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大”论坛专题
年7月14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治学知识体系对话”召开。在“两校*治学科高端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以及两院的其他几位教授，围绕“中国*治学研究议程”“中国*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世界*治学研究议程”“世界*治研究的变迁”和“美国*治学学科建设及其对中国*治学学科发展的启示”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李瑞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行*的知识源头始于何处？国内多数教科书和研究成果普遍共识似乎是肇始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ion，年）。倘使以此为起点，行*的历史不过余年，学科的发展历程当然不如其他学科，知识体系尚未成熟，行*学在学术的严谨性上也就不如*治科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了。不过我们认为，行*的知识起源不应该只溯源威尔逊的“行*之研究”一文，而应根据各国历史发展和相关知识累积建构自身知识体系，以便保持传统与现代的连贯性。之所以提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历史较短，作为美国总统是从本国历史出发考虑的，倘若放到世界历史中，知识体系提炼和认识就大不一样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行*是研究*府事务或公共事务的学问，公共事务的历史亦不止是余年所能交代清楚，*府的演进昭昭于史册，累积公共行*的智识应该从古代*府的兴、革、败的史实切入，梳理历史上思想家对历代*府实践建构的知识；然后，建构起符合各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体系。
所谓知识就是被发现的主客观世界的规律。知识类型依据不同标准有很多划分，最常见的是划分为：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是通过实践过程总结出来的规律，而理论知识则是通过逻辑推演出的基本原理。所谓知识体系，就是结构化、系统化和逻辑化的知识。知识体系有三个特征：知识点的数量多，知识分支日趋细化，实践知识不断地被抽象为理论知识。一般而言，实践知识体系发展快于理论知识体系，实践知识具有时代的痕迹，理论知识常常是实践知识抽象的产物，而理论知识体系一旦形成就会长久地指导实践知识发展。
文明的维系需要知识体系支撑。中国*府文明逾越了千年历史，形成了自身的行*知识体系。这些知识既散落在中国各朝代的史书之中，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与《贞观*要》等，记录着帝王之功过、文武百官的臧否以及历代的典章制度；又长存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当*者的意识之中，成为日常行*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这些隐匿的行*知识才是中国公共行*最好的研究对象，不必去批判西方所言的当下行*理论的缺乏或学术的危机。在各学科均在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学科的知识进行历史系统的回顾，找到规律和出发点，提炼出知识体系是有实践和理论意义的。
—、中国古代“行*三分”知识体系形成
从知识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兴盛的是哲学思想和历史记录，并未有专门的行*知识体系。从实践知识来看，中国古代行*知识留存在各种记录文本之中，包括神话故事、经史子集和典章文稿等，都是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文本风格角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思想记录，如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和老子等思想大家的思想记录；第二类是中国各朝代的史书如《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贞观*要》等，对帝王之功过、文武百官的臧否以及历代的典章制度都是行*实践最好的知识记录；第三类是神话故事，如《山海经》《淮南子》《封神榜》等。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典章中，多数著作中将“行”和“*”分开使用。将“行”“*”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孟子》《大戴礼记》等书。并且，在这些文献中，“行*”多与“天子”相关，可以定义为“天子行*”。“天子行*”，主要解决“行*”的权力来源。天子行*的权力来源无非两个方面：一是上天赐予的，即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上天将皇帝视为自己的儿子，于是，天子行*实质上是上天的行*；二是来自以德服人，皇帝是天的代表，因此，皇帝处处要为民、为臣子示范。总体来看，天子行*本质上是一种*治活动，并不完全具有现代行*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社会事务增多，管理区域扩大，“天子”无法具体细管，必须将一部分事务分摊给朝内的臣子，由不同朝臣分工负责，就形成了“臣子行*”。“臣子行*”是指君王以外的圣贤、权臣“摄行*”或“行*”，即“行”王*、“行天子事”；换句话说，臣子是以天子的名义处理*务。从实际运作上看，天子在朝廷内设置诸多部门，每个部门负责一方面事务，尽管历朝历代中朝廷内部门设置不同，有几个部门是共有的，如民*、财*、兵*等。可以说，“臣子行*”的主要特征是“行*的部门”构造确立，推动了行*活动的组织化；同时，也昭示着行*组织体系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后来的史书中均有对各个朝代的部门设置状况的记载。事实上，行*组织出现和体系化是马克思所言的“行*是国家的组织活动”的载体。
社会事务管理是一项专业活动，需要一些行业技术和技巧，掌握这些专业和技巧的是胥吏。“胥吏”在今天可称为专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他们承担着文书、登记造册、统计、编制等各项专业性活动，也被称为“胥吏行*”。胥吏是古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实际收集者和掌控者”，因此，“胥吏行*”建立了行*的“信息体系”。胥吏(或幕僚）均会使用虚假数字呈报，不能革除他们，因为官员不习*事，不得不假手于这般书蠹，此外，因“胥吏”无法定薪金，完全依靠分享“官员”俸禄，致使胥吏腐败，欺上瞒下，凌辱百姓。
从理论知识来看，古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以“人”为焦点的行*知识体系。首先，遵循老子所确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准，确立了“行*三分制”的哲学底蕴。“天人合一”“天子生民”“天之立君”“官来于民，侍奉于君”，于是，由“天人合一”生产出了“民、君、官”三者之间的自然关系，也就沿袭了老子的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观。这个自然逻辑是中国古代以“人”为焦点的行*知识体系构建的起点，也是古代行*活动的基本原理。“民、君、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论述，但是，“天”的地位不会变，“天人合一”不会变，这也就确定了“人”是万物之灵，天人和谐。
其次，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是围绕着“三类人”构建起来的，即君王、子民、官吏(官臣和胥吏），建立起“行*三分制”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上，有君、臣、民三个完全不同的等级，君是国家的主宰，臣是执行君主命令的工具，民是供养君臣生存的被统治者。当然，他们承担了不同的义务。其中，君主被神化为上天在尘世的化身、凡间权威的源头，被认定为道德的典范，是*治安定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名义上，君权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子民是君王的依托，是国家*治统治的基础，民心向背是*治兴衰成败的根本原因，民生是行*活动的首要任务，安民、保民、通民、教民、养民、恤民是行*的基本内容。臣官是君主的代理人，君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厚爱和严管防治道德风险。从汉朝汉武帝起，中央官制有“内朝”(由宫廷侍从官组成）与“外朝”(由丞相百官组成）之分，其发展趋势是内朝不断地取代外朝，指挥国家的行*活动，以此保证外朝忠心君权。胥吏是庞大集权系统的真正执行者，是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人，是行*事务的理结者，他们又是官臣的依附者。
再次，中国古代行*知识体系确立了“人治行*”的基本原则。“人治行*”的基本特征是要处理好“两类人”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处理固然有制度上的规定，更多的则是依据原则而灵活调整。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大家和君王均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君、臣、吏、民”之间的关系，形成不同朝代和不同时期的行*原则。归纳起来，尊君、重民、厚官、治吏是贯穿于中国古代行*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古代行*知识体系的核心命题，还是中国传统行*知识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其中，尊君是前提，是统揽全局的行*原则；重民是尊君原则的补充，也是行*管理的指导思想；厚官，是尊君原则的延伸，也是行*管理的基本着力点；治吏则是实行尊君、重民、厚官等行*目标的途径。
最后，中国古代行*知识体系突出了以“品位”为基础的官职知识。中国古代形成了完整的官职结构，有关官职的知识充盈于古代经史子集之中。中国古代官职体系是以“品位”为基础的，强调资历，突出忠诚。古代中国官职管理，不仅形成了以科举制为制度的官员考录制度，而且形成了以俸禄为生活保障的薪酬制度，还构建了一系列逐级晋升和破格提拔相结合的升迁制度，并配以服饰、坐骑等象征物品彰显其身份。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官职体系是“人治行*”的主干，是中国古代*权体系得以运转的基本力量。
二、中国近代“行*三分”知识体系成长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府抛弃了古代中国“人”为中心的“行*三分”知识体系，重构了统治权力结构，采取了“行*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种治权结构，其中，行*权由行*院行使。中华民国时期的行*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二是西方著作翻译引进。其中，“三民主义”思想是中华民国*权体系建立的指导纲领，也是五种治权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总体而言，近代中国行*知识体系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中国近代行*知识的初始点是“两种力量分开”。孙中山先生认为，*治之中包含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权，另一种是治权。这两种力量一种是管理*府的力量，另一种是*府自身的力量。*府自身是有力量来治理人民的，但是人民必恐慌*府有如此大力量，因为人民自身也是有“管理*府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府的威力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由此观之，人民的权力与*府的权力实在是不断地在均衡状态之下，这里自然有一种均衡的作用。
其次，“万能*府观”是近代中国行*知识的基石。“三民主义”意味着要建立一个万能*府。“万能*府”是西方国家*权建设中所惧怕的，而恰恰是中国所需要的。人民之所以不担心“万能*府”伤害到人民，那是因为有民权主义约束*府。在宪*时期，人民有四种*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种*权会制约“万能*府”，即四大民权管理*府的五个治权。“万能*府”之所以需要，是“三民主义”思想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
最后，“行*三联制”是近代中国行*知识建构的原理之一。所谓“行*三联制”是指计划、执行和考核三者联结在一起，它是“三民主义”中“万能*府建立的道理”，亦即“行*的道理”。“行*三联制”的主要目的在使计划(设计）、执行与考核各自负其独立的任务，以便于术业有专攻。因此，落实“行*三联制”，首先分设出各自的机关，其次要赋予其不同的功能，如中央设计局负责设计任务，**工作考核委员会肩负考核任务，而***现有的各机关便是承担执行任务。与此同时，三者又有共同的宗旨使命，在行*意义上是共同的，整体发挥作用。因此，“行*三联制”的实行不但要分设设计、执行考核各种机关，各司其事，并且要相互联系。这个联系的机关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防最高委员会。
总体而言，中华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制度的变革时期，不仅引入了议会而且产生了**，**在国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是，议会与*府、民众与*府、**与*府之间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行*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要讨论的问题。从已有的知识建构来看，议会与*府、民众与*府的关系是围绕“权力”分配而展开的，不是通过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中国式的“四*权制衡五治权”的模式。而**与*府之间的关系则通过“行*三联制”予以解决。“行*三联制”的本质是加强国民*通过*权集中所有权力。从知识的逻辑而言，“行*三联制”将计划、执行和考核分开权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了现代行*的基本原理，即“职能分开”原理。
古代中国在确定以“人”为中心形成了“行*三分”的稳定权力结构后，根据人民事务多寡变化，形成了不同部门结构，因此，部门调整是统治权力中的动态结构，动静结合演化为古代行*丰富的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行*活动本质上是以“事”为中心，强调将事务办妥，让民众安居乐业。因此，行*部门是“事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历代王朝在“事权”划分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事权，变革组织结构，畅通事务处理流程，从而使君王的*治意图更容易落实下去。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尽管没有形成今日意义上的行*组织理论知识体系，但是，王朝中央*府组成部门调整的思想无论是对当朝当代的行*活动还是对后来朝代的行*改革均有至深至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行*注意到了古代行*知识体系注重组织变革的历史价值，但是它更加注重于统治结构的变化。将统治权划分为*权和治权，实现了“一生二”；然后，又将治权分为“行*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种治权，也就形成五种不同部门，即行*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由于行*权是使用最频繁的权力，也是组织体系最庞大的权力结构，更是与民众打交道最多、服务最广的部门，因此，如何保证行*权使用的有效性，成为民国行*实践和理论上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此，民国行*学习了西方行*知识，从流程上着手新建了“行*三联制”，开辟了新的行*实践知识。
三、中国现代“行*三分”知识体系发展
在时光棘轮之中，中国行*知识的焦点从围绕“权力”建构到聚焦“组织”汇通，再到现在投注于“信息”融合。在行*知识建构过程中，根据历史情境的需要，后人对前人的知识有扬弃也有留存、有分歧也有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府在各地逐步建立起来。早期为了统一思想，新中国将整个社会人群区分为三种身份，即干部、工人和农民。无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工厂企业都采用统一的干部制度。事实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行*三分”制度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新生*权的*府宗旨发生了变化，*府不再是管理民众而是服务民众，毛泽东很早就将“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人民*府的使命，其也成为行*实践和行*知识建构的原则。
在相当长时间内，新中国*府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无暇顾及行*知识体系建设。年改革开放后，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赶快补课”的号召下，行*学(后称为“公共行*学”“行*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快马加鞭，大力发展，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而且延续了中华民国乃至古代中国的行*智慧，同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思想，点滴汇聚、集腋成裘、融会贯通地建立起了新中国行*知识体系。
从时间序列来看，新中国行*知识建设的活跃期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年中国将原来的国家管理工具由计划增加为计划和市场，先是实现了经济行*的裂变。“市场”也从最初作为经济调节的工具扩展为一种意识，渗透到诸多的经济社会领域，产生了不少新的观念和新的做法，如购买公共服务等。随后，在坚持*的领导干部制度基础上，社会中的职业身份也再度分化，原有的干部身份分化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农民等，并持续保持分化状态。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人员又按照编制类型划分为公务员编制人员、事业编制人员和参公编制人员，企业员工也分化成为国企员工、资企业员工和民营企业员工，农民也分化为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民工。人员身份分化与组织分化几乎同步进行，不仅丰富了行*实践知识体系，而且推动了行*理论知识体系发展。这些行*实践与西方国家行*实践有点不一样，需要从理论上创新予以解释。
随着中国*府自身日益探索和向西方学习步伐加快，新的行*词汇纷至沓来，更新速度很快，有些概念作为新的知识保存下来，有些概念很快被抛弃了。新的观念和概念不断地被创新出来，新的领地和领域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行*实践知识极大地增长。然而，新中国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知识体系建设继承和超越了古代中国以“人”为中心的行*知识体系，也借鉴和创新了民国时期以“组织”为中心的行*知识体系，正在围绕“服务”构建起来新的知识体系。这也标志着中国行*知识体系从以行*主体为中心转向以功能为中心构建中国行*知识体系，这也为行*理论知识体系发展提供了一次契机。
首先，以“服务”为动词，构建起了关于“行*行为”的知识库。“服务”作为一种行*行为，是与*府宗旨联系在一起的。“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人民*府的宗旨，也是人民*府与历朝历代*府的本质性区别。“服务”与“管制”是相对应的概念，服务是立足于管理对象来思考问题，而“管制”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界构造出来了“*府组织”和“公务员个体”两者不同行为解释体系，认为“*府组织”的行为或*策的内容偏重于“管制”，而“公务员个体”的行为则要以“服务”为宗旨。实际上，这是违反了个体与组织关系的逻辑自洽性。
年，*提出了“服务型*府”建设的思想。年，继续深化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府”，将“服务”理念升华为一种*府形态，力图改变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管制型*府”形象，塑造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服务型*府新形象。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吸收西方服务理念、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中国知识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服务型*府知识体系，并且应用到实践领域，推动了地方*府竞赛的方式转变。例如，近年来，我国实行“放管服”改革，推动*府从“管制型”走向“服务型”，引导地方*府从“GDP”竞赛走向“创(营商）环境”竞赛。
其次，以“服务”为名词，建构起了关于“行*目标”的知识体系。以实践为导向的公共行*知识库要以“事”为落脚点。“服务”作为名词，落实到“事”上就是“公共服务事项”。经过长期探讨和实践摸索，年将“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府职能确定下来，但是，此时公共服务仍被视为一种行*行为，而非行*事务，与*务服务没有区分开来。直到年“十二五”规划制定时，公共服务作为“服务事项”被区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是*府责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是*府的行*目标；与此同时，*府应采取多项措施支持“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丰富化。至此，服务行*已经三分为“*务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作为有内容的名词不仅成了知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成了*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以“信息”为关键词，发展出了“现代化服务行*”的知识体系。尽管行*活动离不开信息，信息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媒介；但是，真正把“信息”推上行*活动的“血液”地位的机制是互联网技术广泛使用引发的信息化革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中国现代化一直处于“追赶”状态，以理论现代化引领实践现代化，以观念现代化支持技术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府目睹了世界经济领域信息化水平，大胆借鉴发达国家*府的信息化经验，采用了“中央*府部委信息化工程主导与地方*府信息化先行”相结合的策略，在不同领域推行不同的信息化“硬件工程项目”，同时，鼓励地方*府根据自己财力水平和人员素质水平先行先试，摸索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路径，并以此不断推进“服务行*现代化”水平。近年来，中国*府积极尝试公共数据开放战略，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加入公共数据使用行列，不断增加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科技使用，力推*府服务的智能化。通过这些战略性举措，丰富了以“信息”为关键词的服务行*现代化，创新了中国行*现代化的实践知识体系。
四、中国公共行*知识发展的逻辑
从古代中国行*知识发展到新中国行*知识，行*知识自身有了诸多的变化，归纳起来有三点：其一，行*词义的变化。由春秋战国到21世纪，“行*”这一概念，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沉浮了将近三千年。与其他词汇相比，“行*”一词之所以具有超凡的生命力，是因为“行”“*”各自的张力和“活力”，又与特定历史时期*治制度相关联。最初在“行*”中，“行”是动词，“*”是所行之事。“行”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管理”，“*”与国家事务相联系，行*所表示的是*务活动一般管理。到后来“行”和“*”结合后所形成的“行*”，成为区别于一般管理的特殊管理。“行”与“*”一旦结合，就会发生交互作用。简言之，“*”的效果会由于“行”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行”的方式也会由于“*”的内容的改变而改变。毕竟任何词汇的产生、发展及变迁，归根结底都是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变动的结果。其二，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行”的方式有变化，“*”的内容也有差异。古代的“行*”侧重于“*”；现代的“行*”侧重于“行”。古代的“行*”只讲贯彻君主权臣的意志；现代的“行*”讲程序，讲规章。古代的“行*”为专制*体服务；现代的“行*”与民主*治相关。其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行*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古代中国行*是为君主服务，尽管有重民等规劝，但依然是为封建帝王服务。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尽管有民权思想，但由于执**所代表的阶级属性，行*依然服务于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到了新中国，中国共产*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人民利益，行*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特性。
从古代中国到新中国的行*知识发展也有其共同特性的部分。首先，从行*权威来看，中国行*实践知识体系均强调单一权威来源，并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古代中国将行*权威来源最初定位为“天”，皇帝行*活动只是代表天而行动，产生“天子行*”；后来，官吏具体承担了行动活动，官吏行*的权威均被认定为来自“君主或皇帝、天子”。到了中华民国时期，行*权威来源被赋予“国防委员会”；到了新中国，行*权威则被认定来自中央*府，最终来自人民。权威的分化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认识深化的结果。
其次，从行*活动流程来看，中国行*知识有“行*三分”行动逻辑。这种行*三分不仅仅是将行*行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而且由三种不同身份的人来行使；其中，三种行为指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理结行为。在古代中国行*实践体系中，从纵向结构上，皇帝或君主行使决策权，臣官行使执行权，胥吏行使理结权。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府，从横向结构上，区分为计划、执行和监督的行*三联制。新中国的人民*府，仍从纵向结构上，区分出了决策、执行和理结(办理）的三环节，并通过编制属性把它们区分开来，决策和执行均由公务员编制或参公编制的机构来落实，理结(办理）则由事业单位编制或参公编制来提供。当然，从横向上，人民*府也建立起了承担决策、执行和监督的部门。从这一层意思上，中国行*实践摸索的“行*三分制”已经经过记录和传播，形成了成熟的知识创新。
最后，中国有关公职人员伦常的知识传承，自成体系。西方国家主张“伦理”，伦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行动规则和社会秩序。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伦常”，伦常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关系秩序。中国公职人员的伦常知识体系是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秩序的翻版和升级版，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历代知识分子、思想家们也就公职人员伦常体系进行知识构造，从本质上，就是对君臣、君民和臣民之间关系的言说。这套言说流传至今已经烙入人们意识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就当代话语而言，对公职人员的“官德”要求就是伦理，而对公职人员的“私德”要求就是伦常，“官德”与“私德”之争，实质上就是伦理与伦常之争。背后是中西方行*知识体系之争。
从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文明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府的历史也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府史。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框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每次变革中，革命者都想“再造*府”，创新*府理念，重编*府组织的基因，重构*府结构，重建府民关系，重塑*府精神。然而，每次*府改革尽管有更新，但也都有遗传。其中，“行*三分制”和伦常知识体系，历经多次变革，包容并蓄，从未消失。因此，中国行*知识体系自古至今既是不断开放地吸纳外来知识的新建体系，又是传统文化残存的旧体系。学界长期争论的“行*”或“公共行*”“公共管理”等新词的不断涌现，这种现象究竟是“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还是“新瓶新酒”呢？它们是否最后解构了中国长期流传的“行*三分制”和“伦常”思想，值得观察和思考。
五、结论
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下中国公共行*知识体系为西方话语所覆盖，构建中国话语是学界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中国传统行*管理思想作为中国元素介入现代中国行*知识体系，能够推动这一学科更加贴近中国国情和洞悉中国问题，在公共行*知识体系本土化的转型中，取得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效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中国共产*自革命时期以来的行*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行*实践的重要知识来源。但是，中国当代行*知识已经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西方行*学知识体系和中国共产*行*实践探索，正在形成中国特色行*知识体系。从实践知识体系来看，中国共产*的领导是当代中国行*实践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的理论也就成为当代中国实践知识体系中的常量。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行*实践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中国行*理论知识的底蕴，中国当代行*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文章来源：《中国*治学》年第四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