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以“内循环为主体”，为何外需与内需的“剪刀差”仍在扩大？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激活“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将是“内循环”需求侧的核心驱动所在。年前11个月我国累计出口商品规模为16.13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为35.14万亿，出口占内需的百分比达到45.9%。若按照内循环下，出口转内销的假设，则我国国内商品的供应或将大幅增加，这需要我国国内消费与内需亦相应大幅增加。
然而，理论与现实往往是存在差异的，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各类经济*策中出现最高频的词汇，但*策落地的效果仿佛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1）从历史数据来看，尽管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一直在提升，但我国消费率的提升并不能够说明消费内生动力的增强，而更多的可能是投资的增速快速下滑导致的“被动式”提升。相对于历史相同阶段的发达国家，我国修正后的消费率仍较国际水平偏低，内需依然相对薄弱：以人均GDP（年美元不变价）划分发展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68%，修正后约50.68%，仍远低于韩国的60.40%及日本的59.12%。
2）从今年疫情以来新的变化看，尽管我国是全球所有国家中疫情防控做的最好，经济恢复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策上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出了更加着重的强调。然而，无论是上半年疫情爆发下全球需求的萎缩亦或是下半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修复，内需与外需的“剪刀差”却均在持续扩大中：
在今年上半年的疫情爆发阶段，尽管我国早在3月份就已经率先控制住疫情，此时欧美还在快速爆发的“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今年上半年以来内需的萎缩速度似乎比出口外需的萎缩速度要来得更快。以疫情前的数据来看，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增速为8.44%，远大于商品出口增速0.13%，这或许说明我国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明显强于外需市场。但从疫情后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消费市场萎缩11.76%，萎缩速度明显快于商品出口的-6.21%。
在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阶段，尽管我国经济年中后早已全面恢复，而欧美虽然逐步开始复工复产但疫情新增数量不断反复，然而，今年下半年出口的速度却远远强于国内消费的恢复，越来越成为驱动本轮中国经济向上的核心力量。我国外贸进出口值在下半年以来持续超预期增长，11月出口增速新高为19%，出口规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2%。而消费市场增速恢复相对较慢，10月份社零增速为4.3%（去年同期7.2%），前10个月国内消费市场仅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3.16%。
02
日韩经验：十年收入分配改革，中产阶层占比40%是“内需拐点”形成的重要条件实际上我国消费率与内需的长期低于预期不是偶然的。纵观全球各国发展历程，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的追赶都要经历从生产型、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这其中，能否成功实现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决定了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能否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分化，扩大中产阶层数量，进而提升全社会消费率。
从经济学原理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效应，同样1元钱分配给穷人能够带动的消费要远远大于富人；从各国实际转型经验看，拉美与日韩则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一度也曾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未及时进行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改革，使得广大社会底层民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深陷“发展痛苦”之中，最终经济增长也难以维系；而日、韩在迈向发达国家的历程中，则通过长达十年的收入分配改革，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通过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居住、医疗等救助，以及一系列减税、降费等措施，降低其负担，使得这一时期中产阶层扩大，最终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形成全社会消费率趋势上行的拐点。
1）日本60年代经验：在年，日本出台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实质内容有二：一是通过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来保证稳定的消费需求；二是通过引导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善和升级，使得国内生产能力发生蜕变，不但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变化，而且保持了出口的长期竞争力，解决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外需问题。日本投资率由升转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1万国际元左右，意味着进入“*金时代”。
2）韩国70年代经验：对于韩国而言，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的《最低工资法》，通过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提供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医疗等救助，同时采取一系列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措施，使得消费率持续上升。当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国际元以上，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形成。此时中产阶层社会已经形成，城市化已经完成。
通过上述措施，日本上世纪70年代社会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意识：即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提高至1亿。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报告，、80年代日本中产阶层占比为48.1%，中产阶层社会已经形成。对于韩国而言，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据韩国企划财*部数据年韩国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19.6％，年达到29%，年为38.5%，年为43.7%。
也就是说，让高边际消费倾向的群体在收入分配的调整中成功跻身为中产阶层，使得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占全社会比重由不足20%达到40%，是日韩经济转型与消费率提升的重要经验。
03
制约我国内需的重要“天花板”：贫富分化下，“打工人”的低收入与中产阶层“缺位”与日、韩等国历史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或更加剧烈，这恐怕是我国消费率和内需长期难以趋势性提振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角度看，与日本长达40年的战后增长期相比，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的市场化经济的起步较晚，造成人均资本与财富积累增速曲线更加“陡峭”，私有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左右快速增长至年的%。不可复制的“*金二十年”的中国特殊发展历程造就了-75年间出生的“富裕的世代”：在其年轻时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WTO全球化及房地产，是中国的富裕阶层的主力。同时，由于这部分“富裕世代”已经当前已逐步进入退休周期，其子女多为95后及00后的年轻一代，本身可享受较大的家庭财富的传承。这种财富传承效应加剧了年轻世代内部的贫富差距，像是从出生便存在天然的鸿沟，“先富带动后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异化为“先富带动后代富”。
从横向的国际对比来看，我国的贫富分化的水平也或在高位。年中国人均GDP与日本年水平相当，但中国基尼系数为0.（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数据显示，考虑到隐性收入等因素，认为实际基尼系数或超0.6），远高于日本年的0.34。这造成了我国社会收入结构始终呈现低收入人群占比相对较高，而最富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或中产阶层占比始终偏低。
同时，我们以智联招聘和新浪财经中全国10余个核心城市最新工资收入数据来看，年多数核心城市“打工人”月工资平均数普遍是中位数的一倍左右，平均数与中位数相对较大的差距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之间收入分化较大。从中位数看，十余个核心城市“打工人”月工资中位数普遍不足元。而上述城市的二手房房价中位数则普遍在-万元以上。另外，这也与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所反映的网民收入情况是一致的：全国约72.4%的网民月收入不足元，占比高达72.4%。
（年11月8日“打工人”被《青年文摘》评选为“十大网络热词”。“打工人”指的是在城市的上班族，多为成年人在职场竞争和生活重担双重压力下自嘲的称呼）
事实上，这种不同人群间贫富分化加剧后对消费的影响——多数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与少数富裕人群对应的高端消费持续高景气的分化，在消费品中微观数据中，特别是今年疫情以来，亦体现得较为明显：
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等进行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年国民年均休闲消费（旅游、体育运动、网络直播等休闲娱乐服务支出）为元，其中，11.8%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元，但44.4%的人一年休闲消费开支在元及以下。事实上，也与上文中提到的，国内内需相对外需“剪刀差”疫情后的进一步加剧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在经济受到重创的年，BCG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全年消费却或实现20%至30%的增长。麦肯锡中国发布基于银联奢侈品交易数据做参考的《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显示：-18年，中国个人奢侈品消费市场全球占比从12%提升至35%，七年中全球奢侈品超过50%的增长都来自中国。
这种分化甚至在细分消费品内部亦体现得淋漓尽致，以白酒为例：茅台等高端白酒不仅在今年量价齐升，成为资本市场最强的主线，但今年以来，茅台为代表的高端白酒与牛栏山为代表的大众白酒之间的景气度却出现分化，上半年茅台净利润依旧保持8%的增长，牛栏山净利润增速下滑至-10%。这种高端品与大众品消费景气的差异的背后是居民财富的分化。
总之，与日韩等国消费率拐点形成的历史的同期相比，我国贫富分化更加严峻，低收入群体占比更加庞大，而内需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占比却只有相关国家同期的一半左右（约为不到20%，这一数据我们后文将详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下，但由于特殊的发展阶段和过去不完善的分配制度，多数劳动者分享到的财富“蛋糕”较为有限，故其无能力进一步扩大消费，是制约消费率提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04过去三年的收入分配改革：为何资本市场对“精准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