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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用通俗轻松的语言解读了汉武帝时期重要的通货紧缩现象,阐释了王朝背后的经济运作原理,并用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通货紧缩经济现象作为对照,犀利揭示古今之变。作者指出,通货紧缩的后果极其严重,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发生农民起义,事关王朝兴衰交替的历史大局。
到汉景帝为止,由汉初一直延续了三代的诸侯坐大、不服中央管制的问题,因汉景帝的削藩令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到了汉武帝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对外自然仍是从汉高祖时代一直压迫汉朝边境的匈奴帝国,对内却变成了因文景之治而滋润得过于壮大的商人、地主豪强以及各类官僚集团。
征战匈奴的战役自然是精彩不断、名将迭出,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却是汉武帝如何大展拳脚,在经济舞台上整合国内资源以解决内部问题。提到汉武帝,绕不开的便是对汉武帝“劳役天下”行为的评价,那么此举对汉朝的国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从开国皇帝刘邦到汉景帝,虽然在货币的铸造权、发行权方面屡有变更,但是财**策一直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国家重视农业发展,鼓励生产,对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放任自流,不收商业税、不严加管制。到汉武帝之前,虽偶有反复,但是人们大体上还是生活在古典经济学家们最向往的世界——小*府,大社会。
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汉初,一石谷子需要花近万钱,而文景之治时期,一石粟只要十几钱。换句话说,粮食的价格约只有原来的五百分之一!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好事吗?说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产出的粮食都吃不完;再说五百分之一算什么啊,我们现在印一种新钞票,和旧钞票比1的兑换率,不就完事了?
上面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当今用的是信用货币,钞票本身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很低,印一种新钞票,然后规定新钞与旧钞的固定兑换比,只要国家的信用还在,就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但是汉朝使用的是铜币,因此粮食的价格本身就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粮食与铜材的兑换比。
汉初的时候因为楚汉争雄,打得天下满目疮痍,粮少而铜多,所以一石粮可以价值万钱。在休养生息七十年之后,粮食储备极大地宽裕了,但是每年开采的铜矿几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字上,所以粮就对钱不断地贬值。这种贬值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农民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农民种出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和留种子之外,还需要购买一些其他生活必需品作为家用。根据贾谊的一般均衡理论,当粮食特别贵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在生活所迫下改行开垦荒地,如果这时*府不加干涉,如同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那么粮食产量会成倍成倍往上翻,因为一方面生活环境稳定了,没有苛捐杂税尤其是战争来耽误农时,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耕地。
当然这种效应是不能持久的,当粮食的存量开始增加时,价格就开始下降,但单个农民的产量并不会提高很多,所以他的收入也随之减少。很多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具必须通过铜钱来购买,相当于农民每年所拥有的财富便会逐渐地缩水,所谓谷贱伤农,正是如此。
更对农民不利的是,粮食的产量是不稳定的。若是在粮食金贵的早期,农民即使借高利贷,也可以在第二年收获之后轻易还上,而在物产丰饶的盛世,往往一次天灾、大病,或者家里有其他的意外灾害,就会耗净所有积蓄甚至背上外债。当外债无法还清时,农民便只得试图卖掉自己的土地,成为大地主的雇农,或者商人的仆役。
而大地主和大商人往往能通过花钱买很高的爵位来免税、免徭役,并且合法地占有更多的土地,*府反而收不到这部分人的税。
但*府必须运作,必须做事,因此就要从农民身上加收其他的钱,然后又把这批人赶为雇农和帮工……这个循环不断持续,社会矛盾就尖锐了。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基本上所有的统治者都试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的原因之一。
古代的中国没有办法解决,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
中国典型的发展轨迹是这样的,当农民忍无可忍时,便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接下来是所谓的“革命”,大战一场,人口变少了,粮食又贵了,如果*府*赢了,该朝代被称为“中兴”;如果很不幸,*府*被“革了命”,同样是人口变少了,却是要改朝换代了,重新开始治乱循环。
在当时的罗马,皇帝想打仗就得收税,而帝国最富的这批大贵族都是免税的,所以负担就压在了平民身上,进而导致破产的平民不得不卖身给大贵族做奴仆。到最后平民阶层消失零散,城市开始退化为农村,贵族们身边奴隶成群,还有自己的私人*队和庄园。之前的平民都紧密团结在一个个拥有免税特权的贵族的庄园周围,通过为其工作而维持生计。
这也是欧洲后来一千年封建时代的雏形。五胡乱华的时代,当时中原大地也是遍地坞堡,如果没有隋文帝后来力挽狂澜,我们也很可能重新回到封建时代,当然,这是后话。
当汉景帝看着国库里面满满的铜钱哈哈大笑之时,大汉朝的天空已经布满了经济危机的乌云。粮食对铜钱的贬值,不单单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同时还改变了人们的边际储蓄倾向。大家更乐意把铜钱存起来,而把粮食尽快卖掉或者拿出去交换。
无论中央*府发行多少铜钱,都会迅速地被人们用粮食兑换,然后挖个坑埋起来。所以尽管中央*府在努力铸钱,但铸出的钱却怎么也进入不了流通领域,反而屡屡陷入钱荒的境地——而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秦始皇时所说的通货紧缩。
相对于通货紧缩,我们更熟悉的是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尽管老百姓对于“物价又上涨了,房价又飙高了”都深恶痛绝,但其实从宏观上看,通货紧缩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只要不是因为国家信用问题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可以采用收缩财*、央行停止印钞、提高利息等很多办法来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因为一旦利息提高了,老百姓爱存钱了,花出去的就少了,供求关系自然就会恢复平衡。
而通货紧缩一旦开始,老百姓就会紧紧攥住手里的钱,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在明天会更便宜,今天花出去就亏了。而这种储蓄的增加又会导致市面上的钱越来越少,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能自拔。
尤其无力的是,当通货紧缩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家即便是无偿地投放货币都将是徒劳的,因为任何货币一旦投放到市场上,就会马上被存起来,退出流通。以至于国家无论怎么调整利率、扩大财*支出都无济于事,这种情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如图所示,在蓝线的区域,利率和发行的货币量本来是反比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府发行的货币多了,贷款就会更加容易,贷款的利率也会相对较低。但是,在橘*色的区域,无论*府怎么发行货币,利率始终降不下来,因为所有*府发行的货币都被人们保存起来,期待着将来的升值。在流动性陷阱的区域,通常的货币*策失去了作用,整个经济陷入一片萧条。
流动性陷阱,又称为灵活性偏好。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受到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与投机动机的支配。
交易动机,指的是人们想买东西,所以需要货币来周转货物;谨慎动机源于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即希望手头保留一些流动性以备不测,如天灾人祸;而灵活性偏好,则与投机动机即所谓“钱生钱”有关。
凯恩斯认为,根据流动性的不同,市场上只有两种资产:一种是货币,流动性特别高,但是没有利息;另一种是债券,流动性比较低,但是会给持有人带来利息收入。
当利息非常低的时候,人们都预计到利息将来会涨,而利息上涨意味着固定利息的债券折现值会下降,所以无论中央银行发行多少货币,人们都会把自己的债券抛出来换成现金存在手里,现金无疑拥有最大的灵活性,故而也称为灵活性偏好。
在今天,我们旁边就有这样一个陷入灵活性偏好的国家,那就是日本。研究日本的通货紧缩,对当今的中国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经历过一段两位数经济增长的*金时期,东京的房价和地价甚至曾经被炒得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土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就如现在的中国,一个个城市如一个个超大的建筑工地,高楼如雨后春笋,豪华设施比比皆是。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有两件事情中止了日本的高速增长,一是日元的大幅升值,二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的强劲,以及日本出口对其他国家就业率的影响都让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倍感压力,于是他们联手从*治和经济上压迫日元升值,而日本本土通过本币升值来减少进口成本的呼声也不减。
既然内外都有需求,在一年之内,日元从日元兑1美元升到了日元兑1美元,随之而来的便是日元作为国际货币被其他国家大量储存,日本人也开始觉得自己非常富有,开始在国际上大量消费,举家到海外旅游,购买豪车、各种奢侈品……于是在日本本土,流通的日元开始悄悄地减少。
众所周知,日本虽然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经济繁荣远远不足以支持其首都东京一个城市的地价能够赶上整个美国的地价。当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出现时,泡沫便产生了,而泡沫破裂只是时间和导火索的问题。流通的日元开始减少,这便为泡沫破裂提供了契机。
如上图所示,日本房地产在年开始出现雪崩式的信心崩塌,房地产的玩家们发现自己再也赚不到之前那么多数量的钱了,投资人开始撤资,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恐慌,房价大跌,企业、银行资金链断裂……大萧条开始了。
日本人开始紧紧地把钱攥在手里,即便银行实行零利率也不拿出来花,而没有人买东西使得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自然也不会有企业去找银行贷款。
流动性陷阱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日本*府想尽了各种办法,零利率、实际负利率、定量宽松等各种手段都使用过,但是通货紧缩的阴影长期盘桓在日本上空难以散去。直到安倍晋三上台之后,用史无前例的定量宽松和强力的*府投资,才让日本看到些许步出陷阱的希望。
当然,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老龄化严重所造成的国内消费疲软,以及日本企业股票在泡沫破裂前被严重高估,等等,但是之前详述的两个原因,确实可以说是日本通货紧缩最直接的导火索。
在汉朝,尽管由于金融工具的限制,通货紧缩的危害没有被放大到日本的地步,但也实实在在地造成了资金流通的困难:盗铸钱的现象屡禁不止,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演越烈……
如果这个时候不出现一个爱花钱的主儿,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农民起义和战争。在没有发明信用货币之前,我们很难从根本上跳出这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往复循环的圈,那么与其被动地迎接一场不知对手是谁的战争,不如主动开始一场自己能够控制、有目的的“战争”。等国库打空了,如果*府打赢了,而老百姓因为打仗颠沛流离,种地的人就少了,而市面的钱又多了,这样就走出了通货紧缩,开始了新一轮循环。
汉武帝驱逐匈奴,打得海内户口减半,并且*队出征会就处在脱产状态,人马都需要粮草,这就给多余的粮食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消耗方式。等到匈奴被打跑了,汉朝的国库也打空了,粮食又重新变贵了,于是自耕农们的收入反而又提高了。
尽管汉武帝并没有有意识地调节经济,但是客观上他的“穷兵黩武”让粮食重新贵了起来。若非如此,有没有后来的汉昭帝、汉宣帝的“昭宣中兴”,还是未定之数。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讲,汉武帝后来一系列“穷天下之物力”的事迹虽然有“败家”之嫌,从短期来看确实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对汉朝国祚的延续未必是坏的。因为如此一来缓解了国内深层次的经济矛盾,就好比是汉朝这个高压锅的阀门,定时放一放,消耗国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危险;如果一直引而不发,虽然自己或许能够挣一个贤君的名声,但之后可能会无法控制,等压力大到让锅自己爆炸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正是因为有了汉武帝的消耗,汉朝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第一个循环,然后才有后来汉昭帝和汉宣帝的再次休养生息,以至于昭宣之后到了元成哀平四帝,接着到王莽篡位,获得的仍然是一个府库充实的大汉朝。
——本文选自汪凌燕、汪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穿越历史聊经济:从周赧王到隋文帝》,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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