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治学理论、古典*治经济学、古典社会理论
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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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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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原富》全书译毕，分两部分于一九○一、一九○二年相继出版。自一八九六年严复提笔译书起，便陆续将译稿寄予吴汝纶校阅，并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因此，吴汝纶应最能理解严复翻译《原富》之苦心。一九○○年，严复请吴汝纶为即将出版的书稿作序。在这篇序言里，吴汝纶阐释了严译的意义，其论述亦能体现出一代学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时代之精神。
吴汝纶首先强调了财*对国家存亡之重要性，认为“国之庶*，非财不立”。进而论道，就其情势而言，清末之窘局似因西夷入侵而起；但究其实质，则国运之危败乃根源于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讳于言利，其实际行动便有轻视财富之趋向，在法律*策上则呈现为“重农抑商”。其结果便是：“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弃而不理”；致使“睨其傍者”攘臂而并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下，国家给养“取给于隘生之途”，终至“上下交瘁，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力之衰竭实由自精神之积弊。所以，在国家显露危败之形的当下，虽欲求变，却又不得“所以变之之方”。
吴汝纶对中国学术精神的批评中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士大夫对“利”与商业的贬抑有违自然之道。财*的“隘生之途”源自士大夫的隘生之学。上天有好生之德，“生”乃自然之理，“隘生”则有悖于自然之道，甚至悖于儒学的总体精神。无论就晚清之危败情势而言，还是就学理的自然基础而言，我们都需要破除“重农抑商之故见”。只有这样，国家和士大夫传统才能焕发新生。“所以变之之方”即是自然之道，便是要“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这就要在自然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传统故习，审视商业和斯密之“计学”。斯密之《原富》所言，正是财货的自然之理。“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即经济学家）之言”，则可补后儒之残缺，亦不违圣人之道，而与儒家的根本理想相契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序言中，吴汝纶一再强调《原富》为“言利之书”，为“计学”专著，斯密则为“西国计学家”（即西方经济学家）。由此说来，《原富》之所以重要，恰因为它言利劝商，恰因为它可以补中国学术传统和财*治理技术之不足—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思想、*策给商业和财富发展带来的阻碍。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为一部西学名著所作的序言中，吴汝纶却要花费大量笔墨去论证“言利”与儒家本真精神之间的一致，可谓用心良苦。其意图和目的亦因此展露。面对晚清的危败情势，中国学术传统必须革除讳于言利、重农抑商的故习，正视商业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其方式则有两种：“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即亚当·斯密）之说俱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即吴汝纶自己）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也就是说，要么由中国学术传统消化、吸纳“西国计学”，将斯密的言利之论融入自身的学问中；要么重返儒学最本真的精神实质，重返儒学对自然的理解，从中生长出“计学”一脉。只有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路中，斯密才有其意义。
按照吴汝纶的理解，斯密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自身及其著作所代表所体现的西学精神（或西方的学术传统），而在于他能提醒我们去重视“计学”及经济事务的重要性，能够提醒我们在危败的困局中不断回归到自身学术的精神内核，使之不断开出新的境界，获得新生。易言之，依照吴汝纶的论述，斯密的意义仅在于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原富》的意义亦仅在于它是一部“言利之书”。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言之，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不必然要由斯密及《原富》来扮演。在吴氏的理解中，“经济学”是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就像轮船与火炮只是防卫国家的工具和器械一般。因此，吴氏的理解有着非常浓烈的晚清“洋务运动”痕迹：“计学”（经济学）不过是轮船火炮一般的西夷长技，可为古老的中国文明所用。于是，对西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就非常类似于开船*学堂、机械制造局一般的举措。正因为如此，吴汝纶的序言里才能结合两股完全相反的思想运动：一方面是翻译、学习西方的现代学问，这是一个外向的、朝向未来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回到自身文明的历史深处，而这则是内向的，朝向远古的思想运动。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斯密与《原富》便隐藏到了“计学”的帷幕之后。吴汝纶是晚清名士，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任事，在儒林中颇有影响，因而颇具代表性。他对《原富》译事之理解完全基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在这篇序言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不断回归传统学养中寻找资源的努力。在这样一种视野下，晚清困局并非外来文明入侵之结果，实乃中华文明自身问题所致。既然如此，那么若要根治现实的困境，则需颐养文明之健康精神，进而革除文明自身的弊疾，使之获得新的活力。无论如何，这一运动的根本基础仍在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文明精神之中。《原富》的翻译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的学术传统提供一种外在的刺激，使之正视长久以来遭到忽视，甚至有意抑制的商业学说。
在国家和文化均欲“振励图存”的时刻，《原富》的翻译适逢其时，它代表着中国文明的自省，而非对西方文明的开放性接纳或思考。所以，吴汝纶对西学的开明态度实基于一种内在的保守精神。在吴氏文化保守主义的视野下，《原富》便仅是一部“言利之书”。其重点在于“言利”二字，亦即在于经济学这一财*管理的技艺。亚当·斯密透过这部著作所传递的现代西方文明之精神，对自然及人类事物的哲学思考便被完全忽视了。对吴汝纶而言，《原富》的作者及其所归属的更大的学说体系并不重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严复翻译的是另一部西方经济学作品，即便是为斯密所激烈批评的重商主义代表作，如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吴氏的这篇序言同样适用。这正是严复在《译斯氏〈计学〉例言》所谓的：“除斯密之《原富》外，若穆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倭克尔（沃克尔）、马夏律（马歇尔）三家之作，皆宜迻译。”因为，对他们当时的问题意识而言，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经济学，以及希望借经济学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原富》正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作品才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