶级利害问题。
作为无偿劳动的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占有，女性则从劳动中自我异化（无论是否有异化感）,生产之外的分配不均。上野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并未瓦解而是改变并重组了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与之携手共创利益。工业化非将家庭置换成市场，只是改变了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女性—阶级”论，即资产阶级的妻子并非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给女权主义的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即女性解放的目标是争取“女性阶层的解放”而非个别女性的解放。女权主义运动最初议题即把作为阶层的女性组织为阶级并建立其主体，而作为阶层的女性被迫承担家务劳动这一无偿劳动正是该阶级组成的物质基础。据此，她认为家务劳动对女权主义而言是*治议题的第一要义。
第六章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上野认为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没有成功将“再生产劳动”概念化。她批评了科沃德和萨克斯的观点，认为她们都把家庭和性别划为经济活动，即在物质生产的语境中展开论述，家庭和性被还原为与“生产方式”相关的问题，生产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被忽略。相应地，她们的要求则是应当合理评价女性生产劳动的贡献，这陷入了生产一元论。但女性不仅仅是生产者，通常也是再生产者。在她看来，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无一例外地将父权制仅仅定义为某种“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将性统治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生产）劳动的占有”，这是一种生产至上主义。但女性作为生产者却并未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归入父权制领域，这正是由于女性是“再生产者”造成的。
上野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式，或者说再生产方式独立于生产方式。“再生产”有三种不同含义：（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2）劳动力的再生产；（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基于父权制是再生产方式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有两种做法：
1.取（1）的含义，如阿尔都塞，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视之为位于“上层建筑”之上的自律领域。巴雷特深受阿尔都塞影响，认为父权制如果拥有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自律性，那么它就应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道菲批评她，压迫性生产关系中的再生产里存在着“物质基础”，这种对性压迫的“唯物论式分析”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辩证性。巴雷特认为道菲为经济（还原）主义，但回应似是而非。
2.取（3）的含义，如梅亚苏。他把（物质）生产与（人类的）再生产区分开。亲属关系结构是两种生产方式未分化的综合体，二者的强制分离源于市场社会这一历史条件。亲属关系由不对称的性和世代（年龄）的变量组合而成，广义上的父权制就是将权力分配给年长男性的体制。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和年轻人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女性这一再生产分娩的再生产物即孩子的占有（如通过种籽和聘金决定女性的分配以及孩子的分配和归属）。如此，父权制自然与父系氏族制相独立，“年长男性统治”（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贯穿了历史。在这种父权制一元论中，性和年龄的变量决定了生产、再生产综合体的方式，再生产包括了生产（这相比于市场统治一元论中再生产属于生产是另一种极端的理想类型），扩大了父权制论述范围的有效性。
上野认为，“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无须坚持何者的一元论，两种从属结构都是可能的。以往基于二者相互矛盾的假说，把女性是劣等生产者的原因解释为他们主要是再生产者；通过将“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的概念分离使用，上野认为女性成为二流生产者仅存在于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无法兼得的关系之中。她指出再生产与生产不必然是冲突的，一来人们并非在最大限度的生存线至上竭尽全力勤于生产活动。二来只有当再生产被按照性别分配给女性时，对女性而言再生产才会与生产相互冲突。三来再生产比生产更重要的社会中（如女王统治的非洲酋长国），女性的再生产力只会提高女性地位而不会使其降低。
第六章再生产的*治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