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熊彼特（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
来源：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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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海因里希·戈特利布·冯·尤斯蒂（—年）在其一生中一半时间担任大学教授，一半时间担任公营企业的管理人。他一方面懂得当时和他以前的全部自然法哲学，同时又具有实际经验，两者罕见地结合在了一起。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位教授的著作有点过于冗长琐碎，而且他常常是迂回地、通过很成问题的*治哲学得出其常识性结论。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后一点：尤斯蒂认为，根据自然法来说，自由是绝对的；不过，正如这位教授在某处故弄玄虚地说明的，所谓绝对的自由只不过是服从法律和官僚统治的自由；而根据尤斯蒂的教导，正是官僚统治使我们摆脱了困境并带来了正文将提到的那种结果。从尤斯蒂为数众多的著作中，门罗教授挑选出《财*学体系》（年）摘登在《早期经济思想》（年）一书中。我们在正文中所作的概述依据的是《国家权力和福利的基础或公共*策学总论》（两卷本，—年出版）一书。只是第一卷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第二卷属于行*管理学的范畴，论述了宗教、科学、家庭管理、公民品德、消防队、保险（尤斯蒂是保险制的热烈拥护者）、服饰管理等问题。他的《国家经济》（年）一书也同样可以为我们的论题服务。尤斯蒂《关于手工工场与工厂的论文集》(年)尤斯蒂讨论的题目，无论是从其历史特征来看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德国历史学家的所谓“福利国家”。也就是说，他是从*府的观点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的，这种*府完全与现代*府一样，对生活的精神条件和经济条件负有责任，特别是对每个人的就业和生计，对生产方法和组织的改进，对原料和食品的充足供应，对城市的美化、火灾保险、教育、卫生等许许多多事项负有责任。农业、制造业、商业、货币、银行业都依据这种观点作了考察，并特别注意到了它们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然而，尽管他坚信*府全面规划的原则，但他却与塞肯多夫以及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没有得出我们可能依据这一原则得出的实际结论。与此相反，他并没有对经济现象的固有逻辑视而不见，并不希望用*府命令来取代这种逻辑。举例来说，在他看来，限定价格固然是*府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特殊目的而有权也有义务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应该尽量避免采取这一措施。他谴责米拉波在讲授其他“虚伪的、毫无意义的和荒谬的学说”的同时，还宣扬降低利息取决于*府的意志，而实际上利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少受*府意志的影响”。他也没有对自由企业的潜力视而不见，而是以超然的、毫无敌意的态度看待这种潜力。实际上，尽管他赞成*府管制，甚至认为有时应通过*府命令来强制生产某些物品，但他却指出，工商业所真正需要的是自由与安全，并认为这是一条一般性原则。虽然他不主张取消手工业行会，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也许可以利用它们来行使某些他认为有用的职能，但他却讨厌它们，劝告*府不要苛待行会以外的人。而且，虽然他教导说高额保护性关税甚或禁止进口和强迫人们购买国内产品“有时”也许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但他宣称他认为，“一般说来”，除了百分之十的从价税外，不应再对进口设置任何其他障碍——这实际上与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没有什么两样。手工业行会标志我们还可以引证另外许多这类例子。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尤斯蒂的这些看法简直自相矛盾得叫人无法相信。他们往往把这归因于尤斯蒂生活在过渡时代，也就是说，尽管他仍然身受许多已遭到驳斥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他却不能对新思想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如果我们较为仔细地观察一下他应用规划原则的具体事例，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很不相同的解释。他与A．斯密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实行自由放任的实际理由，而且他所说的官僚机构虽然在需要时可以提供指导和帮助，但在不需指导和帮助时，随时都准备让位。不过，他要比斯密清楚得多地看到了阻碍自由放任顺利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此外，他远比A．斯密更加关心*府为阻止当时德国经济的短期波动而采取行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更加关心在当时德国的那种工业条件下发挥个人主动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难。他的自由放任是*府监护下的自由放任，他的私人企业经济是这样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虽然从逻辑上说是自动的，但却经常出毛病，需要*府随时加以修理。举例来说，他实际上承认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会带来失业，但这没有构成反对生产机械化的理由，因为他的*府实际上会为失业者找到和以前一样好的就业机会。这并不自相矛盾，而是表现出了作者所具有的理智。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观点更接近于尤斯蒂而不是接近A．斯密的人来说，尤斯蒂的经济*策主张看起来像是去除了糟粕的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还可以举出两位西班牙作家，他们比尤斯蒂更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一流思想家对“应用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我指的是坎波马内斯和乔卫兰诺斯，他们是在查理三世的改革时期上升到显要地位的。他们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际改革家，既不关心经济分析的进步，也没有对经济分析的进步作出贡献。但他们却比许多理论家更理解经济过程。而且应该注意到，坎波马内斯的《讲演录》发表于年，因而他能从《国富论》那里学到的东西，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本文作者熊彼特以上论述涉及了，实际上是概括了17和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不过，读者应认识到，虽然这种经济学（至少就其最后被讲授的那种样子来说）在实际洞察力和实际有用性方面几乎不比《国富论》差，但是，除去下面即将提到的那个例外，从所取得的分析成就来说，它却被《国富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尤斯蒂的著作既可以作为例子来清楚地说明这种经济学的优点，也可以同样清楚地说明上述弱点。我已说过，尤斯蒂看到了经济现象的固有逻辑。但这仅仅是先知式的直觉。他丝毫未说明经济现象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而科学经济学恰恰发轫于这样的说明。他未感到需要对命题（例如他的机械化造成失业的命题）加以证明，也未感到需要使用外行人所不熟悉的工具。他的论点都是朴素的，常识性的；只有当他驳斥另一位作家时，他才尝试着作一些分析。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常常出很大的错。他时常犯非常严重而愚蠢的错误，例如他论证说：假设有A、B两个国家，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样，只是A国拥有的银币数量是B国的两倍；那么，尽管两国的福利水平完全相等，A国的物价水平却是B国的两倍；但由于A国的货币数量是B国的两倍，A国的利率却只是B国的一半，所以A国生产的物品较便宜，能以低价销售给B国，从而A国不断从B国那里得到货币。由此而将增加本国的就业人数，等等（见《国家权力和福利的基础》第页）。这样的论证是极为荒谬的，尽管他有关利息的推理是十分正确的，尽管他一般说来并没有过高估计充足的贵金属给国家带来的益处，尽管他也像A．斯密那样强调消费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本公号为非营利账号，所选文章用于学术分享，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敬请读者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若有版权事宜，敬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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