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年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年《美国*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也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虽然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都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策都要求*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产生背景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参见边际主义）。卡尔·门格尔在年所出版的《PrinciplesofEconomics》一书成为酝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边际主义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该派有多名学者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所以又称“维也纳学派”，因为着重于从主观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又被称为“心理学派”。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主要代表作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庞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第二卷《资本实证论》（）；此外，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经济思想史
卡尔·门格尔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年发表的《*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年发表的《纯*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随后W·贾菲（W.Jaffé，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米塞斯（L．Mises），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庞巴维克
门格尔的著作被庞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了第一批有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PrinciplesofEconomics》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而两种学派研究议题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庞巴维克在年代和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年-年之间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
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在当今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指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了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了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
的研讨班。
强调边际主义
经济论文·新奥地利经济学派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斯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剪刀理论”所描述的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年；费伯（Faber），年；和豪斯曼（Hausman），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年，第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指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年）。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经济学家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经济学的贡献者（N·布哈林（N.Bukharin），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阐述者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年、米塞斯，年）。
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机构。
卡尔·门格尔
卡尔·门格尔，奥地利经济学家，“边际革命”：的三大发起人之一（另两位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因为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理论，这一事件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边际革命）。
门格尔早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一名撰写经济分析文章的记者，又进入了奥地利首相办公厅新闻部工作，我们今天谈及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就是他在当公务员期间的“业余作品”。
年，他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所以他放弃仕途而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但因为太优秀了，三年后又回到*界，被任命为奥地利王储的导师，陪着这位18岁的青年游历欧洲各国。
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引起了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持续百年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战。
年，81岁高龄去世。
门格尔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导师，讲课时旁征博引，表达观点简单明了，很少使用讲课笔记。
除上述两本书外他还写有《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策论文集》以及《德国经济学的历史》等著作。
他坚持理论研究的抽象法，注重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以较为通俗的方法阐述边际效用价值论，奠定了主观价值理论的基础，他的追随者很多都是奥地利人，也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和心理学派。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
本书出版于年，门格尔本意是希望用他的理论创新，证实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经济学。但却受到了德国学者的尖锐批评。
随后他又发表了其他的著作向德国历史分析研究方法提出挑战，使得两国经济学家裂痕加深。
本书一共有八章，分别介绍了：
财货的一般理论
经济与经济财货价值的理论
交换的理论
价格的理论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商品的理论
货币的理论.......
门格尔认为，财货的形成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一个是人们对这种物品有支配欲望；
二是这种物品确实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
三是人们有能力支配这种物品
此外，根据财货与人类欲望之间关系的亲疏，还可以分为：
一级财货，如面包、牛奶满足人的生理欲望；
二级财货，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物品，如设备、工具；
三级财货是生产二级财货所必需的物品；
四级财货是生产三级财货所必需的物品；
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认为，价值起源于财货的效用，但有效用并不一定有价值。
比如在沙漠绿洲里，如果居民使用的水可任意使用，这时水是没有价值的，也不是经济财货。但一旦这种水成了有限，不能够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时它就具有了价值。
所以价值既不附属于财货，也与财货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财货的本质属性，所以不会独立存在。
价值的决定也是主观的，因为它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有大小是因为他们在满足人类欲望时所具有的意义有大小。
门格尔还对交换和价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亚当·斯密所认为的“交换是人们因为有交易癖好”的说法是显然错误的，因为一旦交换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物品不低于对方时，交换就不再进行下去。
书中清晰地揭示了主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并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它赋予每个财货，单位财货的价值就越小。”本书还指出自由市场上货币生产货币产生的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最合适交换的商品，大家并不把这种商品用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
总体来说，这部书是奠定奥地利学派基础的代表作。门格尔继承了德国经济学的传统，批判了价值理论中的客观主义理论，重视心理分析，并把经济学一向注意的欲望分析转移到对满足欲望的分析上。直到今天，仍是经济分析的经典之作。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
杜能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说的先驱，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创始人，年生于德国奥尔登堡，年去世。
杜能幼年丧父，母亲与一位商人结婚，杜能的继父喜好数学，对小杜能的影响很大。因为要接管父亲的田产，所以，杜能十五岁起就埋头学习农艺。
20岁起杜能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但一年后便辍学，因为爱上了同学的妹妹而急于成家的他变卖了父亲的田庄另觅它处，然而，新农庄经营并不顺利。所以直到年1月才结婚。农庄收成不好，加上战乱、驻*、赋税，他在年放弃田庄，随后与家人又另购置了特鲁田庄，开始了隐居生活。
年杜能被选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但因身体不好不好，这次他也未能出席议会，杜能对此耿耿于怀。
两年后，杜能因脑溢血去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用以表示自然工资的数学公式：√ap。（根下ap,他认为自然工资就是工人的需要及其劳动产品之间的中项比例数。）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孤立国》
杜能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一般经济理论。
另一部分是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
就思想来源来说，杜能的一般经济理论较多受亚当·斯密的影响，而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则受到特尔的很大影响。杜能在其《孤立国》里说：“在国民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是我的师表，在科学的农业方面则是特尔先生。”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斯密和特尔的理论。他说：“在我看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学说有未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难以满足我探求真理的需要，因而迫我自行研究。”杜能对斯密和特尔深表尊敬，同时又对他们持批判态度。
读经典之经济学系列（十）边际生产率的先驱——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孤立国》
作为现代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杜能后来的工商业区位理论特别是空间相互作用和城市地域结构等理论分析，无不以他的农业区位学说为出发点，在边际分析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贬低杜能，但少数有影响的人物，如马歇尔、熊彼特则对都能推崇备至。
《孤立国》全名《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杜能像李嘉图一样，都能以明晰的洞察力写作，他的朋友几乎是强行从他手中夺出书稿送去出版，年汉堡书商接受这份书稿。
在年他发表了该书的第二卷。
在书中，杜能假设他的孤立国有六个圈境（这个假设的孤立国家里，除了有一个大城市外没有别的城镇）
读经典之经济学系列（十）边际生产率的先驱——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孤立国》
第一圈境主要生产蔬菜、水果、牛奶等鲜活产品。
第二圈境主要发展林业生产，向城市出售燃料和木材。
第三、第四、第五、圈境主要是用不同的耕作制度生产谷物粮食。
第六圈境主要经营畜牧业。
在畜牧界全境之外便是荒无人烟的原野，偶尔会有猎人用兽皮交换生活必需品
杜能的地租理论认为，在孤立国的田庄收入项目中扣除掉房屋、树木等可以和土地分开的东西的价值所生的利息，剩余之数属于土地本身，就可以称之为地租。杜能提出了剥夺地租的进步主张，他甚至颇有理由的反问“土地所有者为什么能不劳而得的收获地租，工资为什么不能提高到相当比例的分配给看来要求是很合理的工人呢”。
杜能也对限制贸易作了分析，指出限制贸易不但会使穷国损失一些财产，人口变得更穷，也会使富国衰落，对各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在第二卷里，杜能对工资利率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本书中，杜能充分讨论了农、林、牧业的布局，而且考虑了工业的布局。他根据当时德国农业和市场的关系摸索出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布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
此外，他把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看作是生产布局的最高原则，为此，工农业生产的布局都必须考虑接近消费地的原则，从现代生产布局看，杜能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提出这些思想仍有进步的。
托马斯·孟（也做托马斯·曼）
ThomasMun(～)。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
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把他直接改成了富二代。他的继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十分富有，对他也很好，但托马斯·孟还是从学徒做起，由于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同时与继父在一起又积累了一定的国际贸易经验，他很快拥有巨额财富，成为英国少数能常年提供巨额贷款的大商人。
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又任*府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难得的是，他品德很好，谨言慎行，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突出，受人尊敬和爱戴，作为富二代的经济学家还名声很好，十分难得。
托马斯·曼和《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这本书正式出版于年，是的，是作者去世23年后才出版的。整个书读起来像一位父亲教育儿子如何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指南，实际也是由他儿子拿出来初版的（谢谢这位儿子），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应对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掀起的经济论战而出版。
托马斯作为英国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义理论及税收思想集中表现在这一书之中。该书不仅成为英国，而且成为一切实行重商主义*策的国家在*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准则。
托马斯·曼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就是认为，自己国家内部贸易不能增加财富，自己满足自己国家的消费需求后，还有剩余产品，卖出去，才是财富。）也就是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
为此，托马斯·曼认为有6种途径扩大国际贸易。
一、扩大商品生产；
二、提高质量、降低价格；
三、减少进口限制；
四、发展远地贸易和转口贸易；
五、扩大航运业和渔业；
六、发展本国工业和手工业；
具体建议包含：国家采取保护关税*策，以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他主张，当商品输出时，国家全部或部分地退还资本家原先已纳的税款；同时，对输入本国的外国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性关税，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当进口商品经过加工重新输出时，国家则应退还这些商品在进口是所纳的关税。
需注意的是，由于托马斯·曼将国外贸易差额看作是一国财富的标准，就必然导致“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论”和“重税无害论”。
他认为：“由于国土的大小，贫富的程度和贸易差额多寡等因素存在差异，*府获得收入的方法也随国家宪法、*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国王想要改变这些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的。即使国王以重税发财致富，国民却会因此而贫穷。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特殊，征课重税不仅是不得已的，是正当的，还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幅员不大的国家，靠经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积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财富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平时课征重税，来积存现金和*火充当国防之用。非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
本书在经济学说史上被誉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尽管他仍然没有改变财富的根本源泉是流通领域的看法，但已经为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做了准备。
目录
第一章一个全才的对外贸易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质
第二章使王国致富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
第三章增加我们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我们对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手段
第四章输出我们的货币借以换得商品乃是增加我们财富的一种手段
第五章对外贸易是提高我们的土地价格唯一手段
第六章西班牙的现金，不能因为在西班牙国内所颁布的任何禁令就不流入其他国家
第七章对外贸易的各种利益
第八章提高或贬低我们的价值，既不能使国家增多现金
第九章准许外部以高于其实值的比率与我国本位货币兑换并在我国通用，不会增多我们的财富
第十章使外国人遵守现金使用法命并不能增加或保全我们的现金
第十一章勒令输出鱼、谷物或*火的商人将售价的全部或一部以货币形态带回，并不能增多我们的价值，并不能减少我们的财富
第十二章在国内或海外发内交款或收款贬低我们的价值，并不能减少我们的财富
第十三章专营外汇的商人不能增加或减少我们的财富
第十四章银行家与汇兑商人们所能贡献出来的赫赫功绩
第十五章论在我国存在的一些浪费现象和弊病，虽然它们不会损害我们的贸易和财富
第十六章如何公正地筹得国王的收入和进款
第十七章强大的国王是否必须积累财富
第十八章一个国王每年适合积累多少财富
第十九章论来自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的某些不同的结果
第二十章可以编制我们的对外贸易平衡表的惯例和方法
第二十一章根据一切讨论的有关现金输出或输入问题的结论
几个版本中推荐商务印书馆版本，还是10元以下的小书，很好看。
经济学方法论之战
（一）思想渊源
后人习惯性地将门格尔与杰文斯、瓦尔拉斯并称为在几乎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上一场“革命”的三位伟大经济学家，由于此，人们也就易于误解这三人有某种思想上的关联。事实上，他们分别来自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所具有的思想背景和理论的侧重点也有较大差异。也许正是这种不约而同、殊途同归，恰证明了边际效用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的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
必须承认，自笛卡尔以降的大陆唯理主义思潮所养育的一代代学人，特别是德、法等国家的思想家，其思辨水平、钻研深度的确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门格尔及其开启的奥地利学派便是经济学界中这种思辨风格的杰出代表。他是在汲取了丰富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历史学派的营养基础之上，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1]因此，把他划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发起者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深厚的知识底蕴和学术背景。从他的论述角度、行文、思路看，也是带有浓厚的德国思辨传统的。他自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以具有德国哲学的功底为荣，“德国人的经济学，努力于哲学上的深化；英国人的经济学，则富于实际的意义。”[2]
通观《原理》一书，每章节必由辨析概念入手，详细区分各种可能的情况，并对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思想家的观点加以梳理并在脚注中逐一点评，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严谨细密的文风是杰文斯与瓦尔拉斯所不能比拟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介绍那个时代的众多英雄人物时，对这位奥地利同乡不吝赞美之词。他说：“门格尔是一个很少失误的细心思想家，鉴于他缺少适当的数学工具，他的天才就更突出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学说的最后渊源是……达于顶峰的德国理论传统。”[3]
（二）拯救心态
然而，正是这个深受德国思辨传统影响的门格尔，在19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同德国的经济学同行进行论战，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许多人对此很难理解。事实上，门格尔的著作在年出版后即受到英美及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普遍赞誉，法国的瓦尔拉斯甚至主动写信给门格尔，赞扬他的学说与自己异曲同工，门格尔的回信却指出其实他们的分歧是很大的，尽管表面看可能相似。门格尔更期待着在德国同行那里得到认可，因为归根结底，自己的思想渊源、方法体系是基因于彼的。他认定自己的《原理》能够拯救已经深陷困境的德国历史学派，他认为自己批判地整合了欧陆思辨传统与英国经验主义，并在此基础之上改造了古典经济学。
这种拯救德国历史学派的迫切态度和心情从《原理》的序言中清晰可见，门格尔批判了那些否认经济现象、经济学中存在普适规律的怀疑论者以及打着经验的旗号而反对一切理论尝试的归纳主义者，他用极富康德色彩的语气说道：“我们虽可以提出人类意志的自由性，以反对经济行为具有完全的规律性；但我们却不可以根据这点，来反对全然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现象所具有的规律性。而正是后者，才是我们科学的对象。”[4]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他将经济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这一向为奥地利学派所反对，经济学上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上的规律是不能相提并论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科学上的那种培根式的实验方法直接移植过来。在序言的最后部分，门格尔以敬畏的口吻写道：“本书所尝试的一些经济学最高原理的改革，几乎都是以德国学者凭勤劳所创造出来的成绩作为基础的。我愿我这本书被视为一个奥地利的同道者所发出的友谊的敬礼。在德国，曾有许多卓越的学者，以其优秀的著作，对我们奥地利人给予很多科学的鼓励，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微弱的回声。”[5]
（三）激烈交锋
门格尔还把《原理》一书题献给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领*人物罗雪尔（WilhelmRoscher，~）。总体看来，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主要是反对李嘉图式的因果演绎法。他们认为，经济学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人类的动机也远非简单的几条假设所能规定，实际的经济生活要复杂得多，因而主张要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历史材料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纳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治成果留给后代。”[6]可见，这种态度是比较温和的。而罗雪尔也确实相当温和地点评了《原理》并略加称赞，但即便如此，门格尔的著作在历史学派统治之下的德国仍没有激起太多的回音。
在思想上的交集尚很广泛的情况下，门格尔于年着手他的方法论专著《探讨》，主要讨论历史、理论和*策之间的关系。在此书中，门格尔将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领域：历史统计部分，研究经济现象中个别的与独特的方面；理论部分，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国家经济实践部分，相当于经济*策。门格尔指出，历史学派只着重于历史统计部分，然而没有理论经济学的精确法则作为指导，纯粹历史的、包括经验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堆无意义的事实与数字的罗列。门格尔同时也赞成历史学派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别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科学在严密程度上都参差不齐，即便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分支之间也存在这种现象。经济规律的后果可能会因为观察到的人追求非经济的目标而改变，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探求经济规律的借口。精确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应该为每一人类现象化约为一些最简单的原始要素；也就是说，理论经济学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经济学的应用划界和确定前提条件。他认为，对于经济学的知识来自基于个体的内省，理论的发展先于资料的积累，认识的发生先于现实的生活。《探讨》一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比较早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对马克思·韦伯对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米塞斯对经济认识论的研究产生过影响。
但是，年该书出版之时，德国学术界已经物是人非——罗雪尔淡然退出主导地位，以施穆勒（G·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掌握了话语权。这位激进者拒绝任何调和，实际上完全地拒斥了任何理论的可能性，而且采用了很多侮辱人格的方式率先展开挑衅，将学术论战升级到一场人身攻击和派系报复的闹剧。年，施穆勒在收到门格尔的小册子后，在一份杂志上发文表示自己一字未读就原封不动退还作者本人，还连带寄去了一份侮辱性信件。随后，又公开宣称，“抽象”学派成员将不适于在德国大学任教，并果真将所有拥护门格尔学说的德国教授成功地扫地出门。门格尔也毫不客气，在年撰写《历史主义的谬误》，用同样尖刻的文字进行反击。双方的门人弟子也在各个层级上参与进来，使得这场论战旷日持久，直到20世纪初双方都感到厌倦而最终偃旗息鼓。
冷静观察，这是一场同风车的搏斗，是一场“理论和历史何者优先和何者重要的争论”[7]。其实，双方都不是方法的极端一元论者，而是对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应以哪种方法为主持有不同观点”[8]。从结果看，这场论战以奥地利学派获胜而告终。在施穆勒影响德国经济学界的几十年间，经济理论完全被忽视，而本应为历史学派所青睐的经济史也没有得到重视，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至少对门格尔本人来说，在经济学方法的争论中耗尽了近20年的学术生命，并因此延迟了他希图将《原理》加以扩展的原计划——直到逝世前，他也没再发表过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熊彼特不客气地批评道：“尽管在澄清逻辑背景方面多少也有点贡献，然而这么一大堆文献的历史实质上是浪费精力的历史，大好光阴，本来是应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9]在整个非德语世界，人们普遍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待发生在同一语言环境中的这场浪费时间的口水战。而一旦进入论战，起初还可以努力扩大共识、互为补充，掺入了浓厚的、激烈的个性因素之后，便再无回旋余地，双方都努力强化甚至极端化自己的观点，最终走向同一问题的两极。旁观者自然便把双方都视作偏激的典型敬而远之，正因为此，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门格尔及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影响力，毁坏了在边际革命中创建起来的好名声，也淹没了门格尔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领域中许多深刻的洞见。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人们像在中世纪发现亚里士多德一样，再次发现门格尔的价值。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不赞同熊彼特等人对于方法论之争的低估，哈奇森（）指出，“对于假设、概念以及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性检验……绝不是浪费时间，即使它曾经如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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