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一部中国五年规划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史。年2月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方方面面基础都非常薄弱，不必急于工业化，但*中央毛主席决定“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造我国的经济，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巩固我国的国防，才不致受帝国主义的欺负”。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没有钢铁等重工业就被人家欺负，所以发展重工业是“一五计划”的重心所在。中国当时没有编撰五年计划的经验，需要借助苏联的帮助。所以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率领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征求苏联专家对我们“一五计划”的初稿的意见。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划能力最强的国家，这种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五年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过去大跃进的时候，许多指标定得太高，后来也出现过重工业与轻工业比较失衡的状况。但总体上看，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发展经济要有计划”最早的提出者可能是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不认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市场至上。后来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提出过，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要能够调节“生产的盲目力量”。 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用计划的方式来组织战争物资的生产。列宁曾经在德国生活过，他“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出有德国做法的影子。年列宁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斯大林主*的年，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年到年，连续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苏联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这种工业能力为后来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次大战”后，不少国家或多或少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融入了计划。比如，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兴过程中就提出过“经济复兴计划”。 新中国的五年计划应该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但发现苏联模式有缺陷后，我们就开始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我们把传统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为指导性计划和战略性规划，既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府的作用。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许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的东西交给了它们。 回头看，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大量其它国家的经验，然后结合自己的国情推陈出新。相比之下，90年代苏联转而全盘否定自己，全面拥抱私有化这个“休克疗法”，结果是灾难性的，至今很多俄罗斯人还后悔不已。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被中国吸收，一般都与中国传统中本来就具有某种与之比较匹配的元素有关。就像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中国文化更容易吸收社会主义理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相信孔子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未雨绸缪，对许多问题的超前思考一直贯穿着我们的文化。这也使外来的五年计划理念很快就被社会主义中国所接受。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到年要翻两番，就是增加四倍，于是他就考虑到中国的电力发展要超前，有关部门也就开始编撰电力大发展的规划，包括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实现电力大发展。所以，今天中国的用电量如此之大却没有闹电荒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结果，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的规划和规划的落实。 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很多都主持过“五年计划”的编撰，所以“五年计划”这个词也成为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的常用语。比如，年9月6日，中共元老陈云到邓小平家中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大家都问候陈云的身体状况，陈云说他现在只做“两年计划”，不做“五年计划”，他还说：“我是滚动式的‘两年计划’。这样更加实际一点。”他一边讲还一边用双手做一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年12月，邓小平、陈云（左）出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图源：新浪网） 我们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地探索和完善自己的规划能力。比如，年，也就是第“十一五”开始之际，我们正式把“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于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的计划理念已经完成了从宏观与微观并重到宏观与战略的转变，以及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它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