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的完整链条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是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必然选择、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安排，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还面临着两大部类平衡生产如何保障、复杂劳动如何有效形成、“异化”现象如何节制等问题，应从顶层设计上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发挥地方*府“有形之手”作用，促进市场主体通力合作形成原始创新，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学习与辛勤劳动，共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新发展格局；两大部类；复杂劳动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X()03--08
DOI:10./j.cnki.jjwt..03.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扩大内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体现了顶层设计者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日趋系统的考量。此外，我国外贸依存度（含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由年的55.0%下降至年的37.3%，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由年的49.3%上升至年的55.4%，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由年的47.0%下降至年的43.1%。可见，我国经济结构已经不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基础。当然，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安排，其实现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从多个视角全面阐释。学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成果颇丰，如王东京分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目标取向[1]，周跃辉阐释了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理念的辩证关系[2]，石建勋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角度说明要全面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3]，学者们的研究有助于拓宽人们对新发展格局的认识。然而，较少有学者基于*治经济学视角阐析新发展格局。经济与*治的辩证发展关系决定了*治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必要性。因此，本文试图从*治经济学视域解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因、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难点并提出相应的*策建议，以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参与新发展格局建设、共享新发展格局的成果。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治经济学解释马克思论述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及商品资本的循环，并将上述循环的总公式依次表述为G-W…P…W′-G′，P…W′-G′-W…P，W′-G′-W…P…W′。马克思认为总循环是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指出：“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4]新发展格局也内含不断反复的三个循环的统一，唯此，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减少直至避免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任何阶段的任何中断或停滞。
（一）价值创造：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
价值创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与基础，离开价值创造，就无所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马克思指出：“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5]因此，是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在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中，西方国家“资本至上”的理念及国际资本大量进出中国市场的事实，给人造成“资本创造价值”“资本拜物教”的错觉，这有悖于劳动价值论，也大大挫伤了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勤劳致富的劳动者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亟需通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来扭转这种错觉，让生产端更多地面向国内劳动力市场，让更多人坚持与践行劳动价值论。当然，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是劳动力能够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4]44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从而让劳动更好创造价值的制度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及国际市场上各国（地区）制度、文化的不同，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难以全面实现有机结合。因此，唯有通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才能在价值创造上打破国内劳动力供给市场与需求市场割裂的状态，为劳动创造价值准备现实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5]58。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5]60。所以，必须强调科技、科学管理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而只有立足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才能充分调动科技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等复杂劳动者的积极性，保证生产的可持续性，让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万人，其中，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万人，足见我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生产端更多的面向国内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紧迫性，而且有实践中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有“卡夫丁峡谷”式的深重苦难，其释放的强大生产力及其社会化大生产取得的成果是需要予以肯定的，也是必须要吸收的。7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但不得不承认我国人口基数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仍然不够高、不够强的事实，因此，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前提下，还应通过国际循环了解与吸收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市场与潜力，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价值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必然选择
价值实现是价值创造的目的与意义。在《*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商品从W—G的变化，即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的卖的过程称之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5]。这一跳跃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满足了社会需要，当然，还跟商品的竞争程度以及劳动时间有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5]，“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5]而个别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也终将被市场淘汰。这些都使得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难以成功完成，其“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5]。跳跃不成功还会引起生产减少、工资下降、所用劳动量减少、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6]我们生产的商品最终是满足世界的需要，竞争也是全球的竞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能够经受得住世界市场的考验。因此，我们既需要国内大循环，也要国际循环，以全面解决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难点、淤点、堵点、痛点，助力“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完成。
问题的关键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是以国际循环为主体？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推进，各个国家都致力于修炼内功，掌握本国发展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我国也不例外。其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终究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外循环’发展”[7]。过分依赖“外循环”，我国就容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经济低迷、*局动荡，甚至是对我国进行贸易打压、贸易封锁的时候，影响“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各个因子将全部被阻断，成功跳跃或者说G—W…P…W′—G′的循环也就成为一种奢望了。其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助于我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特别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优化产品质量，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并获取更高附加值。这一过程是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从而也是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升商品竞争力的过程，既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助于以国内大循环引领国际循环，更好地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助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共同实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其三，市场不是万能的，其具有先天的不足与缺陷，必须依靠*府这只“有形之手”进行适当干预。无数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中国*府调节市场的有效性，中国*府具备稳定中国经济基本盘的实力与水平。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具有很多国家无可比拟的*治优势，可以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府作用”有机融合，提升市场供需的匹配度，形成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良性循环，不断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
（三）价值分配：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
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是价值分配的条件，价值分配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保障。倘若价值分配得不好，势必影响劳动者价值创造的积极性，同时价值实现也就失去了购买力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只有“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8]，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实行按需分配。中国共产*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矢志不渝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立足我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9]共享发展旨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来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环。
不可否认，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国际循环都有助于我们做大“蛋糕”，继续“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求链”[10]是我们不变的选择。然而，共享发展理念与西方国家的私有制格格不入、共享分配模式与西方国家为少数精英服务的现实相悖。倘若我们长期以国际循环为主体，势必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渗透，不利于分好“蛋糕”并实现共享发展。因此，必须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相吻合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并让全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形成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的有效闭环，这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治经济学视域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需破解的难题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一项中长期战略安排，其需要破解第I部类产品和第II部类产品的平衡生产问题、足够有效的复杂劳动形成问题以及“异化现象”的节制问题，唯此，才能循序、高质量地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如何保证两大部类平衡生产
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第II部类）。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价值也是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第II部类消费资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马克思认为，必要消费资料既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也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而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要使简单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必须等于不变资本IIc，或者说，（Iv+m）=IIc”[4]。在扩大再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I（m/x）是Im中第I部类资本家作为收入花掉的部分……（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就是说，只是食品类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第II部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企业主有消费奢侈品的能力，很多劳动者也具备了奢侈品的购买力，但这丝毫不改变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原理对我国社会再生产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解释力与指导力。生产循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点与关键环节。要畅通双循环，就必须畅通生产循环；畅通生产循环，就必须保证两大部类产品交换的合理比例。第I部类的v+m应大于（扩大再生产）或等于（简单再生产）第II部类的c。然而，I（v+m）不能大大超过IIc，否则容易产生第I部类生产过剩的问题。反之，IIcI（v+m），就会出现第II部类生产过剩的问题。
以工业生产产品为例（如图1所示），近24个月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从年9月的.0下降到年8月的98.0，可见，我国在工业生产领域确实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其中，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从年9月的.2下降到年8月的97.0，可见第I部类生产过剩问题十分显著；同期生活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则从.4微升至.9，可见第II部类生产总体略微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图1近2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生活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变化情况
将两大部类细化为具体行业来看（如图2、图3所示），又呈现行业的结构性特征。近24个月以来，采掘业、原料业、加工业等第I部类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都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15.1、13.2、5.6，可见工业生产第I部类中的采掘业、原料业的产品生产过剩最为明显。第II部类中，食品类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由年9月的.4上升到年8月的.9，衣着类、一般日用品类、耐用消费品类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则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只是食品类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第II部类其他行业仍然是过剩的。
图2近24月采掘业、原料业、加工业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变化情况
图3近24月食品类、衣着类、一般日用品类、耐用消费品类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变化情况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既存在行业结构性过剩，也存在行业结构性不足，不满足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关于两大部类平衡生产的规定性。I（v+m）到底多少用于积累，多少用于消费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说，I（v+m）应在多大程度上超过IIc，才会避免第I部类生产过剩的问题呢？同样地，第II部类奢侈品和必需品的比例结构又应该是怎样的呢？II（v+m）中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两大部类自动平衡增长的特性可以成为寻求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最优平衡增长路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但关键难点在于如何才能实现两大部类的自动平衡增长呢？简言之，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问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必须要破解的难题。
（二）如何形成足够有效的复杂劳动
复杂劳动是融入了科学创新与技术的劳动，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是倍乘的简单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5]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然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我国更多的是输出由简单劳动创造的产品、输入由复杂劳动创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合作中，我国占据的更多的是由简单劳动创造的低附加值，而较少获得由复杂劳动带来的高附加值。从近年的数据来看（见图4），我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的第十六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即机电和音像设备等，这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0%以上。这看似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但机电和音像设备的进口额也很大，占进口总额的30%以上。也就是说，这一类型产品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形成复杂劳动力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都不属于我国，实现复杂劳动力价值的营销渠道也不在我国，我国只是利用简单劳动完成加工装配环节，获取的附加值较低。除此之外，我国出口较多的产品是第十一与第十二类的纺织鞋帽产品，进口较多的是第五至第七类的矿产品、化学工业产品、塑料及其制品。这进一步反映出我国出口产品所承载劳动的简单化，进口产品所承载劳动的复杂化。
图4近10年机电和音像设备进出口占比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既需要简单劳动，也需要复杂劳动，但一定是以复杂劳动为主，简单劳动为辅的格局，否则容易被“卡脖子”，导致循环中断，这一点从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制裁中可见一斑。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形成更多的复杂劳动难以一蹴而就，特别是前沿技术的创新并把创新转化为技术实践的劳动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劳动复杂程度也有相对性与国别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5]58。比如，相对于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的复杂程度较高，获得超额利润与高附加值的空间较大；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的技术含量较低，难以获得超额利润与高附加值，而我国在当下的对外贸易中又比较依赖欧美市场。因此，如何形成足够有效的复杂劳动，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获取较高的附加值、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循环，另一方面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更好地输出比较优势，这也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三）如何有效节制“异化”现象
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现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2]。马克思把这一现象称为“异化”，并进一步论述了“异化”的具体表现，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12]59，并由此导致了“人同人的相异化”[12]59。“异化”集自然维度、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于一体，在马克思的学理论证中被赋予了丰富内涵[13]。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的国家，已不存在“异化”的社会制度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早已与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局面，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自由市场对我国的市场主体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把物、商品、资本、利润、市场等由人创设出来的客体当成了目的，而把人这一主体当成了手段，从而使得“异化”现象并不鲜见。
在生产销售中，保健食品欺诈、虚假宣传等乱象是由于生产经营者无视消费者利益而追逐利润所致。在分配中，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劳动者不能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在购买力及消费上也会形成难点、堵点。“异化”现象的存在使劳动者的主体性丧失，生产消费的积极性弱化，有可能使其“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5]，还有可能使“人们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2]55，导致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无法有效循环。因此，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本质、有效节制“异化”现象，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又一难题。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治经济学建议为形成足够有效的复杂劳动，有效节制“异化”现象，保证两大部类平衡生产，应从顶层设计上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发挥地方*府作用，促进市场主体通力合作形成原始创新，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学习与辛勤劳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共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顶层设计：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马克思早在《经济学手稿（—年）》中就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生产目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16]。斯大林也要求“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7]。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人”，而不是“物”。然而，除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几十年来，已经鲜有学者专门研究与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市场主体也已经忘却了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而在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市场主体常常陷入“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怪圈，并把利润当成生产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追求利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寻求利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为了利润而损害自然、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生产乱象与安全事故等“异化”现象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悖的，也无助于利润实现的可持续性，是我们所要摒弃的。
因此，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容，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本质不同，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利润目的的逻辑关系，让市场主体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场主体践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助于让人民拥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让人民支配其创造出来的资本、市场、货币、利润，而不是倒置，以全面激发人民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中的积极性，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然，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内容不变，表述形式可以不同、实现途径也与以往不同。所以，可借鉴20世纪在全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战线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的做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深化研究，更有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思想深入人心，引导规范生产、安全生产，高质量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地方*府：发挥“有形之手”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意味着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将资源配置完全交给市场，只会造成两大部类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不足、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因此，必须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府作用有机结合。除了中央*府要做好顶层设计、产业战略规划、宏观数据统计外，作为更熟悉地方产业发展的地方*府应更加积极有为。一是及时研判产业发展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市场主体往往只能根据销售状况初步研判市场需求并调整生产，而无法精准预测竞争对手的生产情况，也就难以知晓两大部类生产的最佳结构。因此，地方*府要及时统计地方数据，收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数据，分析总结两大部类产品生产情况，并作出产业发展预测与研判。在此基础上，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与其分享数据与研判情况，广泛听取企业家意见，修缮产业预测情况，并把相关结果（非涉密）推送至*府公共网络平台，引导市场主体更加理性地、有的放矢地进行生产，助力两大部类生产的动态平衡。特别是要注重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避免企业将对外贸易集中于欧美市场，分散风险，更好地实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二是促进企业资源整合并打造地方品牌企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遇到转型升级的瓶颈，如果让其“自生自灭”，很可能让企业面临破产、员工失业的风险。所谓“优胜劣汰”，淘汰掉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企业，也有可能是没有及时跟上市场变化的企业。因此，地方*府既要扶“弱”，也要扶“强”，通过实实在在的财税、金融和人才支持，促进优质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并打造若干地方性品牌企业，实现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的高品质循环，引领地方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三是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施行过程中伴随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导致了双循环中的部分消费链条被阻断，进而使得两大部类的部分生产被阻断，形成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分配不公的恶性循环。在可支配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把更多的收入用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支出上，减少了对其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因此，地方*府除了通过转移支付等财税*策引导公平分配外，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推进基本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公共基础性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要率先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教育上，要统筹教育资源的分配，避免优质资源过分集中于某一地区；在就医上，应逐步提高农民进城就医的报销比重；在社会保障上，应通过构建专业性投资团队寻求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并回馈给广大人民。当然，应合理安排中央*府与地方*府、各层级地方*府间的财事权关系，优化转移支付设计、规范事权配置范围与支出责任分担方式[18]，有效激励地方*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积极有为作用。
（三）市场主体：通力合作形成原始创新
创新不足是制约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阿喀琉斯之踵”，应以创新引领双循环，在双循环中淬炼创新能力，助力更多复杂劳动的形成。我国各市场主体在各自的领域有一些创新，但由于缺乏合作，而未形成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关键的原始创新。创新是一项艰难而崇高的事业，需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大学、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鼓励上述市场主体通力合作形成核心技术与关键理论的原始创新。特别是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有的放矢地合作攻克芯片制造、光刻机生产等创新难题，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构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标志，也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具有公有制性质的科研院所、公立大学、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社会主义尚不具备消除私有制、消除民营经济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存在，其贡献也不可磨灭。因此，各市场主体应增强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彼此，充分合作、优势互补，寻求创新合作与共赢。当然，除了市场主体主动、积极的有为外，也要给予合作创新足够的*策支持。在人才*策上，给予参与创新合作的院士、长江学者、企业家、研发人员、企业骨干力量等人才更高的薪酬与更多的人文关怀，促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形成实实在在的原始创新与创新转化，提升产品质量。充分了解科研院所与大学在创新之路上遇到的瓶颈，并通过加大研发经费支持、调整经费使用结构等方式协助解决。要更加公平、公正地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帮扶力度，如采取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优化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实质性减税降费举措，营造创新环境，产出创新成果，促进“双循环”。
（四）人民群众：主动学习与辛勤劳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形成复杂劳动的主体，是供给端的生产主体，是需求侧的消费主体，从而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群众要通过不断学习与努力奋斗，形成科学劳动，在生产分配中占据主动性与话语权，在消费中拥有购买力，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一是积极主动学习。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应通过接受教育，利用书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门户网站、论坛、微博、手机媒体等方式主动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一般性公共理论，也应包括专业知识、创新知识、科技知识、*策知识等。只有不断学习，才有可能认识更多的必然，享受更多的尊严与获得感，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与富有。二是摒弃落后观念。马克思毕生都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研究。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应践行其公平正义思想，摒弃落后观念，避免人民群众给自己带上束缚自由的枷锁。尽管*府实施了帮扶*策，但幸福的创造主体是人民自己，摒弃“等靠要”思想，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个人发展的内源性因素，促进复杂劳动的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此外，少数地方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不让女性接受教育或者让女性少接受教育，更有甚者，把女性当作生育的机器。事实上，女性已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女性排除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之外，不利于复杂劳动最广泛的形成，也不利于消费循环的高质量实现。应接纳平等、公平、公正、积极的思维，坚决摒弃落后的观念，卸下根深蒂固的枷锁，“轻装上阵”式地提升自己的同时也不束缚子女的成长。三是辛勤劳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如果没有把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上升到实践的高度，那么，摆脱“异化”、形成复杂劳动永远只能是“梦想”而无法转化为“现实”。因此，要克服懒惰的思维，主动实践、辛勤劳动，与时俱进地把所学知识应用到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与教训，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往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生产、消费循环。同时，也能在努力奋斗中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升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促进分配、消费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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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续写‘两大奇迹’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M）；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建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嬗变规律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FJZTB）；高校思想*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福建师范大学）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育人研究”（SZZX11）
朱珍，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郑云峰（通讯作者），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文化产业协同育人与创新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经济问题，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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