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经济思想史研究》年第1辑（创刊号）。
摘要：经济思想史的相对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大大提高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不准确理解有关。本文认为，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思想史基础是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在理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投射，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开阔的视野、更扎实的功底，对经济思想史上有关经典文献的时代背景、人物生平、重大事件做更充分的挖掘，对经典文献与时代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做更深入的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增进经济思想史课堂的趣味性和启发性，而且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更丰厚的学术滋养和学科贡献，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振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治经济学；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思想史专业，对经济思想史及研究状况有一定了解，工作后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其间始终对经济思想史抱有深厚情感，并对近年来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相对衰落多有感慨。北京大学曾是理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科研重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时期即开设有理论经济学课程，年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之初即建有经济学门（系），年院系调整后更是会聚了马寅初（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岱孙（年哈佛大学博士）、赵迺抟（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罗志如（年哈佛大学博士）、徐毓枬（年剑桥大学博士）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前辈。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国内诸高校的经济思想史专业，近年来整体上呈现出不断衰落甚至边缘化的趋势，其中既有大变革时代整个社会略显浮躁的外部因素，又有该专业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亦与缺乏专门的经济思想史期刊有关。迄今，国内仍然没有专门的经济思想史期刊，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严重制约了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年8月，闻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拟合作创办《经济思想史研究》期刊，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新时代如何改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就此而言，《经济思想史研究》创刊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推进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而且能够为理论经济学的进步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发展完善，提供更丰厚的学术滋养。值《经济思想史研究》创刊之际，笔者愿借期刊一角，简单谈点个人对经济思想史的浅陋理解，并结合斯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治经济学体系创新，探讨经济思想史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以及“新时代”应如何改进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一、如何理解经济思想史如果从亚当·斯密年出版《国富论》算起，现代经济学已有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治经济学史上的不朽经典《资本论》（第一卷）亦出版了余年。此后，经济学获得了较为迅猛的发展，逐渐成长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余年来涌现了大量的经典文献。这些经典文献，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证了经济学界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而且是经济思想史适宜的研究对象。常理而论，随着现代经济学持续取得进展、经典文献日积月累，经济思想史的适宜研究对象日渐丰富，该学科应该日趋繁盛才是。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经济思想史专业，似乎整体上呈现出了衰落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把经济思想史的学习视为一种负担，能够刊发经济思想史论文的期刊越来越少。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在本专业领域发表论文越来越有难度，甚至不得不随波逐流、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经济学者更多地把经济思想史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在数理模型的推演和大样本数据的计算中甚至没有时间细细揣摩经济思想史上的那些经典著作。即便是斯密《国富论》、马克思《资本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和凯恩斯《通论》等经常被提及的基本文献，能够通过精度研读，做到对其了然于胸、整体把握的学者和学生，似乎越来越少了。某些理论经济学工作者，甚至没有认真研读这些基本文献就急于尝试理论创新甚至体系构建，必然表现出急功近利式的学术浮躁，有违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
经济思想史的相对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大大提高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不准确理解有关。不少人认为，经济思想史属于史学范畴，而经济生活的日新月异、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和学术资料的持续积累，使得旧学说远远不能满足新需求，甚至得出这样的直觉判断：新学说必定优于旧思想，新方法必定优于旧看法，我们在面对新问题时没有必要迂回到那些陈腐过时的东西上。笔者认为，这是对经济思想史以及经典文献的极大误解：本质上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每个时代的前沿理论，其本质特征是“新”和“前沿”，而不是“旧”和“过时”。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时代课题，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不同时代课题的理论回应；并且，那些在经济思想史上留有深深印痕并作为经典文献流传下来的著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有关理论思考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是对它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的“最靠谱”或站得住脚的理论阐释，至少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启发性的阐释。也就是说，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经典文献，往往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适宜切入点。
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自身存在的困难有关。时代课题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独特性，几乎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面临相对独特的时代课题，而理论经济学具有相对的抽象性，往往试图从历史的、具体的表象中，提炼出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在对时代课题做出理论回应的时候，出发点往往是历史的和独特的，落脚点则往往是普遍的。然而，不同时代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尽管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但独特性是其更本质的内在规定；对每个时代的时代课题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往往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故后人在进行经济思想史研究时，通常出于研究的便利性和可行性，主动或被动地由现有的概念或理论进行“倒推”。以目前通行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为例，尽管叙述的顺序是从前向后，尽管会对有关人物和经典文献的时代背景做简要交代，但其内在逻辑则是从现有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出发，用后来的概念和理论去“套”早期的经典，并确立有关人物和文献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恰当位置。这是一种相对可行的或不得不选择的方法，但却是极易引起误解的方法：一方面，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在对时代课题做出理论回应时，心中并没有后来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这种倒推式的内在叙事逻辑很容易造成对有关人物和经典著述的误读；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是用后来的概念和理论去”套”早期的文献，很容易在读者群体中造成一种经济理论不断发展、“旧不如新”的感觉。
客观地讲，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会有共同之处，理论经济学确实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但这远远不是经济思想史的全部，面对时代课题的独特思考和前沿探索是经济思想史上那些经典著述的更本质的特征。过于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属于“进化论”视角，这会遗失掉经济思想史上最宝贵的东西，并在概念的误解、理论的误读中，损害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全面理解和有关经典文献的准确把握。反之，如果我们更为重视经济思想史的独特性和前沿性，把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视为那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对时代课题的前沿思考，那么就不仅有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增进经济学的历史感和厚重性，而且能够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更为丰厚的学术滋养，并为我们深入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毫无疑问，经济思想史研究在课堂讲授、理论研究、*策分析、体系构建等方面具有多重功用，但目前相对急迫和重要的一项任务，则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提供思想史支撑，进而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理论解释。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现有的经济理论已很难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在内的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已成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界的时代最强音。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思想史基础是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在理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投射，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不辜负这个时代，如何回答好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时代课题，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任务。它一方面要求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②。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结合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充分借鉴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家对时代课题的理论回应，进而借助于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滋养，最终构建出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其他问题一样，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不妨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例，赘述一二。二、为何以及如何研究经济思想史：斯密和马克思的启发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构成了两座难以逾越的丰碑。他们分别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和接近尾声之际，紧紧抓住了时代脉搏，并以其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对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做出了系统而又深邃的理论回应，不仅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解，在近现代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构建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理论经济学的进展，为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理论经济学研究树立了光辉的学术典范。海尔布罗纳在纪念《国富论》出版周年的《向亚当·斯密致敬》一文中指出，“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广度、深度和光辉的成就能与斯密相比，这就是马克思。……正像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把斯密仅仅看作经济学家是不对的。……《国富论》是一本更不限于研究经济学的书。它是斯密关于历史进化过程的更广泛的观点，应用到一个特定的社会。而这些观点，像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又反映了一个关于人类和宇宙更基本的前提在历史上的表现”③。毫无疑问，斯密和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大师，但他们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他们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精深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关，其思想史研究过程令人感叹，其思想史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在斯密以前，没有人达到同斯密一样的系统而连贯的分析水平，斯密的分析尽管经常从实际生活中引用实例，但在许多地方是高度抽象的。经济学第一次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自觉的和自信的科学。”④作为生活在伟大时代（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和最具经济活力（北美殖民地于年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后对苏格兰开放）、学术活力（年苏格兰的大学改革）地区并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科班出身的学者，斯密紧紧抓住了时代脉搏，利用其丰厚的学术沉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驳斥了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偏见和*策体系，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密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经济学体系，被人们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思想史研究，既是斯密得以成功构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原因，又是其现代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斯密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必有史学著作的学术传统，不仅通过天文学史、物理学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史的思想史考察，探讨了“引导并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即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应该采用何种指导原则和研究方法⑤，而且在其代表性著述中进行过精深的思想史研究：不论是《道德情操论》还是《国富论》，斯密均专门设有专篇（卷）作思想史考察。例如，《国富论》全书共五篇，第一、二篇（理论部分）分别阐述了增进国民财富的两种途径，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和“增加劳动者人数”（资本积累与运用），第三、四篇则分别考察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最后在第五篇回归到现实经济和*策分析。正是在第四篇的经济思想史部分，斯密以全书逾四分之一的篇幅，对当时流行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各种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策主张详加批判。并在该篇结尾处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⑥这是斯密对其所面临时代课题的理论回应，迄今仍不时在理论经济学界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上空发出穿越时空的回响：“尽管在斯密以前或同时代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抒发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但它们或者是少数思想家的共鸣，或者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想；而只有到了斯密那里，经济自由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经济自由主义这座大厦才以其坚实的根基、宏伟的构建而最终树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坐标轴上，并历经岁月的洗涤愈显其昂然高耸。”⑦事实上，经济思想史研究是《国富论》的重要内容，没有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没有《国富论》。斯密创作《国富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应时代需求，批驳重商主义这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正是为了批判这种学说，斯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财富，并系统考察了如何增进国民财富，此亦书名取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缘由。在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体系之后，斯密深入系统、细致入微地逐条批驳了重商主义的各种干预措施，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策观点。事实上，《国富论》中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观点和*策主张，大部分是在批驳重商主义时有感而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思想史研究，就没有《国富论》！
马克思也是如此，*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不朽经典《资本论》，同样立足于马克思精深的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几乎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都会大量阅读文献，通过思想史研究吸取丰厚的学术滋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妨以劳动分工理论为例，结合斯密和马克思的论述，初窥马克思借助思想史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斯密高度重视分工，《国富论》正文部分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⑧，并认为“在一个*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⑨。同时，斯密也注意到，其一，分工在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同时，能够对劳动者本人产生影响，“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⑩；其二，尽管分工与专业化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但它同时会损及人们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对劳动者自身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得参与劳动分工的产业工人变为“最愚钝最无知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具有某种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殊性。斯密的这些认识，尤其是分工对劳动者自身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被理论经济学界所忽略?；马克思开始思考经济问题之初，在阅读相关文献、进行经济思想史研究时，熟读了包括《国富论》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并做了精心摘录和深入思考，注意到了斯密对分工的相对全面的阐述，并把斯密的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通过“劳动分工—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提出了*治经济学上的劳动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策主张，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理论飞跃。具体而言，马克思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资”（笔记本I）部分，与斯密一样也是从分工入手，但更多地从斯密结束的地方展开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斯密关于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资本积累的看法，但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斯密关于分工对劳动者自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方面，认为分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增加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性，并最终使得劳动者被贬低为机器：“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马克思并没有止步如此，而是由劳动的异化和外化，进一步推论至整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外化劳动的实现即私有财产进行了分析，认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并由此得出了通过共产主义来扬弃人类自我异化的结论，吹响了他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时代号角：“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当然，《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早期著作，其中带有浓郁的哲学痕迹。年移居伦敦后，马克思开始了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并在大量研读各类文献著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更为成熟的理论观点，创作出了*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不朽经典《资本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飞跃。不论是《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资本论》，经济思想史研究都构成了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其间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经典文献，如作为《资本论》直接准备的《伦敦笔记》（—年）多达24本页，而依据《—年经济学手稿》整理的《剩余价值理论》或曰《资本论》第四卷，更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传世经典。也就是说，不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都针对他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做出了他们的理论回应，构建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体系，而经济思想史研究则是他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借鉴斯密和马克思的成功经验，改进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进而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提供更丰厚的学术滋养。
三、新时代如何改进我们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每个时代都有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而“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经济思想史上的斯密和马克思，很好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回应了时代呼唤，推进了理论创新，创建了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治经济学体系，而经济思想史研究则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往往呼唤着某种伟大的理论，而思想史研究能够为理论创新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既对我们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历史性机遇。我们有必要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做出理论回应，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研究，进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历史上那些成功地回应了时代诉求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为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提供有益的启发。不妨结合前文提及的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案例，主要从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新时代应如何改进经济思想史研究做初步的探讨。
其一，经济思想史研究，既要梳理有关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更要重视有关思想的时代背景，尤其是重要理论体系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时代课题—理论回应”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思想史上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文献。例如，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时期，分工的深化、市场的扩展，一方面使得英国经济整体上处于上升时期，大部分人是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展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英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传统的重商主义干预措施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斯密从分工入手，更多地从市场交换和市场机制的角度，探讨了普遍的分工交换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密码”，对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策措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顺应了时代潮流，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构建了人类社会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的时代背景则有所不同：当马克思于年移居英国，开始集中研究经济问题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一方面，随着法德等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兴起，不仅各国之间的竞争压力更为严峻，而且后面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相对英国则缺乏那种长期渐进的过程，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对传统产业部门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更为明显、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紧张；另一方面，在公共设施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劳动者缺乏立法保护、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相对贫困日趋严重，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展的受益群体不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固化的趋势，社会各界普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