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与樊纲教授商榷
作者：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刘孟德（杜兰大学）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年第5期
摘要：樊纲教授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认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优势，并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难以用比较优势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虽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唯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
关键词：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
一、引言
樊纲教授最近发表了两篇关于发展经济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重要论文。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樊纲，）；另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樊纲，）。两篇论文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两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途径。按照樊纲教授的论述，这一悖论也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为落后而导致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6类“特征性问题”。为了破解“发展悖论”和这些“特征性问题”，樊纲教授的论文进一步指出，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意义上“增长要素”；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本土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要素”，其中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比较重要的两种“相对优势”。
樊纲教授的两篇重要文章，框架宏大，涉及很多问题。我们赞同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比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入手加以深化。再如，“经济结构取决于要素结构”。又如，“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最终是不可持久的”。还比如，“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不同意樊纲教授的另一些观点。比如，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仅仅等同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他在文章（樊纲，）中说：“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靠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的4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我们也逐渐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力就会耗尽，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所以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未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从而真正缩小差距的过程。所以，要解释中国最近20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
又如，樊纲教授在两篇文章中把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作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事情。比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些观点误解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现实含义，有必要加以澄清。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固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我们看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对应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只有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且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
这样的讨论虽涉及对这些概念内涵的界定，但并非纯然基于不同的内涵界定而展开的概念之争，而是关乎几十亿人口生活水平的重要问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Bank，），年全球低收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总人口分别为7亿、30亿和27亿，分别占全球总人口的9%、40%和35%。而且，即使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衡量的高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为数也不少，这是因为目前世界银行沿用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收入水平，在年为美元，仅相当于同年全球平均收入水平的1.1倍。年高收入行列经济体所有人口平均收入水平接近4.5万美元，如果我们以2.5万美元作为界限对高收入国家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那么，收入水平低于这个界限的高收入经济体有24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口也多达1.7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国家和人口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由这些数据可见，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发展机制”，是关乎65多亿人口生活水平的重大问题。
本文分6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说明比较优势既意味着同一时间点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横向比较，也意味着给定经济体自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第三部分介绍“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说明只有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否则其经济就不能以潜在的最高速度增长；第四部分围绕第三部分内容可能引发的一些疑问，进一步阐述“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落后国家快速发展对全球而言是正和而非零和博弈，这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发达国家形成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正确态度；最后是结论。
二、比较优势：既跨国横向比也跨时纵向比
比较优势所比较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有多种，比如物质资本、土地和矿产资源、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禀赋中，任意两种都有相对的比例，如物质资本相对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比例，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土地和矿产资源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这些比例就构成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些要素禀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
所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有两方面含义。一个是同一个时间点上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比如，年各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有高有低，美国高于中国的水平，中国高于印度的水平。另一个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人均资本水平有时高有时低，通常是现在比过去高，未来比现在高，中国年的水平高于年的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因特殊原因而导致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随时间推移而减少，比如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物质资本短期内大量灭失，或人口增速远超物质资本积累速度，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横向和纵向两种“比较”也就引申出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两方面内涵。从横向看，如果某时间点甲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高于乙国，那么前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就应该高于后者。纵向看，一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随时间推移而提高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也须相应提高。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进一步指出关于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两个含义。第一，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因为贸易理论而广为周知，决定着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但事实上同样决定着封闭经济条件下单个经济体合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的情形。比较优势所比较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刻画了一个经济体的预算约束和要素相对价格（LinandWang，）。密集使用相对丰裕从而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是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要求，是所有要素都能得以充分利用的必然要求。这可以说是经济学当中的铁律，无论分析对象是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这个规律都成立。第二，比较优势从来就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内在地要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须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提升而相应提高。
图1反映了中国和美国人均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从中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到目前为止的每个年份，中国人均物质资本均低于美国的水平。这意味着，如果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这些年份中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应该低于美国。这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二是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物质资本持续积累。这意味着，如果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中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应逐步提高。同理，由于美国人均物质资本也在逐步积累，美国如果顺应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应该逐步提高。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比美国快，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和美国均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各自经济的话，中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提高速度，应该比美国更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会逐步演变。越到发展的中后期，资本密集产业就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产业则越来越丧失比较优势。
但是，按照樊纲教授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是“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是这种竞争力只能存在于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按照这些表述，樊纲教授似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且只能是劳动密集产业，当这个国家人均资本积累、发展水平提高之后，如果发展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就不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了。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种看法是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和片面的理解，值得商榷。如果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全部含义仅仅是劳动力丰富、工资低的话，那么，就完全没必要大费周章引入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我们不否认发展中国家在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密集产业和产品上。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积累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而导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话，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彻底消失了，而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变化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将越来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早期所倚重的劳动密集产业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任何经济体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都有自己相应的比较优势，只不过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在有规律地变化。变化的规律是，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越高，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劳动密集度越低。
三、唯有比较优势战略才能顺利地
而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
上文介绍了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含义。发展中国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的就在于顺利且充分地释放自身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的含义，正如樊纲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就是“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就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通过国际交流，得以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个地方，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当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一些知识，取得较快的进步”。
这个“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的技术“外溢”过程，实际上就是相对落后国家模仿相对先进国家技术的过程。模仿过程中，相对落后国家无需像发达国家当初那样，在众多技术路线中试错，在众多技术上可行的产品中识别哪些商业价值更高。这样，通过模仿，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快速掌握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里积累的技术和成功的商业模式。而且，相对落后国家模仿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也会低于相对发达国家当初研发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关于后发优势的两个推论。横向看，某时点一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越落后，则前者所具有的后发优势越大。纵向看，一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如随着时间推移而缩小，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会相应缩小。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确如樊纲教授文章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并非完全割裂的，其共同点和内在紧密关系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都是潜在优势，除非通过系统的战略和*策加以利用，否则，两者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二是一个落后经济体和一个发达经济体之间，在人均资本拥有量刻画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越大，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也就越大。这也意味着，两个经济体之间如果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当，则两者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后发优势；反过来，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没有后发优势的话，它们的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差距。
除这两点外，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紧密关系的另一个更重要表现是，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地、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能。这是因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相适应，成本能够最小化，企业能够获得最大剩余，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整个社会的总资本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积累，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才能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提升，从而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攀升技术阶梯。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比如赶超战略之下，优先发展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超越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成本不能最小化，不能获得最大剩余，难以在竞争性市场中生存（LinandTan，；Lin，）。这种情况下，为发展这些超越整个社会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府必须予以保护和补贴，或授予它们垄断权，或提供低价资本、原材料和土地。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刺激了寻租、贪污和腐败。最终，整个社会资本积累速度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人均资本水平提升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该经济体攀登技术阶梯的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林毅夫，）。
由此可见，后发优势只有通过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而充分地释放出来，转化为推动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后发优势就仅仅是潜在的优势，无法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事实上，樊纲教授自己在论文中也指出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过去人们知道GDP只是一个表面的指标，所以需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