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5月15号上午，长江日报高级评论员肖畅来到我校，为同学们做了一场名为《评论里的奥卡姆剃刀》的讲座。讲座中，肖畅老师归类了八个要点来具体跟同学们探讨了评论中如何做到精简有效，新闻评论中如何做减法。奥卡姆剃刀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cam，约年至年)提出。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评论的奥卡姆剃刀指的就是一切你的观点建立在绝对的核心和不可置疑的出发点，其他的一切就全部都是细枝末节，你需要把这些细细枝末节砍掉然后保留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评论就是绝对的精确、精简和表达有效，因为毕竟我们是新闻评论，不同于杂文、小说、散文，需要你在一开始就将你的观点摆出来，而开头的观点能让读者信服至关重要。所以我今天想讲的是新闻评论如何做减法。一剔除概念化概念化，是概念先于事实，用概念“笼络”事实，观念先行，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概念化的措辞，往往剥夺了现实经验的具体性，失去了表达的实在性，有些文章看起来是高深的语言一套一套，剥开衣服具体去看，想法根本不存在。对于一些概念我们要学会辨析，辨析的基础是现实经验，一个难听的说法是“接地气”。以“潜规则”、“权力美学”、“共识”、“利益集团”、“民意”这几个概念为例。潜规则：吴思提出的这个概念，我认为作为随笔文章来看是饶有趣味的，在学术上是不成立的。我们总认为规则是构造出来的，是写在纸上的，其实规则就是现实秩序，潜规则是最真实的规则。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会被喷：英国的《大宪章》就是潜规则的产物，贵族和英王谈判，难道是为民主自由这些高大上的*治理念？不是，是为封建地产讨价还价，《大宪章》出现的基础，是王权和分封贵族权力实现了均衡，刚刚开始分庭抗礼。“宪*”的权威来源甚至更早，来自格里高利七世后的教会革命，但这场革命始源于教权和王权的分庭抗礼，斗争是现实残酷的，斗争背后的神学和*治理念，往往是事后的合理化论证。现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声音，比如在批评某个制度问题时，总说制度是好，可惜没有执行好，请问执行不好的制度是不是制度？制度不外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但我们制定制度时往往另起炉灶，从看似完美的理念出发，进行逻辑推理，一个概念导出另一个概念，人的复杂性全被制度设想给简化，甚至忽略不计，如同物理学家总是设想没有空气阻力、没有摩擦力，然后进行力学分析。权力美学：比如说某某地方再现亚洲高楼、某某地方要把它们的建筑全部刷成一种统一色，大家说权力美学。朱大可好这口。从文化范式看，这种文化批评可以成立，但不具有实证性。一个亚洲高楼出路的台前幕后，整个运作过程，我们不了解的话，怎么这个建筑设计是谁的审美在主导呢？事实上，权力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古典形态的权力，是需要自我展示的，王权附着于各种建筑、出巡、仪式之中，成为可感可触的东西，因为古典权力是人格化的，权力就是皇上。《规训与惩罚》之中，古典的阅兵仪式之中，舞台中心是国王，国王接受检阅，自我展示；现代的阅兵仪式，权力退隐在天台，目窥一切，台下是*队，*队是表演的主体，权力已经不再自我展示，权力已非人格化，而成为一套技术装置，一套客观机制，一套话语体系，国家元首成为权力运行的一个代码。某种意义上，现代权力是没有美学形态的。当代建筑，仅仅为了在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地标，然后带动周边的产业发展，更多的是为了经济的利益，官员为任一方，多则十年，少则一年，他们对周遭的事物没有永存性的渴望，如果是*绩驱动，那纯粹是经济指标、*治工程上的考虑，这种考虑下驱动的“第一高楼”，更多是服务于城市繁荣表象，或者产业拉动的需要，哪里来的权力美学？共识：共识从哪里来？共识是一种口号，这种口号诉诸更高级的、更抽象、更普遍适应往往也是大而无当的观念，比如“民生”，比如“发展”，比如“公众利益”。共识是凝聚起来的吗？我认为，共识是一种话语机制的产物，并非相同意见的相加。很多情况下，公众对一个事情根本无所谓意见，但是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点、舆论漩涡出现之后，大家开始趋附并表达与之符合的意见，公众其实是“群众演员”，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随风摇摆，非理性，情绪化，公众舆论必然没有判断能力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中性的，是民主社会必然的产物，协会、机构、圈子都是利益集团，有利益集团才能整合分殊的意见，从而进行*治操作。比如民主*、共和*这些*派，它们就是组织化的利益集团，现代民主失去了利益集团，就无法进行*治操作，一个社会的*治诉求就千差万别、支离破碎。如果用“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就是指非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分配的特殊集团。所以说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者”阻挠。民意：民意是数量的集合吗？是13亿中国人声音的相加吗？民意和共识一样，是一套话语机制。美国人民对总统是谁漠不关心时，大选中的民意就是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就是“公意”。民意是利益产生高度关联时（当你说还是不说，结局有可能不一样时），才真正产生的——确切说才真正被创造出来的。先有*治诉求，后有民意，而*治诉求，只是在你具有影响决策可能性的时候，才会产生。二剔除二元对立写评论是要进行价值判断，但是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往往会简单进行是非、对错、好坏的判断。长江日报评论的口号是“价值端正”，端正是你对自己观点的诚恳，而不是利益、身份、立场预先决定了你的观点。比如说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这时，开放和保守的态度对立，支持同性恋和反对同性恋的态度对立，就很明显。问题核心在不在这里呢？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涉及的是同性恋能不能接受，还是法律怎么操控的问题？合法化，意味着反对同性恋的人，必须接受同性恋的“合法事实”，接受自己与同性恋婚姻的生活交集。法律代表公意，合法，意味着一致同意，这个时候，同性恋就不再是一个道德多元的问题，而是进入社会规范之中。还有中医和西医之争，中医和西医的二元对立很明显。问题到底在哪？是个科学问题吗？中医是一项失去传承和发展的学问，而西医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我们有很多优良的技术、专业传统，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行家的话语权被收缴了，比如医学、武学、佛学等等，最后都是儒家士大夫为他们设计顶层理论，但他们专业吗？西方技艺的传承，很好的确保了行业共同体，所以一直是专业人说专业话，所以西医可以从放血疗法时代走向细菌时代、解剖学时代，一直在发展。传承体系的中断，不是中医的错，中医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里面保存了很多优秀甚至顶尖的思想，但是整个体系是落后于人的，中医等传统国术附着的社会技艺传承体系崩塌了，葛兆光所谓“天崩地裂”，今天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三剔除“思想装备”写评论或者发表观点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想法去阐述，而是会有一套思想武器，观点往往就是意识形态化的。比如剑桥大学曾经就提出，是否应该提供给那些因为贫穷而未考上剑桥的学子更多机会时，梁文道对此事评论时，我记得他说了这么一个大致的观点，就是剑桥这种学校，就是发展精英教育的，怎么能不择优录取。简单谈公平，就把教育的复杂性给简单化了。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的公平受教机会，首先还是一套国家责任。公平啊公平啊，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身上的“思想装备”，拿来就用，火力充足，却没头没脑。所以说，我们只是习惯把一些凝固化的观点丢出来，其实还是人云亦云。这就是在对主流舆论背书，讲出正确的废话。比如李天一案件，律师找到了陪酒女，找到这个人以后，揭了她的老底，大家马上又都开始同情李天一了，有很多人又开始抨击那个陪酒女，但这事儿和她老不老实有关系吗？但我们不能说公众都是傻啊，“公众”就是这样。因为公众舆论并不是一个有人格有思考的东西，公众舆论没有自我意识，它不可能自我反思，你跟它讲不着啊。我们剔除思想装备，其实就是从主流舆论堆砌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重新从一个心智健全的、个体的角度出发，再来看这件事。四剔除专家主义专家主义也是在写评论时经常会有的倾向。我们现在是一个专家社会，有各领域的专家，但专家的逻辑严格来讲是不适合放到社评里面的——特别强调这是就社评来谈。作为一个职业评论员，应该是从一个常识性、经验性的角度，从社会情感的揣摩中，去提出一个问题。专家只负责解释和分析，他不负责提出问题。*府向专家提出问题，公众向专家提出问题，专家负责专业层面的解答，但怎么选择、决策，取决于前者。比如关于延迟养老的问题，专家只会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盘子不够了，然后延迟养老几年我们这个养老金可以补偿上，但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思路？专家没有说，因为主管部门已经提出了延迟养老的方案，专家在论证其技术可行性而已。一个社保专家，并不会说一个人的年龄到了多少之后才合适退休，并不会考虑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并不会考虑多少岁退休后，多数人的“颐养天年”时间充足，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从人活着、获得尊严的角度考虑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往往就是专业话语体系替代了思考本身。一些文章一上来就是好多专业术语，让你一看就感觉自己被干掉了，你在专业舞台下面，他在专业舞台上面，专业术语就是合法性，你不专业，就没资格对话。评论，要转换这种逻辑，你要从下面反问，评论要接地气，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对劲的地方发言。延迟养老对不对呢？专家说养老金不够的时候你可以不理睬他，养老金第一我不懂，第二我也不认为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要从一个人适合什么时候退休的前提下，再来谈养老金制度要怎么改进。我们对专家来提出课题，他们来论证分析，公众决策意图决定专业论证方向。我们现在不就是*府提出课题，专家来解答吗？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学术体系，来料加工主义，专家自己提不出课题了，专业本身失去了提出课题的条件。专家附着在课题链条之中，蹲在某个课题环节里，搞流水线研究。专家是不负责思想的。理想中的学者、思想者、舆论家，他是应该站在一个社会问题的金字塔尖，站在社会、*治、经济、文化、思想潮流的尖端，来找到问题感。五剔除新闻的意图们写评论一定要有一个假想，记者编辑并没有你懂新闻，他们没有挖出新闻的内核。新闻讲区伯嫖娼，你就讲嫖娼者是不是好人，有没有资格监督，这不对。评论的走向不要被新闻采编者的意图给控制住，要跳脱出来，区伯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但作为公众事件，一个人嫖娼之后，他的逮捕文书为什么会放到网上，他接受了法律审判的同时，还要接受公共舆论的道德裁判？一个人的污点，为什么最后公开展示了？想想觉得有点害怕。这不仅仅是一个隐私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执法规范的问题。再深挖一下，这个文书挂到网上的操作，到底是执法程序的问题，还是一部分官员想要借此打击报复区伯？这个动作代表的是*府行为还是*府内部某些个人行为？一些有私心的人，有没有可能借助*府机器，去打击报复某些人？这些都是要提出的疑问。我几年前写过一个城管换制服的评论。当时有人就讲，更换制服是不是就能让执法更合法，更文明啦？我认为制服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为什么一个地方可以私自更换制服，而不是国家统一更换。后来研究一下，原来城管建制是地方化的，不是国家化的。一个单一制国家，其合法暴力机构的国家统一性，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警察能不能有各个地方不同的执法程序？消防员能不能有各个地方的规则？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但城管就是地方化的，它是地方*府的授权，它不是一个国家机器。地方*府授权的前提就是每个*府职能部门原来的执法程序、执法权限，全部打包，交给一个单独的执法机构，就是城管委，进行集中执法。城管从执法末端，为一切城市管理中遗留的问题兜底，它管噪音污染、占道经营、违章建筑，管环保、文化、城建部门的遗留的问题，管的方式就是执法……那我们每一个部门专业管理的力量全部被分解，到一个执法末端来为它们擦屁股的时候，一切*府管理疏漏、麻烦全都转交给城管这么一个机构，它成为了*府管理不善的一切的承担者。执法冲突，几乎成了注定的。因为所有矛盾都集中到一点的时候，它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六剔除语言巫术“语言巫术”，指的是有话不明说，非要拽词儿，意思却还是那个意思，一点没有更深刻。我们当代的语言生产机制，到了一个科学化和专家化的时代。一个语言首先是有常规的话语体系，你才能在这个方面获取相应的身份。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不是要懂经济问题，而是掌握经济学相关的术语概念，股票分析师什么意见拿不出来，但是股指术语一大堆，术语相互缠绕，相互指涉，甲是乙，乙是甲，循环论证。“语言巫术”堆砌之后，你就成了一个专家，但是也许什么想法也不存在。当我们用一个很平实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也许感觉自己都没有信心。这样的思维背后其实是一个心理负担。包括我们的学习和阅读，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话语体系才能阅读这个文本本身。但其实，我们其实不需要从这种话语体系出发，因为所有知识的出发点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常识，是日常经验可以解析出来的东西。专业术语，是一种高度凝练的有效表达，但有时候人们以专业术语代替判断，自我伪装。进入公共舆论场的时候，我们的表达必须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上的表达之上，讲人话。我们必须把这些术语进行转化，变成一个有感性色彩的语言。七剔除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就是论证，一说论证就想到逻辑，因为、所以、但是、而且。似乎逻辑铺陈开来我们的观点就能论证充分，其实想想没有必要。我们的观点不需要刻意论证，当你对一个观点进行表达的时候，别人立马赞同或者反对，这个说服力马上就可以出来，别人不看你逻辑形式到底怎么样的。所以写评论是“描述”你的观点，“展示”你的观点。好的观点，是可以自我展示的，可以谓之洞见。写作，表达观点，尽可能是保持洞察力，保持那种直观的判断，少一些“因为”、“所以”、“但是”。你的逻辑隐藏在你每一句话里面，表现在你意思的组织方式之中，观点递进的节奏，并不是因为、所以、但是、而且，而是一锤子砸下去的感觉。尼采说“用锤子思考”，禅宗讲顿悟，都是非逻辑化的，确切说是剔除形式逻辑的，逻辑内在于每一个字词句之中。麦肯锡顾问有本书叫《金字塔原理》，大意是，核心意思最先亮明，后面具体展开，减少读者的思维线程，不要让读者去组织你的思想，而是一眼即明。人的大脑在一段时间里面只能接受一个信息点，形式逻辑让论证繁琐，无异于一个信息点肢解为七八个，需要对方去整合，大脑进行一段时间的计算，才能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我们先把观点抛出来，后面每一段话都是再讲这同一个观点，从不同程度去讲，用锤子斧凿，一直斧凿下去。八剔除价值主义剔除价值不是不要价值，而是不要预设价值。科学民主它好在哪里，我们做一件事为什么要崇尚科学，为什么*治生活需要民主，它是因为有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要讲价值但不要讲价值主义，价值的出发是有事实为基础，有现实的因果利害关系，而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大学时代崇尚自由主义，自由神圣不可干涉，但是自由主义产生的源头是*治斗争，资产阶级处于历史上升时代的*治主张，最后普遍化为价值原理。詹姆斯密尔和他的儿子约翰密尔都谈自由，但他们二人刚好处在自由主义扩张的历史节点，爸爸谈的社会现实，儿子谈的是宇宙理念，刚好可以看到一种价值原理如何从社会土壤里生长到天空。我们的价值观点不是直接抛出，一切基于事实分析而判断。比如我们看待反腐与改革，不是从价值上看反腐怎么就好，改革怎么就对，而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反腐在今天所扮演的作用。我们的社会资源分配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变成了板结化状态的时候，怎么打乱它。反腐事实上成为一种“震荡疗法”，为改革减少阻碍铺路，你不能让满街的腐败者去操作改革吧。要让改革操作者，不再是手握丰厚利益的人，不再是左顾右盼的人，而是对社会变好有所期待的人。整理：雷宇竺方晨露陶蕾责编：李翔宇经过讲座人审定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