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译者：禅?云起
来源：私产公号
本文共计字数，阅读约需要13-15分钟。
为西方文明奠定基础的智力冒险之旅始于古希腊。不幸的是，希腊思想家们未能掌握自发市场秩序以及环绕着这些秩序展开的社会合作动态过程的基本原则。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希腊在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甚至自然法概念等领域的重要贡献；但悲哀之处就在于，希腊人没能认识到，发展一门称作经济科学的学科，致力于研究组成市场的社会合作自发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更不幸的是，当第一批知识分子出现时，思想家和统治者之间的共生共谋现象也随之出现了。从一开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接受了国家主义，还系统性地贬低、甚至批评和诋毁就在他们周围蓬勃发展的贸易、商业和手工业社会。
要希腊人从哲学和科学知识萌芽之始就能理解*治经济学的基础，并试图研究一个像自发市场秩序那样抽象和难以理解的现实，也许是过于求全责备了，要知道迄今为止，这门科学在所有学科中尚属最年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哲学家，就像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法避免“唯科学主义”的自负：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通过系统性的*府强制，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同胞。历史反复重演，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也进步甚微。
*治历史语境一种“平行性”（parallelism，相似性）不仅存在于（各时代）思想家对国家主义的赞同，还存在于*府和个人自由这两种截然相反概念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和社会总体上都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基于有限*府、对公民社会的尊重以及个人自由和责任（至少相对而言，由美国社会所代表）；另一方面是盛行的公有制思想，基于对国家的依赖，通过武力将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强加于公民社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由俄国所代表）。在古希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
雅典是一个相对自由和民主的城邦，它能够在自发社会合作秩序中容纳一个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而这个秩序是建立在尊重法律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还有一个叫作斯巴达的城邦，相形之下，这是一个*国主义城邦，那里的信念是，个人自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有资源都必须隶属于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对于那种紧密联系和支撑其生活的商业秩序，总是加以痛斥和轻视，同时殚心积虑地赞美斯巴达所代表的城邦极权主义。似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像今天的知识分子一样，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被认为是聪慧的，他们从经济方面收获的成果却不符合自我评价。同样，他们也无法抗拒将自身的善恶观念强加在同胞身上的诱惑，而且他们不断渴望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这一愿望。
承认这一事实，绝不能使我们错以为，相对自由的*体就不那么容易成为国家主义的牺牲品。例如，许多*治家会毫不犹豫地为雅典帝国主义*策辩护，甚至认为像伯里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那样挪用公共资金修筑庞大工程的作法是正当的。许多*客也有过错，因为他们试图说服公民，让他们相信，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意志，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问雅典能为你做什么，而是问你能为雅典做什么。
此外，相对较自由的地区仍然受制于一个*治周期，这个治乱循环虽然看起来奇怪而矛盾，却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事实上，在遵守实体法的基础上实现更大公民自由的时期之后，危机总是接踵而至：城市沦为煽动骚乱的受害者，这些骚乱由小集团掀起，目的都是损害某些社会群体，给其他人数更多但特权更少的群体带去好处。社会、经济和*治局势结果陷入极其紧张的状态，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内乱和冲突，这又被用来给国家扩权提供正当性，在每一组历史环境中，都具体化为肆无忌惮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他们免不了坚称自己是“祖国的救星”。
一些经济分析的初步尝试
要了解第一批希腊哲学家确切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留给我们的文献少之又少，而且支离破碎。然而证据表明，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开端，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会为自发市场秩序理论的初步形成扫清道路。
例如，早在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Hesiod，古希腊诗人，大约与荷马同时期）就在他的诗歌中指出，在人类行为当中始终存在着稀缺性，这就是我们必须有效配置可用资源的原因。此外，他还提到了模仿引发的那一类竞争，他称之为“良性冲突”，他认为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企业家力量，往往有助于克服资源短缺带来的重大问题。此外，赫西奥德认为，只有在尊重正义和法律，发挥这两者促进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作用时，竞争才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赫西奥德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一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主要因为他提出的宇宙原子理论而被人们铭记）在某种程度上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本人更接近于自发市场秩序的正确概念。
赫西奥德之后，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称作“智辩家”（Sophist）的哲学家。尽管迄今负面传闻缠身，但至少相对而言，他们肯定比后世的大哲学家更接近于自由至上论。事实上，“智辩家”们赞成贸易、利润动机和企业家精神，他们不信任城邦*府的中央集权和绝对权力。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偶尔会陷入一种类似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相对主义，但在捍卫个人自由对抗*府方面，他们远远胜过了后来的苏格拉底式思想家。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时至今日，大多数知识分子为支持国家主义而典型表现出来的唯科学主义自负，导致了对“智辩家”们系统性的诋毁。他们总是被认为是*治上“不正确的”，被贴上了不合逻辑、不够诚实的思想家的标签。
随后，其他更现代的思想家，如伯里克利时代的普罗泰戈拉斯（Protagoras，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家和修辞理论家，被柏拉图列为“智辩家”之一），提出了社会合作的必要性理论，并坚持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从哲学角度看，这个概念的逻辑结论可能会促进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自然产生，对于任何社会过程展开经济分析，这两者都是基本的出发点。此外，历史学大师修昔底德（Thucydides，雅典历史学家和将*，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闻名于世）对于社会秩序的自发性和演化性的概念，似乎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要准确。从他在伯里克利葬礼上演说的梗概中可以发现，他比任何人都更着重强调雅典社会相对更古典自由主义的品质。
最后，我们应该提到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希腊*治家和古雅典演说家、律师，发表过著名的斥腓力演说），希腊世界最伟大的自由斗士，他反对暴君腓力的专制统治。并非巧合地，德摩斯梯尼理解法律的习惯性、进化性的本质，因此他能够克服希腊人在物理（自然）世界和所谓法律和惯例的人造世界之间建立的简化二分法。一般而言，希腊人的确没有领悟自然的宇宙必须包括自发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关系，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与社会有关的事物，总是由社会的组织者人为和有意造成的（他们希望这些组织者成为像柏拉图想象的那种哲人王）。
所有现代经济科学都围绕着展开的主观主义观点，举例而言，可以在色诺芬（Xenophon，雅典出生的*事领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论》（Oeconomicus）对财富的定义中找到：他将财产定义为“那些占有者认为对其生计有利的东西”。此外，色诺芬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引入动态效率概念的学者，即利用动态效率做生意来增加个人财产（以及静态效率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建立在避免浪费的基础之上，色诺芬认为可以通过维持家庭财产的完美秩序来实现这种静态效率）。
无论如何，尽管有了这些充满希望的开端，尽管在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其他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希腊哲学家总体上还是跌入了唯科学知识分子致命自负的陷阱当中。因此，当论及对市场和演化社会秩序的认识时，他们完全被蒙蔽了双眼，他们落入了国家主义的怀抱；藐视同时代人的商业贸易活动，并无情地批评相对更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不管他们是不是”智辩家”)，就成了“*治正确”的做法。
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尤其令人震惊1、苏格拉底
从我们这个主题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所共有的主要特点是，他们无法理解不同希腊城邦或地区(包括希腊本身、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其他地）之间所呈现的繁荣商业贸易过程的本质。当他们谈论经济时，这些哲学家依赖于直觉而不是观察和推理。他们蔑视工匠和商人的工作，低估了后者每日勤奋自律的重要性。
因此，正是经由这些哲学家，知识分子反对任何涉及贸易、工业或企业利润之类事物的传统就开始了。这种“反资本主义心态”将成为贯穿整部人类思想史（从那时起直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永恒主题，始终存在于“开明”思想家的头脑中。
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充当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例证：他反对一切涉及到企业家利润、产业或市场的事物。我们必须注意到苏格拉底在其辩护演说（由柏拉图所记载）中所表现出的傲慢语调和故作谦虚。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对雅典城的年轻人产生了消极影响，他靠着嘲笑其父母的毕生工作来吸引这些年轻人，而不顾其父母日常在贸易、手工艺和市场领域中的忘我工作和诚实努力。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的理想目标在于寻求“美德”，这个词被解释为蔑视物质财富，尤其是企业家利润。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贫穷不以为耻，反而四处炫耀，并将斯巴达“极权主义城邦”的所谓美德理想化，当时的斯巴达代表着与雅典相对立的理想。事实上，在他的辩护演讲中，他宣称自己对于雅典城邦的贡献太大，根本不该受到审判，还应领取到每个人支付给他的终身养老金（以城邦资助他终身食物的形式！），从而激怒了陪审团。
更恶劣的是，苏格拉底的“偶像式国家崇拜”（statolatry）是如此执著，以至于他将源于城邦的实在法和自然法混为一谈。他认为人们应该遵守从城邦衍生出来的一切实在法，即使它们违背了自然法，从而为法律实证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其身后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暴*都将立足于这个基础。
简而言之，从科学的市场过程理论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他开创并推动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对自发市场秩序的完全缺乏了解，而这种秩序本身恰恰是雅典繁荣的根源；没有这种繁荣，苏格拉底和他所在学派的其他哲学家也就难以享受到不劳力而劳心的奢侈。尽管提供了这种相对自由和繁荣的环境，雅典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的报答只是轻蔑和误解。
最后，我们应该提一下这位哲学家极端自我中心的自我牺牲策略。他自己也意识到，在他这把年纪和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如果接受了法官和法律执行者轻而易举提供给他的流放选项，他在所余不多的岁月里，再也成不了什么事了。因此，他决定让自身成为一个所谓压迫性体制的受害者，从而载入史册，而他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傲慢的、充斥特权的头脑所构想的一个正合时机的、利己主义的自杀。事实上，他还试图利用这种死亡来给压迫性的国家主义崇拜提供合法性，以此诋毁古典自由式的个人主义。
2、柏拉图
有了这样的老师，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也就不足为奇了。柏拉图替最不人道的国家主义提供了高度危险的哲学辩护，每一个暴君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他的这种学说，压迫人类直到今天。在柏拉图身上，最彻底地体现了一个唯科学主义者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知识罪状：他有一种“致命的自负”，即认为自己比他的人类同胞更聪明，因此有权用武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柏拉图的典型特征包括：对私有财产权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赞扬；对传统家庭制度的蔑视；对正义的扭曲观念；货币国家起源论和唯名论；以及，简而言之，对斯巴达极权主义城邦理想的颂扬。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优越，然而，他们甚至对于使文明成为可能的自发市场秩序的最基本原则都一无所知。
此外，柏拉图拥护国家的利益，反对个人的利益，他甚至走向了极端，试图将他城邦专制统治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柏拉图及其门徒在锡拉库扎和希腊其他地方的所有尝试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最后，即使在认识论领域，柏拉图的贡献从长远来看也是致命的。他所谓的本质主义通过“后门”带来了最原始的实证历史主义：在社会领域，他试图从历史研究中推导出概念本质，从而为历史-实证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哲学迄今仍在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
简而言之，与柏拉图一样，这位目标是成为一名“社会工程师”、以随心所欲的方式塑造社会的傲慢唯科学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理想获得了广泛传播。这种方法在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德存在于他在数学公式和原理中不断观察到的“等价”和“均衡”之中，这些公式和原理应该向外推广到全社会。
3、亚里士多德
尽管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走向社会主义极端，但亚里士多德的表现一样令人沮丧：他也未能从科学角度来理解自发市场秩序。亚里士多德，一位替他那个时代最坏独裁者（马其顿的菲力，终结了构成古希腊世界的各独立城邦那妙不可言的网络）服务的哲学家，以及鲁莽的专制暴君亚历山大大帝的私人教师。毫不奇怪，亚里士多德未能摆脱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所犯下的知识分子自负之罪：亚里士多德也对斯巴达城邦所代表的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恋恋不舍。
诚然，他没有走向柏拉图的极端，他捍卫私有财产权，甚至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各种物品的价格）时，他凭直觉得出了主观价值论。然而，他谴责“利息”（usury，在最初的任何形式利息的意义上），没有认识到利息是一种协调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三者行为的市场价格，对利息所扮演的关键重要性缺乏理解。他的正义理论极度令人混乱，由于这个理论区分了正义的两种形式，也就是“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然而，在使人类行为适应一般法律和道德原则方面，这两种正义是几乎乃至于彻底无关的，且由于它们建立在假定的“等价关系”之上，实事求是地说，它们迄今仍然在混淆人类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
此外，一个几乎完美的例证表明，柏拉图没能领会演化的、自发的市场秩序，体现在他坚信：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将无法生存下去，因为其*府将无法组织这个城邦。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仅仅理解为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自给自足实体（autarkia，封闭式经济），而不是由有血有肉、生来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们引领下社会合作自发过程的历史表现。最后，亚里士多德追随苏格拉底的传统，贬低工作和企业家利润，尽管这两者以一种匿名和去中心化的方式，支撑着文明的高级阶段，而正是这一阶段才让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得以生存。
亚里士多德也未能解释交换的原因。他误下结论，当交换发生时，必然存在“等价交换”（马克思最终会运用这一错误观念来构建劳动价值论及其推论也就是其剥削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不信任财富（希腊语：ploutos，财富之神），他明确地批评了企业家利润，轻视甚至彻底忽视交换者。他还谴责利息（希腊语：tokos），认为“钱生钱”是不合理。
此外，他无法理解各种制度的自发出现，这导致他声称货币是人类有意图的发明，而不是一个进化过程的结果（尽管事实和他认为的相反），他也未能理解为什么对货币的需求从来不是没有限制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智慧的光辉时，这些错误与他对于其他科学领域，特别是认识论领域的巨大贡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的确，亚里士多德犯下了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的错误，因为他既不理解习惯法，也不理解市场，更不理解作为自发秩序的其他社会制度，他不能区分公民社会和国家（罗马斯多葛学派两个世纪后完美地理解了这一区别）。然而，在认识论领域当中，他的贡献是重要的。他关于潜在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区分，甚至在几个世纪之后，还被应用来解释人性的演化。他关于“形式本质”及其具体的“物质实现”之类概念，将成为理论和历史之间在认识论上区分的基础，同时又允许它们适当地结合在一起。
更贴近经济学领域，我们必须承认，亚里士多德对于价值的主观概念方法，特别是使用价值（主观的）和交换价值（货币单位的市场价格）概念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为评价的主观内部世界和数值计算的客观外部世界之间（使得经济计算成为可能）的联系提供了基础。最后，与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主义相反，亚里士多德为维护私有财产权筑起了一道理性的防线。尽管他的辩护不温不火，也不全面完整，但在许多个世纪里，构成了私有财产权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基础。
道家简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思想形成的同一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代中国出现了三大思潮：所谓的“法家”（支持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容忍中央集权国家）和具有更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道家，这对经济思想史学家来说，是极为有趣的。庄子（公元前-年）甚至说过：“当任由事情自由自在发展时，良好的秩序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在批评统治者的干涉主义时，庄子称其为“窃贼”。此外，罗斯巴德认为，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无*府主义思想家。庄子写道，世界“根本不需要统治；事实上，它根本不应该被统治。”
庄子坚持道家之父老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并把它们引到了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在孔子时代（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老子总结说*府压迫个人，总是“比凶猛的老虎更可怕”。因此，他认为*府的最佳*策是“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能致富并获得幸福。
两个世纪后，史家司马迁（公元前-90年）提出了关于市场经济典型的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包括保持“用敏锐的眼光来把握住时代的机遇”。作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护者，他正确地认识到了*府采取货币贬值*策的影响，这将导致其购买力下降（即物价腾涨）。
道家发展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当今时代，我们发现了鲍敬言（公元4世纪初），对他来说，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和压迫弱者的历史。国家将强迫制度化，恶化和加剧了孤立的暴力事件，以其不存在时就无法想象的规模来扩大这些暴力事件。鲍敬言总结道，“一个强大*府对于战胜混乱是必要的”这个普遍认识反映了倒因为果的谬误。正是国家带来了暴行，腐化了受其支配的人类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在人类中激发了偷窃和掠夺的行径。
与希腊哲学家和当今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始终捍卫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同时抨击了*府系统和强制使用暴力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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