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古拉斯·戴维森NicholasDavidson（英）
译者：禅心云起
来源：私产公号（ID：ilovereason）
本文共计字数，阅读约需要14-17分钟。
一、解读罗马衰亡罗马帝国的衰亡仍然是史上最大未解谜团之一。[注：20世纪前对罗马衰落的自由主义解释强调*治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因素。近代连自由主义解释也变得罕见了，且大多数解释都未能揭示这种衰退的各种经济、*治和社会方面的关联性。主要例外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他在《人的行动》（HumanAction(ThirdRevisedEdition；HenryRegneryCo.，)，pp.-）中勾勒出了与我类似的解释。劳伦斯·里德的论文《罗马衰亡和当代的类似情况》（“TheFallofRomeandModernParallels，”TheFreeman.November，pp.-）总体上和我观点接近。]罗马从籍籍无名到主宰古典世界，最后差不多成为文明本身的代名词。然而，若干世纪之后，疾病、饥荒和贫瘠导致了它的人口锐减，惊惶失措的幸存者在野蛮征服者的刀剑下纷纷引颈就戮。这是为什么呢？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谜题。然而，在他六卷本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的结尾，只见到最模棱两可的答案，其余一无所获。吉本希望通过解开罗马帝国衰落之谜，探索现代欧洲文明是否会受到类似命运的威胁。正因为这个谜团仍未解开，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依然是该领域的标准著作——在大多数作品出版后几年内就会变得过时的历史学领域，这是一种独特的情况。尽管享有盛名，从一定程度上说，吉本勤奋有余而灵感不足，他的作品重复冗赘，注重叙事而缺乏思想：在少数灵光乍现的时刻，的确是英语用法的试金石，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来源，但绝不是把事情分析得清晰透彻的典范。在对罗马衰落的研究结束时，吉本得出结论说，现代文明不同于罗马，它过于复杂而不会衰落，但他没有充分说明这种复杂性的条件可能是什么。吉本的含糊其辞，引发了一连串看似无穷无尽的替代解释。在回顾了同样的一般证据之后，学者们得出了最漫无边际也往往是最附会牵强的结论。一个典型实例是沃尔班克（F.W.Walbank）关于罗马衰落的描述：《可怕的革命》（TheAwfulRevolution）。尽管他的叙述结构优雅，事实可靠，但他的结论却不怎么令人信服。沃尔班克认为，罗马衰亡的教训可以在当下指导我们。“在吸取了这场‘可怕革命’的教训后，我们可以更有利地把我们的激情和精力用于改正我们自己社会的错误。”按沃尔班克所说，这些“教训”是什么呢？他详细描述了罗马国家的强制性经济行为，然后下结论说，“事实证明，私营企业本身无法胜任养活平民的任务。”罗马衰亡是由于*府计划不周造成的。他写道，我们必须“为了全社会的人民努力规划现代社会的资源。”每一个加速罗马衰落的错误*府行为——家庭*策、产业*策、工资和价格管制等，都被沃尔班克这样学识渊博的学者拿出来得意地炫耀，作为现代社会弊病的补救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一位历史学家有多么博学，他对于过去社会经济事件的结论，只有在他充分理解掌握了经济理论时才是可靠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于*府*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最好的古典学者一直生活在充满幻想的有害气氛之中。正是在最臻于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左派的天真幼稚病才造成了最严重的影响，比如在英国，过去50年里许多顶尖历史学家都是极左色彩；在美国，左派和新*思想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嘲笑自由市场并不显得天真无知。要更好地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就必须妥当处理罗马人面前问题的普遍性。罗马所面对的不幸决不会比它之前和之后其他社会所面对的要严重。*治动荡、内战、入侵、瘟疫、饥荒以及古典世界的所有其他灾难，在所有社会包括现代和早期现代欧洲历史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为什么在17世纪，未见英国亡于瘟疫和内乱，也未见荷兰毁于反复入侵？罗马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都经历了所有这些灾难，包括入侵、占领、内战和野蛮人不断的压力。这一切通常被用来解释罗马帝国衰落的因素，但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它公元一世纪的鼎盛时期，在它完全统治了古典世界的时候，罗马的文化和经济会出现一个急剧的、最终是致命的衰落？二、古地中海的自由市场古典文明是一种中产阶级文明。它站在之前几百年开始的漫长民主化进程的巅峰。一般来说，贵族首先推翻了国王。他们建立起了寡头垄断制，接着又被更占上风的中产阶级所颠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贸易的巨大发展为这种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古希腊人来说，商业的核心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找到一个不需要进口任何东西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回答说，“不可能。”贸易扩张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富裕。贵族价值标准中的两个——财富价值和*事价值——同时传递给了中产阶级。在这些有益品质的基础上，中产阶级寻求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文化和*治影响力，并在许多情况下如愿。到了公元5世纪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雅典，中上阶层地位大致相当于年后的英国中上阶层或年后的法国中上阶层，成为社会的文化核心。如果希腊人、腓尼基人及其迦太基后裔，作为商人取得了彻底的成功，他们在*治上的努力，就不那么成功了。他们尝试了各种形式的*府，但从未战胜过*治不稳定的幽灵。但是，希腊世界的*治动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好处。古地中海分裂的世界构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市场。各国都在追逐自身的利益、彼此竞争，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持久优势。在这种环境底下，商业蓬勃发展。地中海盆地人口和财富急剧增加。[注：参阅韦斯特曼（Westermann）：“在希腊世界，从大约公元前年起，我们看到各城市发展起来，伴随着工业广泛扩张和遥远希腊城邦之间的跨海贸易，从数量上说，这在全球都是史无前例的。”]罗马一点点蚕食了古地中海诸国，如马赛、锡拉丘兹、迦太基、雅典和埃及。兼并的好处起初似乎是巨大的。长期困扰希腊世界的战争和海盗活动都被镇压了下去。简单地说，世界体验到了和平与秩序，并能够扩大其基础设施。古典世界的人口和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国家本身承载着自我毁灭的原则。三、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集体主义贯穿其史，罗马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界定为各共同体的属性特征。在共和国时期（公元前年至公元前27年），这些实体达到了某种平衡，因此，没有一家实体能够完全支配任何其他实体，国家对于个人的权力，虽然原则上是绝对的，实际上是有限的。一个元老院统治阶级，一个“贵族”或骑士阶层，以及一个平民阶层的独特公民实体，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分享着权力。罗马共和国，进一步分解为有影响力的大家庭，体现了平衡和团结的强有力原则。在共和国后期，这些中介实体的权力遭到了侵蚀，尽管通过征服获得的国家总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一系列敌对将领之间的内战之后，其中一名将领尤利乌斯·凯撒（JuliusCaesar）成了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任者奥古斯都（Augustus）建立了罗马帝国。在接下来四百年里，这个帝国逐渐取消了所有中介实体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和国统治下维持罗马自由的共同权利原则，却被用来破坏帝国治下的古典文明本身。尤利乌斯·凯撒（JuliusCaesar）早在共和国晚期，这种实践就已经开始了，结果证明在帝国时期是致命的。社会功能逐渐成为排他性阶级的特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一样受到限制。根据公元前年的一项法律，元老院元老被禁止拥有货船。这部法律迫使罗马上层阶级投资土地而不是商业。由于进入元老院等级正在成为一种成功的特权，其结果是禁止成功人士从事贸易。西塞罗将贸易描述为一种可鄙的职业，配不上一个受尊敬的人，这正是罗马人不尊重贸易的特征。“我们谴责关税征收员和高利贷者的可憎职业，以及非熟练工卑劣的工作（…）零售商的生意同样是下贱的，原因就是，除非他不诚实，否则他不可能成功（…）技工的工作也是有辱人格的，一间工坊一点也不崇高（…）”只有从商界退休才能使一名商人合法化。西塞罗接着说，“如果商人感到自己赚到的钱足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感到满足，只有在他从海洋回到港口，又离开港口踏入庄园的那一刻，我认为，他才配得上最大的尊重。”西塞罗（Cicero）被法律和习俗禁止从事商业活动，上层阶级试图通过限制他人的商业机会来维持自身的特权。马其顿矿井已经关闭，意大利矿井实际上也关闭了，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民的下层阶级本身也不能幸免于这种诱惑。在共和国晚期，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粮食中大部分被国家以进一步补贴的价格转售，给市场造成了更进一步的严重破坏。其中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了罗马下层阶级。为了寻求民众支持，蛊惑人心的*客们扩大了有资格获得这些配给的人群。几十万罗马人获得了免费谷物特权。与此同时，比贸易更受鄙视的金融业仍然裹足不前。在整个罗马时代，人们连续不断地尝试以立法来规定利率：有时是4%，有时是8%。有一段时间，贷款利息被完全禁止了，导致了出乎意料的情况，贷款资金供应突然枯竭了。由于适应不断变化经济条件的手段被摒弃，希腊化世界的银行体系遭到破坏；最终完全消失了。这些*策抑制了贷款资金的供应，反而导致了他们本打算压低的过高利率。再加上繁重的税收，国家农业和财**策的最终结果，就是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帝国最初被征服的部分地区是最早贫困化的地区。甚至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罗马的*策就已经摧毁了富饶的西西里岛，这里以前是意大利的粮仓，实际上结束了意大利半岛本身的粮食种植。繁荣兴旺的古希腊小亚细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衰落。[注：吹制玻璃生产中心——一项主要的工业——逐渐从西顿和亚历山大迁往坎帕尼亚，接着搬到高卢，然后转移到莱茵河边陲的科隆，换句话说，从帝国最开化的地区到最野蛮的地区，在意大利，农业和工业活动很早就下降了。]农业荒漠——肥沃但抛荒的农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罗马，直到它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随之而来的城市失业和农村人口减少相结合，使罗马困在一个永远无解的两难窘境。光罗马城本身就消耗了太多的粮食。在帝国统治时期，罗马每年的粮食补贴消费量可能超过1万蒲式耳。维持免费粮食供应所需的国家开支造成了对财*收入的永久性需求，只要罗马是一个攻无不克的大国，把古典世界的积累资本聚集在一起，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注：艾马德（Aymard）和奥博耶（Auboyer）强调了罗马城市前所未有的资本集中]，但随着征服时代的结束和税收取代掠夺成为国家收入的来源，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税款都是由那些生计遭到税收破坏的农民支付的。同样，国家对粮食供应的拨付必然会阻碍有效私营市场的发展。所有这些趋势都在帝国治下加速，在一个日益专制的皇帝和官僚机构的统治下，官僚机构无情地扩张，直到实际上与社会本身合二为一。1.早期帝国衰落的开端共和国晚期是一段长期*治不稳定的时期----其特点是暴民暴力、*治暗杀和间歇性的内战。参与*治的代价往往是死于暴力。尤利乌斯·凯撒遇刺只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治谋杀案。然而，尽管经历了这场动荡，罗马的总财富和权力仍在不断增长，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成立。就在罗马战胜古典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一刻，中央集权的各种力量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其全部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结果，古典世界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动力停滞不前，然后发生了逆转。吉本的史书开始于帝国的第二个世纪，也就是安敦尼时代。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吉本很后悔没从更早的时候开始着笔。事实上，从帝国一开端，衰落的种子就种下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繁盛期非常短暂，仅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在*府干预的压力下，几乎从一开始，贸易、农业、文学、艺术和个人自由就显而易见地衰退了，这也是古典时代作者们忧心忡忡的常见原因。罗马经济在公元一世纪中叶达到顶峰，此后开始衰退。这种情况的一个症状是，制成品的长途贸易在一世纪期间明显下降。经济的衰退稳步加速，从未停止过，直到整个古典文明陷入一片混乱。2.快速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减少。在乡下，农民继续抛荒土地，即使和自由民竞争的奴隶人口，也随着征服时代的退潮而减少。共和国最后一代和帝国第一代作家，在文学上设立了光彩夺目和难以匹敌的标准。西塞罗和维吉尔有许许多多崇拜者，但后来者再也没能达到其水准，因为教育已经成了照搬学舌。皇帝，权力越来越不受限制，通过迫害反对他们的文人，甚至干脆加以杀害，加速了这一趋势。在肖像艺术中，有一个可以马上留意到的衰退。高雅艺术，曾为众人所拥有，现在日益成为宫廷独享的特权。希腊人的科学动力实际上已经消失了，除了一些孤立的例外，比如内科医生盖伦（Galen）——甚至连他也可能更像一个编纂者而不是原创者。因此，公元一世纪，罗马辉煌的顶点，就是使古典文明成为充满成就的伟大时代的那些因素迅速而逐步衰落的故事。3.“安敦尼*金时代”到公元一世纪末，鼎盛时期已过，衰落正式开始。社会各方面的停滞与*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有关。社会工程被大规模地尝试。国家无情地扩张，侵入商业、工业和私人的生活领域。*府几乎垄断了以前的私营或混合部门，如矿场和采石场。帝国的许多卑微居民，成了国家的直接雇员。与此同时，官僚机构不断膨胀，要求在国家支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人口减少变得普遍。这个问题不仅限于贫困农民。许多古典文明所依赖的城市中上层阶级，似乎已经形成了灾难性的低出生率。一如既往，罗马*府的反应是制定强制性立法。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颁布了详尽法律来惩罚未婚者和无子女人士。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这些法律经常得到重申。*府尝试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无论是填补新征服的土地，补充最近人口减少的土地，还是作为*治*策。“离散移居”（Diaspora）开始作为一个典型的罗马行*行为。为了让不断缩小的税基适应不断增长的支出，*府开始采取有意识的通货膨胀，使货币一次又一次贬值，还尝试一连串限制工资和物价的措施。与此同时，瘟疫袭击了帝国。即使在罗马繁荣时期，饥荒的幽灵也从未被完全驱散。无需太多推测：一个被贫穷和饥饿削弱的人口也就自然更容易受到疾病的蹂躏。这场毁灭了罗马世界的瘟疫，似乎对帝国边缘的野蛮人群没有什么持久的影响。到公元年所谓“安敦尼*金时代”结束时，罗马世界变得更脆弱、更贫穷、人口更稀少，而且在某些关键方面，也不如一世纪中叶那样文明了。然而，没有任何一股外力强大到足以阻止并扭转古典文明的进步，在过去六百年间，古典文明的进步只是越来越强劲的。无论是*治混乱还是不负责任的统治，都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公元96年到公元年之间，在“五贤帝”的连续统治下，这种衰落变得至为明显，他们在那个时代广受赞誉，并在近几个世纪被推荐为欧洲君主和*治家的启蒙典范。事实上，他们中最好的皇帝，如马库斯·奥勒留（MarcusAurelius），尽人力所能及地接近于实现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王”。尽管他们都一样认真负责、忧国忧民和努力操劳，安敦尼王朝似乎只是加剧了他们社会的问题。马库斯·奥勒留（MarcusAurelius）正是在这一时期，罗马停止对外扩张，转而向内收敛，罗马开始遭受野蛮人的入侵，而先前它还肆无忌惮地扩张到了这些野蛮人的土地上。4.五十帝时代逐步削弱罗马帝国力量的问题，在年至年严重的*治不稳定期间恶化。在这半个世纪里，几乎每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于非命。随着帝国民事体系的瓦解，*队取得了强势地位，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与共和国晚期一样，罗马世界再次遭受内战蹂躏——但这一次不再会有复兴。这种混乱状态直到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罗马皇帝）就任后才结束。戴克里先是柏拉图模式中的另一位“哲人王”，一位既强势又谨慎的君主，对权力鸦片如此免疫，以至于仍然精力充沛的他，选择在晚年自愿退休。戴克里先的*策旨在为帝国注入新的活力，但实际上却确保了帝国的垮台。5.戴克里先“改革”后的罗马世界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队主宰着社会；*士形成了世袭等级制度；儿子必须继承父辈的职业；商业完全受特权行会的控制。在这个世界里，物质和道德进步缓慢或停滞不前，而贫穷、饥馑和疾病无处不在。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只能凸显多数人的苦难和倒退。这样的景象唤起了我们对中世纪世界的许多记忆；但它同样甚至更适用于戴克里先筑就并得到康斯坦丁及其继承者巩固的社会。事实上，与帝国晚期社会相比，中世纪晚期是自由和快速发展的圣地。到了帝国晚期，古典世界的奴隶制不再盛行。但奴隶制只是被其他形式的不自由所取代。帝国晚期，技术上自由的农民，即佃农（colonus），与后来几个世纪的农奴（serf）是无法区分的。像中世纪农奴一样，罗马佃农欠地主一定比例的收成，有义务服一定天数的免费劳役，被强制定居在地主领地内。佃农在法律上依附于土地。此外，他们很可能被税收压垮，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被债务所奴役。一个逃离土地并被重新抓获的佃农，会像奴隶一样戴着镣铐被送回来。左派修辞已经深入到现代意识中，以至于我们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压迫不仅降临在农民身上，也降临在地主身上。农业税是按面积而不是产量来评估的，因此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农业税和收成好的年份一样高。此外，为了满足*府和*队日益增长的需求，帝国晚期的地主被迫支付日益繁重的实物税。和他们的佃户一样，地主在经济上也陷入了无能为力之中。戴克里先急进地扩大了行*部门。行*区数目增加了一倍有余，这就需要帝国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扩张。人们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在戴克里先统治罗马之前，罗马人受到了好还是坏的统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戴克里先之后，罗马人受到了更无孔不入的统治。这种新的国家活动很大部分明确地致力于镇压。在“贤帝”哈德良（Hadrian，-年）统治下，*粮官或“特务团”（frumentarii）已经成为一支秘密国家警察部队。在一个告密者网络有协助下，这支秘密警察在后来帝国的行*管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务团”（frumentarii）随着行*部门扩大，*队也扩张了。一个双头*府结构建立了起来：各省*事当局和民*当局平行运转。*队人数大幅增加，从大约30万增加到50多万，尽管许多*事单位的质量似乎很差。当时的趋势是依靠野蛮人的辅助部队[注：最终*队中野蛮人的数量也变得比罗马人要多]。罗马公民在共和国以其典型的顽强性格赢得了帝国，现在却退化为软弱不可靠的士兵。贸易受到越来越巨细无遗的国家限制。这是迄今为止对于商业衰退最简单也最合理的解释。商业衰退始于公元一世纪，并在帝国剩余时间里稳步加速。远程贸易，古地中海文明的生命线，退化成了本地生产。与帝国以外的土地进行贸易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不同时期，*府禁止“葡萄酒、油、谷物、盐、武器、象牙和*金（…）的出口”。自一世纪以来，对外贸易就已经在下降，现在已经萎缩到几乎没有了。为了以日益萎缩的经济基础来应付日益增长的支出，国家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操纵手段。蓄意通货膨胀摧毁了货币。最终，货币变得毫无价值。过去一千年中，货币经济维持着商业活动，如今完全瓦解了。古典世界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即使是仍以商业交易中基本消失的硬币形式支付的税款，也常常变成以实物形式支付，大概是因为没有其他法子来收取这些税款。这些*团士兵最初得到报酬是为了购买食物和设备，现在他们得到食物和设备以代替报酬，一个极度扩张的国家供应系统就变得十分必要。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拥有为宫廷和*队提供物资的工厂制度。在戴克里先和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这个系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府直接经营着一个广泛的网络，包括羊毛和亚麻纺织厂、染料厂、刺绣工坊，可能还有靴子工厂。逃亡纺织工的庇护者会受到严厉惩罚，这在古典时代晚期的著名法典中经常得到阐述。一个*需品制造厂系统建立在*事部队上。每家工厂都像一个*团那样组织起来。工人像士兵一样编入行伍，也像士兵一样继承职业。为了防止脱逃，他们都被打上了烙印。*府铸币厂的工人也受到类似制度的约束，他们的手臂上也都打上了烙印。不该认为压迫的重担只落在农民和工匠身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在所有时期，古典文明的组织都建立在城邦及其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罗马市*官员或士绅（curiales）实际上是由罗马城镇中上层阶级组成的。在帝国统治下，士绅亲自负责管理他们的城市，并在财*上负责中央*府要求的税务征收。曾被视为声望和影响力源泉的地方职位，如今被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经济上的成功受到了直接惩罚，因为即使是相当微薄的财富，也会使其拥有者进入士绅的阶层，这种地位在晚期帝国实际上成为世袭的。与佃农和国营工厂工人一样，士绅也被剥夺了迁徙自由。如果他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城镇，他们在新的地点和先前的地点要承担双份的义务。士绅被禁止加入公务员队伍、*队、教会，甚至是国营工厂。一个表面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必须被禁止接受后一种工作，这相当于奴隶制，这一事实表明，这个阶级以及其理论上统治着的城镇，已经沉沦到了何等地步。在这部荒诞剧的最后一幕，提升到士绅地位开始成了一种刑事惩罚。商业组织的情况并不比市*当局好。和继承它的行会一样，罗马社团（collegium）也是同业协会和工会的混合体。自从共和国以来，商人和工匠们已经自我组织起成社团，但在帝国的统治下，这些组织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航运协会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起初，*府向航运商做出了让步；渐渐地，这些让步变成了要求。例如，克劳迪亚斯（Claudius，41-54年）统治下给航运商的税收优惠，后来成了他们在哈德良统治下就范的手段。总的趋势就是，社团成了国家控制的工具。社团体系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职业或地区，而是成为整个帝国的通用体系。所有行业都被纳入这个体系。成员被禁止改变职业。其继承人继承了同样的义务。在许多行业中，成员对行会内部的许多规定负有义务。然而，这种禁令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一名行外人可以娶面包师的女儿为妻——前提是他自己成为面包师。不难看出，禁止改变职业使得罗马经济不可能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作为接受国家对其生活控制的回报，人们得到了维持生计的东西——那些在饥荒、瘟疫、内乱和野蛮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罗马居民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救济的特殊受益者。共和国以来，除了发放免费的和补贴的粮食以外，其他食品项目也成了*府操心的对象。从20世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Severus，-年）开始，*府免费分发橄榄油。在下个世纪，猪肉配给成为标准。葡萄酒也是免费或以极低价格分发的。航运商、面包师和猪倌获得了官方职责，实际上成为国家的直接仆人。他们被迫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和价格购买、运输和出售商品。其结果对相关的贸易商可能是毁灭性的。例如，在公元5世纪初，航运商被迫运输国家货物，报酬是货物价值的1%——这显然无法覆盖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发现，针对投机倒把、非法交易、拖延怠工的严厉法律层出不穷。最终，社团成员，就像士绅阶层的一员那样，被当成了一种刑事惩罚——对于那些最终既不能为公众利益服务，也不能为个人利益服务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结局。在某些方面，这种混合经济比纯公有制更残酷。财产的占有仅仅使个人有义务为国家工作。从理论上讲，个人保留自己的财产，只是为了承担由此产生的沉重义务。财产，无论是面包店还是土地，都不能由其所有者自由转让。国家分配的补偿往往严重不足，负担是极其繁重的，而死亡是对妄图逃脱义务的惩罚。因此，早在公元年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下台之前，事实上古地中海的自由市场早被一个僵化冻结的社会所取代。拥有着秘密警察、打着烙印的劳动者和强制性的家庭立法，罗马成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四帝共治”时期的拙劣雕塑一旦戴克里先的改革落实，古典世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一个新的世界，即中世纪的世界开始了。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并非始于公元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洗劫，而是始于罗马*体的自我扼杀。一直在虎视眈眈的野蛮人踏入罗马国家自己创造的真空。这完全要怪它自己的破坏力，没有其他原因。四、古典世界的尽头在过去一代人中变得流行的，就是淡化罗马帝国衰落的灾难性后果，而强调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早期文明之间的连续性。有种说法，罗马并非灾难性衰落；古典文明元素一直延续到了以后几个世纪。这一图式只是部分正确。公元前年的罗马与奥古斯都时期非常不同。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古典文化和黑暗时代文化之间有一个重大断裂。但是，中断源头并不在于公元5世纪罗马遭洗劫和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而是在帝国头两个世纪，古地中海文明在罗马国家日益专制的统治下慢慢瓦解。到公元年戴克里先统治结束时，这一进程几乎肯定早就走上了不归路。与其说黑暗时代更“古典”，倒不如说罗马帝国比我们想象的更“中世纪”。[注：居于这个原因，一旦我们不再试图用“古典”的眼光去看待晚期的古典文化，开始用“中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它，它的氛围和美学就开始变得和中世纪吻合起来。]只有最不经意的道德相对主义，才能使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所代表的灾难有多么严重。对古典世界的人民来说，古典文明的毁灭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浩劫，在这一时期的贫穷堕落中，他们像蝼蚁一般死去。荒废农田的史料，还有城市规模萎缩的冰冷考古地图，其背后暗藏的是破碎的梦想和被毁的生计，念之使人伤心。幸存者们很高兴用自由来换取工作和面包，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受到管制的国有工厂里做打上烙印的劳工。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落下黑暗时代的帷幕落下，被遮蔽于其中的，是在东方瘫痪的和在西方崩溃的文明；货币毫无价值，贸易停滞不前；学问被人遗忘，农业遭到破坏；乡村抛荒废弃，城市杳无人烟，*事实力极度削弱，以至于一度好战的罗马人，在接二连三的日耳曼、阿拉伯和北欧入侵者的浪潮面前，只能战战兢兢。沉入贫穷、暴*和无知的深渊，接下来几个世纪，西方都无力再次崛起。分权格局下各贸易国城市中产阶级的重新出现，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这才结束了黑暗时代的贫困文化，并允许知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重新开始。在此之前，罗马帝国的残余，在野蛮人入侵、阿拉伯人和维京人征服、十字*东征、土耳其人和蒙古人蹂躏的轮番无情打击之下，进一步被撕成了碎片。五、罗马为何衰亡罗马从来不是一个民主或“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在共和国统治下，权力高度分散。在早期罗马国家中，执*官、元老院、护民官和部落集会都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对独立的各势力核心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权力集中在一个统治者及其直接下属手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共和国晚期，最终在帝国晚期达到终点。随着实体势力的各个核心遭到破坏，个人就裸露在了国家面前。罗马人无法把他们的*府限制在职能范围之内，是一个渐积渐累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权力收缩都变得更加困难。每一个新问题都由国家职能的扩张来解决。每一次这样的扩张，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府的管辖范围。除了增加国家权力之外，每一次新的干预都会产生一个选民阵营，直接的利己心使其反对建设性变革。各特权选民阵营跨越了各个社会阶级，从强迫关闭矿场以削弱商业中产阶级的元老院贵族，到拥有行会垄断权的航运商和贸易商，再到享有免费面包、葡萄酒和猪肉的罗马暴民。当这一进程在帝国末期达到了其合乎逻辑的结局时，一个共和国已经沦为了专制国家，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体，变成了萎靡不振和持续萎缩的*体，数以兆计的人口在繁荣中得到滋养，也就会有数以兆计的人口在饥荒、瘟疫和浩劫中遭到灭绝。结论从这次讨论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对于依赖贸易和制造业的复杂经济体来说，市场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它们并非源于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神秘实体，尽管罗马人精通战争和工程，但他们缺乏经济科学。其次，社会自杀并不是无自由的唯一可能结果。事实证明，希腊的东罗马由于其长期的商业传统，比起拉丁的西罗马，对国家专制主义更有抵抗力。企业丧失活力导致的结局不同：西方帝国走向了毁灭，东方帝国走向了长期停滞。被附属地所环绕的拜占庭帝国，延续了一千年。拜占庭人掌握了维持治安的艺术，上层不管有什么变化，都能使臣民牢牢处于控制之中。拜占庭由坚不可摧的城墙和“希腊火”（一种原始的凝固汽油弹）的秘密配方所保护，直到土耳其人于年用大炮粉碎了它的城墙，拜占庭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沦陷。但东罗马帝国并没有完全灭亡。它的治理原则和外交原则，北移到由罗斯维京人的领主建立的王国。在拜占庭被洗劫之后，其继任者伊凡三世，与东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的侄女结婚，并在莫斯科宣告一个“新罗马”。最后，爱德华·吉本提出的两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回答。任何受到罗马帝国同样束缚的社会，很快就会陷入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古典文明被肆无忌惮的中央集权所摧毁，在缺乏个人主义原则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变得不可抑制。现代文明之所以不会衰落，是因为它已经发现了与商业活力和个人自由密切相关的原则。反过来说，一旦那些忽视了西方古典文明自杀教训的人取得胜利，为新的野蛮人开辟道路，现代文明就会再次衰落。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