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治经济学话语权变迁的辩证解读
《福建论坛》年第1期（总第期）
陈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之争是理论经济学学界的重要事件。这样的话语权变迁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治经济学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分析的适应是话语权变迁的起始原因；而借助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图也是重要推手。这样的话语权变迁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在“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功能分析”与“本质分析”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起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更好的*府职能的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与科学地汲取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1--11
一、*治经济学话语权的变迁
本研究所言的话语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含义——理论体系中的概念、理论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有着无可置疑的话语权，*治经济学甚至因此“被赋予了专门的含义——它通常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之争伴随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话语权的受损、西方经济学话语权的上升，至少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我国经济学界的众多前辈一直在呼吁警惕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话语权的受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年，孙冶方就对国内经济学界“有些同志”显示出的“醉心于从西方引进许多新概念、新思想”苗头作出警示：“马克思主义的*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治经济学毕竟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借用他们的概念、名词。现在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范畴，有点滥用了。”[2]年，倡导科学认识外国经济理论、坚决反对“把国外经济学都目为无用的，或者反动的，避之唯恐或浼”的陈岱孙洞见并提醒，“经过二十多年的隔绝，对于一些人来说，外国经济学变得十分陌生，陌生不免引起目眩；过去的自满也许变成自疑，由自疑而变为不加审别的推崇”；[3]14年后，面对“不加审别的推崇”愈演愈烈，“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的局面，陈岱孙再次大声疾呼“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4]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的担忧与呼吁并没有遏止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借鉴’的名义大量插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容、在‘创新’的旗号下用现象描述取代科学分析的倾向”[5]延绵不断，国内“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6]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高校经济理论教学与科研中地位的弱化乃至话语权的失守，演绎成了一桩自改革开放起始到进入21世纪之后的连续性事件。年，当刘国光疾呼“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7]之时，经济学界已经“刮起‘唯洋是崇、唯洋是从’的风气”，“市场神话论的来势之汹涌，连市场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都望尘莫及”。[8]结果是在经济类学生教学培养上，“相当多高校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中，马经课时只占西经课时的三分之一或一半”；[9]“一些高校的财经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考西方经济学，不考*治经济学”，“*治经济学只在大一通识教育阶段开设，开两学期，每周一次。第一学期学习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时间限制，老师一般只能讲到‘剩余价值生产’，最多大概讲一下‘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并且讲得非常浅显，考试也十分简单”，“社会主义部分就更不用说了，老师在课堂基本闲聊，讲八卦，学生也就笑笑乐乐完事了”。[10]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消长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美国诺克斯学院（KnoxCollege）经济学教授史蒂夫·科恩（SteveCohn）曾经直言不讳：“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得到官方认可和中国*府的财*支持，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受的公众信任已经受损，并被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完全排斥。尽管所有的大学生仍被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大多数本科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门课程”；“在许多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数学原理已经成为在中国推广的自由市场潜话语的‘特洛伊木马’”[11]。
可以肯定，面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2]的状况，能让经济学学科于此“向若而叹”的也许是不多的。
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实需要推动了话语权变迁
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消长的原因是复杂的。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向使得原有的*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解释力与适用性出现的不适，以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形成的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实需要，是推动话语权变迁的一个基本因素。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的*策作为理论”，而“*策制度稍一改变，理论也要随之改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还停留在*策经济学的阶段，随着*的*策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修改，有些教科书把不同时期的*策合在一起，以致自相矛盾”[13]。回首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的*策的最大向前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由此原有体系之下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我国*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力与适应力的不足就显著地显现出来。面对这样的局面，让*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教学适应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了迫切的任务——其时，老一代*治经济学的领*前辈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都曾经尝试编纂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而遗憾的是这个任务没有圆满完成。孙冶方不满意经过抢救整理狱中的腹稿[14]而未能成书，历次稿本收在5卷《孙冶方全集》中的第4卷和第5卷中；薛暮桥放弃编写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夙愿，而将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思考辑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光远留下了7卷《*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曾经作为孙冶方首席助手的吴敬琏后来反思，根深蒂固的苏联式*治经济学的影响造成了他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与已经展开的市场化改革现实的矛盾[15]。孙冶方一生笃信“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6]坚信“竞争中自发地作用着的价值规律”使“资本主义社会象用魔术一样唤醒了沉眠在社会劳动里的巨大生产力，使得不到一百年间创造了此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众多”；而价值规律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限制或消除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17]而这种对价值规律消极破坏性的消除，就必须有“正确的价格*策，而所谓正确的价格*策，就是价格的确定要遵守价值规律的要求”，[18]而这就要“计算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19]“通过计算，通过计划，主动地使价格和价值靠拢”。显然，如孙冶方所言，这个社会主义中的“价值概念，已经不是迂回地通过市场的无*府活动形成的那个价值，而是根据计算预先大体知道的”；[20]而以这样的计划价值以及理论，必定与市场形成难以破解的矛盾——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21]
而浸淫在市场环境中形成发展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现代化是有用的”[22]这一特点，在市场化改革中相应地得以展现出来。从最基本的概念上考察，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既有对供给与需求、过剩与短缺等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存在概念的代数和几何形式，也有机会成本、边际、弹性、乘数等未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之中而又契合市场经济运行的概念——从未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众多高校教师与学生为西方经济学所吸引，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基本原因。科恩所言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最初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事情”[23]的根源也在于此——市场经济需要学习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技术层次上的分析，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当然是有辨别地学习、科学地借鉴。陈岱孙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指出，西方经济学在企业经济经营与管理、国民经济的综合计划管理、对市场机制的分析，以及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他还特别敏锐地强调，“西方经济学家所揭露的不少现实的社会经济的缺陷和问题，例如资源耗竭，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分配失调，社会危机等等，对我们发展经济现代化不无可供借镜的意义”，“如果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可能发生，及早采取措施，后果将是严重的”。[24]遗憾的是，陈岱孙20世纪80年代强调的这种“借镜”意义的警言也没有被充分认识。
从西方经济学中学习借鉴没有错，即使在借鉴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也一定要看到这种偏差出现的特定历史环境；要看到大多数偏差的人和事主要是源自两种理论差别的技术性因素，并非是出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主动背弃。不能因为其中出现的问题而全盘否定向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更不能由此去否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
三、否定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话语权变迁的背后推手
必须认识到，借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样也是话语权变迁的重要推手。
“产权”（propertyrights）这一概念的兴起是*治经济学话语权变迁最为典型的示例。产权被认为与所有权有着重要区别，而“当我们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时，就需要引入产权范畴”[25]。而国内许多学者曾经指出，这个源自于科斯的产权概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所有权”几近相同：王振中曾经以恩格斯主持翻译的英文版《资本论》为例举证，[26]中译的“所有权”的对应英文proprietaryrights，proprietaryrights与propertyrights几乎没有差别；中文版《资本论》第23章马克思引用赛·兰格年《国家的贫困》一段话的译文——“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27]中“产权”一词对应的英文rightsofproperty更是几乎与propertyrights完全相同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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