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双十一，我在一个app平台花掉块，买了一年的会员，我用细碎的时间听课，希望学有所得。以下为中国人民大学聂华辉教授的《契约经济学35讲》札记。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问题，二是寻找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经说过：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乃是我们认为的社会科学。言下之意是，“你戴什么样的眼镜，你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经济学的目标是，让稀缺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公理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在不同文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压倒一切，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公理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必须在各种选择之间做出取舍，各种文明因为生存而博弈。经济学告诉你的第一条规则是：根据成本收益法进行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做一件事情付出的成本，就是你放弃的另一件事情所带来的收益。因此，经济学上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经济学告诉你的第二条规则是：每个人在做选择时，必须考虑他人的选择。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地生活，而是生活在一个互动的社会里。你的选择会影响别人的选择，别人的选择也会影响你的选择。从理想的角度讲，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行善，而不是作恶。但是，如果其他人都行善，那么作恶的人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好处，而且还不受任何惩罚。于是，哪怕行善是对大家都有利的策略，也不会有人选择行善，而是竞相选择作恶。但如果大家全都选择作恶，这个社会就没法变好，整体的结果就最糟糕。然而，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明知集体选择的结果是最糟糕的，每个人仍然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所以，走出“囚徒困境”，才能可以实现人类的合作。《合作的进化》RobertAxelrod著、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什么是契约？契约（contract），是当事人之间关于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世界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制度和法律，本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商品买卖是一种契约，买家付出金钱，卖家提供合格商品，彼此不能欺诈；雇佣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一种契约，“拿谁的碗，就服谁管”；债务是借贷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债主有权在约定时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婚姻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彼此之间负有忠诚义务；村规民约是一种契约，大家共同遵守集体制定的游戏规则；国家和《宪法》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契约，公民通过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来换取全社会的总体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社会契约论》（DuContratSocial）一切皆契约。比如，口罩就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暗含了*府有责任为普通居民提供健康保障的一种隐性契约，还体现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博弈。什么是契约理论？契约理论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然后通过设计各种机制和制度，来解决契约失灵问题。所谓的契约失灵，就是契约因为违约、再谈判、敲竹杠等原因无法实施了。在真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契约都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夸张地说，人类80%的悲剧都源于信息不对称。因此，契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说帮助我们在信息不对称下做出最优决策。第一类叫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前，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真实类型。例如，买水果之前你不知道有没有打农药，买股票之前你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恋爱结婚前你不了解对方的人品如何。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有时会导致“好的东西反而竞争不过坏的东西”，即“逆向选择”问题。例如，如果上市公司做假账粉饰自己的业绩，从而股价升高，就会导致更多的上市公司做假账，那么如实披露业绩的公司反而会股价下跌，甚至被迫退市。第二类叫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后，一方向另一方隐瞒自己的真实行为。例如，向你借钱的人可能去投资，也可能去*博，你雇佣的员工上班时间会偷懒或者干私活，你的几个同事可能合谋侵占公司的财产。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问题。还有一种叫第三方信息不对称，就是双方当事人都知道的信息，但是没法向第三方证实。例如，你骑自行车时路过一个倒地的老太太，你知道没有撞倒她，老太太也知道你没有撞倒她，但是当时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人作证。如果老太太一口咬定就是你撞倒了她，你怎么办？又比如，你和别人签订了买卖合同，或者你到某个地方投资办厂，明明是对方违约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向作为第三方的法院证明，你怎么办？契约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何解决？设计一种最优机制，让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主动或者被动地披露他所掌握的私人信息。问题是，当事人为什么愿意披露信息呢？因为，在最优机制设计下，披露信息对他是有好处的，对另一方也是有好处的。这种将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机制，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听上去合格率已经很高了，但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千分之一的死亡率虽然很低，但是对于那个倒霉的人来说，那就是%。因此，*方要求厂家的合格率必须达到%，但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经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后来，巴顿将*改变了产品检查制度。每次厂家交货前，巴顿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这项制度，把厂家负责人的生命和产品质量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结果，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你看，一项巧妙的制度，因为搞对了激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可以挽救很多宝贵的生命。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读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读书本身并不会提高你的智商，因为智商往往是天生的。首先，你需要权衡一下读书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经济学的独门秘籍。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交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同时，你还要考虑到读书的努力成本跟你的聪明程度有关。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自认为聪明的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进一步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这个博弈的结果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还有人开玩笑说，“再从博士读到博士后，从博士后读到烈士为止”。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直到有一部分最聪明的人终于成功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出来，这场拼智商的游戏才会结束。“分离均衡”与“混同均衡”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再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总不能读个没完没了，对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比如IQ超过）为了和很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博士；那些很聪明的人为了与一般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以此类推，最后，不太聪明的人就没必要去读书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证明自己。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看来，能力强的人需要投入资源去主动证明自己，而能力差的人只能等着被别人证明。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临界点：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也就是说，多读书并没有用，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比如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做“混同均衡”（pollingequilibrium），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混在一起，公司在事后仍然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为何“有时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甚至做博士后，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了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孔子说得好，过犹不及啊！什么是棘轮效应？棘轮是一种单向旋转的齿轮，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这样就可以把东西固定住。哈佛大学教授威茨曼借用这个比喻，来分析动态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我们从长期的角度考虑激励机制。芝加哥大学教授普伦德加斯特认为，马屁精还是有用的，关键是看领导怎么用。这就好比一把菜刀，它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高明的领导，善于用制度来驾驭人性，而不是纵容人性的弱点。既然主观绩效考核容易产生错误，让很多人不踏实干活，把心思全用来向领导献媚，那是不是就应该通过制度的完善，为所有员工都尽量设定客观的绩效考核标准呢？真实世界中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客观标准失效。因为除了个体的努力，工作结果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员工的业绩与努力水平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一一对应。比如，在淡季时餐馆的生意不好，服务员可以偷懒，并把顾客的减少归咎于外部因素；在节假日旺季时，生意很好，服务员还是可以偷懒，因为反正客流量很大，无论是否努力业绩都不会差。这时候，如果引入主观考核，比如领班或店长根据自己的观察给服务员的态度和表现打分，就能避免服务员偷懒或者甩锅。哪怕服务员为了讨好领导而拼命表现甚至拍马屁，可能评价结果依然比只看客观指标更符合实际情况。在主观绩效考核下，为了获得领导的好感，员工必须努力去收集信息或者做出业绩，来证明领导的判断是对的、领导是英明的。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主观绩效考核能够激发员工付出努力，减少偷懒。如果领导的判断是对的，那么讨好领导对提高团队的整体利益是有帮助的，这也是马屁精在组织中的正面作用。一个设计巧妙的机制胜过一堆文件。通过人才招聘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家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设计某种激励机制进行信息甄别的要点。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的参与人（如应聘者）设计不同的“契约套餐”。这些套餐通常表现为不同的组合，例如报酬-风险组合、价格-数量组合，并且不同套餐之间不能留下“套利”空间。如果人参和萝卜一个价格，你就永远买不到真正的人参（不信你去试试）。第二，要让每个参与人甘愿选择适合自己真实类型的契约套餐。如果参与人撒谎或者冒充别的类型，他会得不偿失。要把真正的高手甄别出来，就是要让高手不愿意选择普通人的契约，而普通人也不愿意选择高手的契约。如果实现了这种效果，我们就说做到了“激励相容”。有一次某地发生了自然灾害，乾隆皇帝派和珅去当地赈灾，官府当场熬粥发放给灾民。当时灾民人数特别多，现场一片混乱。关键时刻，和珅抓了一把沙子掺到白米粥里，很多“灾民”一看，马上就走掉了，然后剩下的灾民继续排队领粥。电商日益普及，很多人都直接在网店上买衣服，不再去实体店了。服装店看不到顾客的形象，也没法跟顾客套话，那么服装店该如何进行信息甄别呢？答案是，它会利用价格和数量两种工具，将商品分成不同档次的套餐。比如，你买的服装总价越高，折扣越多，超过一定金额还可以包邮；总价越低，折扣越少。这种基于消费金额的价格优惠，其实就是一种信息甄别方法，经济学上叫“二级价格歧视”。采取这种甄别方法，商家根本不需要了解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因为你的购买行为就会自动暴露你的类型。在网店的信息甄别过程中，买东西越多的顾客，享受的折扣也就越多，这也表示商家让利越多。虽然商家对买了很多商品的顾客让利，但是商家照样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到钱。让利不是让出所有利润，而是少赚一点。这少赚的一点，就是商家为了让这些人说真话付出的信息租金。如果有一种机制，能够将很多低消费顾客的微小订单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订单，那么一样可以享受到量大从优的价格折扣。这样的机制其实就是“拼多多”。“奖励悖论”第一个要点是，我们应该区分两种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所谓“动机”，就是人们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或者目的是什么，或者说要满足什么需求。所谓的内在动机，是指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自愿去做某件事情的动机。比如，荣誉感、正义感，或者追求道德高尚，都是内在动机。所谓的外在动机，是指当事人需要外部奖励才去做某件事情的动机。比如，我们为了养家糊口去工作，或者为了挣钱去上班，都是外在动机。从逻辑上讲，只有理解了人的需求，才能理解人的行为，最后才能通过*策或制度改善人的行为，从而提高社会总福利。第二个要点是，依赖于金钱报酬的外在动机有时会破坏内在动机，社会心理学家称为“动机挤出理论”。第三个要点是，即便对于外在动机而言，金钱报酬与努力水平也不是单调正相关的。所谓单调正相关，就是金钱报酬越高，努力水平也越高。两位经济学家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做的一个有趣实验。两位经济学家找了个大学生，随机分成4个小组，每组回答50个智商测试的问题，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可以得到块钱的固定报酬。第一组大学生，除了固定报酬，答题没有任何额外报酬；第二组大学生，每答对一个问题，还可以额外得到2毛钱；第三组大学生，每答对一个问题，可以多得2块钱；第四组大学生，每答对一个问题，可以多得6块钱。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小组，第一组无偿回答，其它三组的金钱奖励逐步加码。大家猜猜哪一组答对的比例最高？结果是，无偿回答问题的第一组答对了28个问题，第二组答对了23个，第三组和第四组都答对了34个。两位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金钱报酬与工作业绩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些人做事根本不看重金钱，一些人做事非常看重金钱。因此，你要让别人努力做事，要么干脆不给钱，要么就按市场标准给足钱，千万不要只给很少的一点钱。揭露当事人类型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信号发射，就是当事人通过某种独特的行为——比如考上好大学，这就证明自己是比较聪明的人；另一种是信息甄别，就是老板通过设计不同的契约让员工选择——比如是拿固定工资，还是拿销售提成，胆子大、能力强的员工就会选择拿提成，而胆子小、能力弱的员工会选择拿固定工资。但是，前面的分析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静态的、短期的，双方之间是一次性博弈。但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通常是动态的、多次重复的。一旦我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重复博弈，一些静态条件下成立的结论在重复博弈下可能是错的。在重复博弈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声誉（reputation）机制了解一个人的品德。所谓的声誉，就是名声、口碑。我们不知道一个陌生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的部分行为来判断他的人品。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可能是好人；如果我们看到他做了无数件好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绝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件坏事，那他肯定是一个坏人。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我们只能通过行为来推测人品。因此，“好人好事”其实是一种建立好声誉的办法。有了声誉机制，好人会经常做好事，因为好人需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有趣的是，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因为坏人希望通过做好事来掩盖自己的类型。在契约理论中，一个人同时承担多项任务的情境，被称为“多任务代理问题”，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复杂版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一个员工同时承担两项任务，然后分四种情况来讨论最优激励机制。第一种情况，两项任务都可以考核，但它们是相互冲突的。例如，一个餐厅的服务员既要提高点台率，又要降低成本。点台率可以通过计算每天每张餐桌的客人数量来衡量，而每桌饭菜的成本可以通过后台电脑直接查询到，都是容易考核的任务。问题是，这两项任务是相互冲突的：提高点台率就意味着要给客人打折，免费赠送小菜或者小礼品，但这显然会增加餐厅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板要同时考核两项任务，又不分配每项任务的权重，就会让服务员无所适从，并且不管顾及哪头，注定都难以完成考核任务。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除非明确规定权重，否则不应该将两项容易考核但又相互冲突的任务分配给同一个人。第二种情况，一项任务容易考核，另一项任务不容易考核，并且两者是相互冲突的。这是最常见的。例如，一个交警既要处罚违章车辆，又要维护交通秩序。处罚违章是很容易考核的，只要数一下一个交警每个月开了多少罚单，扣了多少分，罚了多少款就行了。但是，维护交通秩序却很难考核，因为交通拥堵可能是因为下雨，也可能是因为上下班高峰时期，还可能是因为临时出了交通事故，这些因素都是不可预见的，几乎跟交警的个人努力无关。另一方面，一个交警每天的精力是有限的，处理违章的时间多了，维护交通秩序的时间就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管部门对两项任务都进行高强度奖励，那么理性的交警一定会把主要精力用在交通罚款上，而忽视维护交通秩序这项重要任务。用契约理论的话来说，当事人会在两项任务之间套利，从而导致激励扭曲。那怎么办呢？此时，应该降低对两项任务的激励强度，尤其是降低对容易考核任务的提成比例或奖金水平，这样会引导当事人尽量兼顾两种任务，从而减少激励扭曲。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不容易考核的任务至关重要，那么就应该将激励强度降到最低，或者干脆实行固定工资。由此，我们得到第二个结论：如果当事人承担的两项任务是相互冲突的，并且其中一项是不容易考核的，那么应该降低容易考核任务的激励强度；在极端情况下，固定工资制度反而比奖励制度更有效。第三种情况，两项任务是相互补充的。例如，一个销售员通常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提高销售额，二是维护客户关系，包括定期拜访老客户。前者很容易考核，后者就不容易考核了，因为客户的满意度往往是主观的。这两项任务是相互补充的，因为老客户越满意，回头客就越多，销售额就越高，相反开发新客户往往更辛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客户满意度难以衡量也不要紧，只要公司加大销售的提成力度，销售员为了提高业绩自然会努力维护客户关系。于是，我们得到第三个结论：如果当事人承担的两项任务是相互补充的，那么只需要提高容易考核任务的激励强度。第四种情况，两项任务中本职工作难以考核，而非本职工作又难以监督。例如，一个公司的行*文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接打电话、复印文件、安排会议，但是她也可能上班时间开网店、网购或者写小说。显然，其本职工作难以量化考核，非本职工作对公司没有帮助并且难以监督。那怎么办呢？契约理论认为，一个次优的办法是，直接禁止员工上班从事非本职工作，例如上班要按时打卡，办公电脑里禁止安装无关软件，外出活动要严格请假。相反，像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销售员、软件工程师这类人，其本职工作很容易考核，就没有必要限制其外部活动。因此，普通文员上班当然要打卡，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司老板上班要打卡？最后，我们得到第四个结论：如果两项任务中本职工作难以考核，而非本职工作又难以监督，那么应该限制当事人的非本职工作。“科斯猜想”所谓的边际成本，就是企业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额外付出的成本，大家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平均成本。根据经济学原理，对于企业来说，以垄断价格销售产品才能实现最高利润，而按边际成本定价只能获得零利润，因为价格和成本刚好抵消了。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愿意将产品按边际成本出售。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的厂商，为什么要放弃高额的垄断利润，只按边际成本定价呢？对于耐用品来说，垄断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重复博弈的契约关系。垄断厂商向消费者出售产品之后，消费者也可以在二手市场上不断出售购买的商品，这意味着垄断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变成了重复博弈的竞争关系。请注意，竞争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相反，对于快消品来说，消费者用完商品之后，双方的买卖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因此消费者就跟厂商没有任何契约关系，它是一次性博弈。因为博弈结构不同，所以博弈结果也不相同。哈特认为，契约是一种“参照点”（referencepoint）。签约之后，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得到了契约当初规定的权利或利益，或者说他得到了公平对待，那么他就会按照契约的实质精神，好好配合对方履行契约；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契约当初规定的权利或利益，或者说没有得到公平对待，那么他就会采取一些“投机”（shade）行为，包括背后捣乱、推卸责任、敷衍了事以及报复对方。行为经济学认为，让对方遭受损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己的心理损失。也就是说，“损人”某种程度上是“利己”的！哈特教授对契约的理解，考虑了人们的心理感受，从而解释公平、平等这些人们非常看重的价值观念。在参照点理论看来，当事人并不是机械地履行契约，而是根据自己的心理感受来决定履约的方式，并影响履约的结果。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将契约看作一根“绳子”，用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那么行为经济学则将契约看作一把“尺子”，用来衡量当事人的公平感受。三思方起步，百折不回头！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