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意蕴和思想精粹——专家：顾海良、陈锡喜、孙代尧、韩振峰
改革开放是*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一大批学者从理论上积极探索，为我们的实践道路扫清了障碍。刘诗白作为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先驱之一，他还为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改革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积极经验，并在充分认识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对刘诗白教授进行了专题采访。一、走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郑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是武汉大学因抗日战争西迁乐山时期的老校友，在这里，想请您谈一谈早年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以及您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的。刘诗白：
我于年出生于重庆市万州的一个教育世家，书香门第浓郁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就热爱社会科学。读中学期间，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人民大众革命文化的传播对我影响极大，我因此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这其中，《资本论》成为我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年期间，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在此期间，我在彭迪先[1]教授指导下深入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萌生了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兴趣。武大的课堂氛围比较宽松，既可以讲左派的马克思经济学，也可以讲西方经济学，我也因此在学习中兼容并蓄，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以外，系统阅读了大批西方经济学原著，这些都为我之后的*治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应彭迪先教授之邀，受聘于四川大学经济系任助教、讲师，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正式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年12月成都解放。年彭迪先教授由四川大学调任成华大学[2]校长并受命筹建四川财经学院，我亦追随他由川大调到成华大学。年10月11日，高教部贯彻国家关于对“*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合、加强和改造师资，为今后发展创造条件”的方针，将重庆大学、华西大学、贵川大学等综合大学的经济、管理类系科和成华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等17所院校、系科，以成华大学为校址，合并组建成立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迄今为止，我已在这里工作了68年。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主要讲授*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年以后，我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写作了有关实行按劳分配，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农村家庭副业以及有关*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最初的探索，为我日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郑敏：您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注重对学科前沿理论的积累，曾经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3]于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但是这本译作最终却没能正式出版，能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缘由吗？刘诗白：
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是我年到四川大学工作以后在川大的图书馆借到的。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发展史的一部最新的、学术性最强的佳作。多布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的这本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运用《资本论》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由城乡商品经济萌芽到工场手工业，最后发展到工厂制度的过程。全书收集了大量资料，理论分析非常到位，我看过以后就决定对它进行翻译。
年，我把书稿译了出来，并在年底把译稿寄给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当时的编辑杜国庠和史枚给我回信表示接收并准备出版，清样也打出来了。之后我写了封信给身在伦敦剑桥的莫里斯·多布，请他为此作序。多布回信，同意翻译本的出版，并把序言的稿子寄给了我。但正逢北平和平解放，所有的文化单位都提前撤往广州，三联书店也不例外，出版事宜就因此搁置，书没能正式出版。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部著作又有了一个新译本[4]，现在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可以参考这部经济史名著。很可惜的是，我的翻译稿，包括我跟多布的往来信件和多布作序的原稿等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洗劫一空。
二、引入市场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果郑敏：
40多年前，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我国也随之迎来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创新的新时期。您曾亲身参与了改革开放伊始理论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并否定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等一些经济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能否谈谈您提出这一概念的过程呢？
刘诗白：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方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是小平同志的功绩。当然，这一概念并不是凭空诞生的，这中间经历了理论界的多次争议和讨论，是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与研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策的放宽而逐步加深的。
年2月，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规定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这是我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名词，但在当时，我已经在文中把“发展商品经济”的论题明确地归结为利用市场了。同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无锡举行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我在提交会议的《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加以论述，但囿于时代的局限，这篇文章仍未突破“计划管理为主”的传统观念。当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
之后的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从根本上破除了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传统观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呼之欲出。同年7月，在中国《资本论》学术年会上，我提交了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的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做了五点阐述，并对根本性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迫切性进行了说明。这一年的10月，*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做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果，为之后4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理论和*策的前提。
年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后，我主张基于我国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要求，不断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期间，我相继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5]，这些研究使得我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更为系统化了。可以说，引入市场机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战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果，为之后4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郑敏：
自*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理论界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展开了研究，然而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矛盾的。
刘诗白：
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立起来，跟我国理论界一些人曾经机械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社会的论述有关。实际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兼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有人试图在书斋裁定兼容问题的时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兼容已经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迅速发展，自发生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意义最重大的成果。市场经济改造了传统农村以及城市集体经济，还出现了股份合作制经济，它们初步获得了与市场兼容的机制与组织形式。中国乡镇企业和新集体经济这些新体制、机制，实际上解出了人们争论不休的“市场能否与社会主义兼容”的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郑敏：
事实上，在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场机制相适应的过程中，并不只涉及对传统的公有制形式的改造，还包括对局部领域存在的个体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创新性改造，比如与“苏南模式”齐名的“温州模式”就是以家庭私营经济积极适应市场的典范。而在这些改革的积极实践背后，都少不了理论界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探索。您是我国较早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禁锢的学者之一，曾经在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公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刘诗白：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三性论”实际上是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中国改革中自发涌出的所有制形式而得出的结论，旨在对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6]的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的特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概括和解析，刚才提到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可以被这个体系涵盖。这一观点是我在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提出的，之后我又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具体的阐述体现在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的专著中[7]。
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是以公有化的“不完全”为前提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征自然应该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但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是不完全的，它表现在社会所有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与在局部领域存在的某些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例如个体所有制，以及私营资本主义所有制等的并存，从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而是带有多元性，即表现为由作为主体的公有制与一些其他所有制组成的复合结构。
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多样性，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特征。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除了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类型以外，还存在着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组成的联合体所体现的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如“全民+集体”，“集体+集体”等。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成熟性的另一表现，指的是公有制体系内部存在着体制差别，体现了公有化程度不同。只有基于本国的国情，采取灵活的*策，建立起一个公有制内部合理的层次结构，才能真正地做到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最充分地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顺利地与不断地发展。
三、产权制度改革是搞活微观经济主体的关键郑敏：
您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提出的“三性论”在当时从理论上剖析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与一些其他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必要性，阐明了多种新兴联合所有制自发形成的必然性，也对全民所有制体系中体现出的不同公有化程度的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等多种经营形式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实际上，所有制关系在微观体现为产权，产权改革跟所有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知道，产权问题也是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中着力最多的论题之一，在理论界大多数人还将“产权”二字看成是西方经济学或西方法学范畴的时候，您就已经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从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8]，构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经济学理论框架。能否请您以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引线，谈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呢？
刘诗白：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冷静、深入地总结了苏东挫败以及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失误后，及时、果敢地做出的伟大战略性决策，是中国的一个法宝。在这场改革中，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书写出20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中中国发展的华丽篇章。改革开放的主线就是依据中国实际，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它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是“独立营运的微观主体+市场价格机制+*府的宏观调控”，我们这里所谈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重塑独立营运的微观主体的过程，也是主体财产权构建的过程。
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走的是两权分离的道路，国家把对生产资料的权利进行了二分，分为最终所有权和经营权两块，国家保留最终所有权，企业则享有独立的财产经营权，经营权被赋予市场主体并不改变原先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性质。通过建立法人财产机制，理顺各参与主体面向市场所必需的责、权、利，使他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经过改革之后的新体制，驱动企业管理科学化，驱动家庭和个人积极劳动、积极创新，成为能够“围绕着市场团团转”的不停顿的创新主体，一扫过去吃大锅饭、磨洋工、不创新的局面。
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做一个梳理，第一件就是始于年的农村家庭承包制，通过实行“保证上缴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的体制，实质上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构建了农户主体土地财产权。第二件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城乡改革，包括集体企业从大集体中放开，乡镇企业的产生，以及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等，这次改革使劳动者、私有业主和集体等不同性质的主体财产权得以构建。第三件就是80年代末实行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转换企业机制”改革的内容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从而保证企业主体财产权的构建。
假如把考察的视野放宽，我们还将看到近年来逐步获得实施和硬化的知识产权以及允许科技劳动入股，赋予和保障了科技人员的财产权；实行住房商品化后居民拥有了房产权以及土地使用权和从事住房抵押、租赁、出售等权利，特别是物权法的实施赋予和保障了居民生活中广泛的个人财产权。可见，我国体制改革和创新，还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丰富而多彩的主体财产权。
郑敏：
是的，只有经济活动中方方面面都做到主体产权明晰，才能给市场带来更具活力的参与主体，我们的市场机制也才能够更健康。我注意到，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从四川开始试点的，从年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户企业开始扩大自主权试点开始，在40多年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四川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策源地和试验田。您作为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从求学到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近距离的接触必然让您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感受颇深吧？
刘诗白：
的确，国有企业的改革肇始于年的四川成渝两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向前发展。我身处四川，也亲身参与了年的四川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工作，从实践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把企业搞活的实践中走出来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扩权让利；经营承包，两步利改税；转换企业机制、进行公司化改组。第一、二阶段是国家与企业在管理方式、分配关系上的局部调整，属于表层的改革。在实行租赁、承包制等场合，企业独立经营应有的财产权和收益未能到位，相应的对搞好生产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可能确立。带来的结果是不仅企业未能真正活起来，反而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促使人们把企业改革推进到深层的是第三阶段，即80年代中期以来对国有企业展开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革。公司制改组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了拥有责、权、利的财产权主体和独立营运的市场主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表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向深层发展的固有的要求和不可回避的过程。
当然，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搞“一刀切”，大中型企业主要实行股份制，国有中小企业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或是出售给私人。特别是我国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多种经济成分并行发展的要求，以及按照产品性质——充分竞争性产品、公共产品、社会产品——选择主体财产权形式规律的要求，实行了国有资本从一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退出，和向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集中，以及向带有公益性的生产领域——如战略性大生产、环保、科技基础设施——倾斜。其结果是：一方面通过结构调整，使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又带来在广阔的产业领域内对社会资本的“放开”和“准入”，促进了立足于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众多微观生产主体的出现和发展。
郑敏：
那么，您认为当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刘诗白：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仍是改革的核心，而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产权制度改革，仍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头戏。在新时期，为了构建更加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我们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推进和进一步搞好新一轮的产权制度改革和主体财产权的构建。
一是深化和全面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特别要解决好许多企业中存在的“所有者虚置”和“经营者越位”问题，以及近来又有所抬头的*府干预现象。在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搞好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落实法人财产权，同时，要大力推进*府的职能转换，切实做好“*企分开”“*资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和生气勃勃的市场主体，同时坚持维护企业的国有制性质。
二是统筹城乡的大*，启动我国第二轮农村改革。按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村发展的要求，通过对土地产权流转的全盘科学设计，做好产权流转主体的明晰、主体土地产权的界定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的构建、土地流转原则的制定，形成农民自主、*府规制的有序的产权流转，从而有力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业和多样化农村商品经营的发展，增强农村内在积累能力，加快农村公共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它将为我国农民开拓一项财产性收入。
三是推进全面的主体产权构建。进一步的经济市场化是新时期的特征，适应于这一特征，要在面上推进微观单位以及个人主体产权的构建，特别是要推进适应时代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新兴领域的产权制度构建。比如多种新兴农村经济组织产权的理顺，科技及文化领域知识产权的落实，公益组织及社会服务单位的产权制度构建，以及自然资源使用中的产权合理安排等。
四是进行规范化的主体产权制度的建设。新时期的企业、个人以及事业单位的财产权的构建，要着眼于规范化，构建和完善有关财产权法律，确立法制界定的主体财产权限，规制主体行使财产权的行为，建立起对主体的财产权扩张活动的多方面制度约束，由此来保证立足主体财产权的市场经济运行有序和社会生活的有序。
五是不断完善主体财产权结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通过各类公有主体产权结构的完善，来实现公有制的发展和完善。如通过股份制的完善，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国家控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发展职工持股，特别是搞好包括经理人、职工在内的收入分配，使改制后的企业，更加体现公有制性质；以及通过完善股份制产权结构，对多种行业的众多的股份制企业——包括私人控股企业——渗入国家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这些企业体现公有制因素，实现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对接”和“共融”。
四、新时代要在更大力度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郑敏：
年可谓高质量发展的元年，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继续深化所面临的新课题。您在年出版的《现代财富论》[9]被誉为“立足于高科技时代的新《国富论》”，其中的很多观点与当今的高质量发展在思路上是不谋而合的。
刘诗白：
《现代财富论》阐述了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和财富创造的特点，特别是基于高科技经济体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在这本著作中，我基于对现代财富结构多样性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首先应该确立一种全面的财富观念，谋求物质财富、服务财富和精神财富三者的结构协调和优化。在进行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既要讲求社会财富量的增大；又要讲求财富质的提高，即产业升级和高科学含量产品的创造；还要讲求财富结构的优化，在发展物质生产部门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
在对当代最新的财富生产方式——高科技经济——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时，我还曾指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生产方式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科技经济正在向纵深、全面发展，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致力于推动传统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的攀升和追赶，走向高科技经济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把握世界高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紧跟世界科技创新潮流，加快产业升级，发展壮大自身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其作为桥头堡和制高点，带动工业化和促进现代化。搞好高新技术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
郑敏：
刘老师，您认为，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推动高科技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哪些方面的重要意义呢？
刘诗白：
技术进步是财富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决定因素，我国新时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于技术进步。现实经济中的技术进步，不只是一个技术本身的效率问题，也不只是掌握新技术知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是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打破了自给自足经济中生产的局限性和物质技术的保守性，产生了市场需求拉动的生产扩张和原有物质技术有限生产能力的矛盾，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进步的经济动因。其次，在市场经济固有的盈利极大化的企业体制下，使用新技术成为提高盈利率的手段，从而使技术进步有了主体利益的驱动，后者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强大的、内生的力量。再次，市场经济固有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另一强有力的内生力量。最后，“资本密集”工业技术，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企业组织和信用、金融体制，为厂商进行技术革新提供了金融支撑。当代市场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使效率更高的新技术产生出净收益，即超额利润，由此，启动了为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进程。而当代高科技经济中技术的不断创新，更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的，后者包括商品性知识的生产体制，风险资本的形成、运行体制，以及知识产权体制。此外，还包括培育智力劳动力的教育体制以及鼓励创新的文化等。正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机制，驱动了当代科技的不断创新。因此，在新时代，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更全面、更健康的市场机制，对推动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存在着重大意义。
当然，市场绝非万能，科技创新作为一种知识产品，跟普通商品一样，也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在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立足于兴利除弊，将市场的“搞活”与*府的“规制”、管理与调控相结合，实行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两手都硬，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府的功能，走稳、走好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五、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需对中西方经济实践进行系统总结郑敏：
您在《资本论》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参与《〈资本论〉辞典》《*治经济学辞典》等重要文献的编写。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您认为深入研究《资本论》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刘诗白：
《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伟大成果，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机制、分配机制，以及私有资本深层结构的问题和矛盾等都作了全面的分析。《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上是独创一格的，它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方法，跟西方经济学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跟18、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基本制度没有发生质变，基本矛盾也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不存在《资本论》过时的问题。可以说，《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我们观察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指南。从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们深入研究《资本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把《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用来观察和分析20世纪和当前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创立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永久繁荣的“神话”。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严重的“滞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在经济金融化、信贷扩张和全球化的急剧发展中，经济社会结构畸形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垄断后的发展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近年来，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信奉*府不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在面对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加强*府职能。如何认识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面临的新任务。
西方学者在理论方面进行了资本主义运行，特别是微观运行方面的一些具体研究，但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宏观体制，特别是制度基础上的研究并不科学，回避了基本制度这个深层问题的分析。一方面他们并不准备放弃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关于加强*府职能的理论还没形成。关于如何对待市场，他们的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哪一种理论都不能回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中的财产权分配和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与社会不公问题，可以说西方的经济理论正处于混乱之中。
我们的学者近些年一直对国内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多，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多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铁映院长曾经请一批专家去无锡和杭州讨论关于*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建设的问题，我当时就提了一条意见：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搞好“二论”，也就是写好两本书——《中国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二者缺一不可。用《资本论》的方法来建立“当今中国经济理论”和“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需要经济研究者加深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既要有理论分析，又要立足于实际，既要有科学的历史继承，又得跟得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要作为一个长期战略，由这一代的经济学家集体来完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10]写出了《21世纪资本论》，这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好书，但这本书对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仍不透彻，对西方大国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制度根源还缺乏深入的揭示。我认为21世纪的《资本论》应该由中国人来写，由中国人运用《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系统、深入的理论阐述。
郑敏：
您刚才提到的搞好*治经济学基础理论需要重视的“二论”的确是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需要重点努力的两个方向。当前，构筑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界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您有哪些建议呢？
刘诗白：
*治经济学就是实践的理论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一个理论升华，将我们这40年来在经济、*治、文化等方面所走出的道路进行系统、深入的总结。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构筑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拓宽*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应把研究范围从物质产品领域扩大到服务产品领域以及知识（信息）产品领域，要更紧密地联系新时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
构筑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还需要特别重视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经济40年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的运行机制西方经济学是说不透的，值得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体系把它从宏观、微观和中观的角度讲通、说透。
构筑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需要不断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广东的讲话中提出，当前要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看改革开放，而我们就要用新时代创新的精神来看*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做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要根据时代的新发展及时总结、创新理论，还要在研究方法上适当引进现代的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是重点，不是照搬过来，不是已经就是，还要加以完善和创新。中国的*治经济学研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我们应该推出学术功底深厚、现实意义重大的大作和新作，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立足于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充分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经济思想，彰显中国智慧。这是一项艰苦的学术创新工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
郑敏：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离不开高水平学者的培养，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家，您对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培养有何建议呢？
刘诗白：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一再提及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可以说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光荣，而且有发展前途。对于新时代青年马克主义经济学者，我有两句话送给你们——“下乡下厂跑断腿，在家坐好冷板凳”。经济学家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书斋里永远找不出现成的答案，一定要结合实际，下到基层亲身考察，才能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刻而完整的认知；在对实际情况充分掌握的基础上，还要做好在家“坐冷板凳”的准备，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搞学问，读好原著，加强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同时经常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拿来研究和反思，吸收他们的长处，认清他们的缺点，再结合我们中国的实践把*治经济学理论讲通说透，搞出特色。
中国已经富起来了，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全世界发出声音。在我们中国强起来的道路上，需要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时代的伟大重任落在了你们头上，青年学者加油！
参考文献
[1]彭迪先(—)，原名彭伟烈，著名经济学家，年生于四川眉山县，著有《世界经济史纲》《货币信用论大纲》等，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协常委。
[2]成华大学原是上海光华大学抗战期间在成都设立的分部，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上海本部得以恢复，之后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正式更名为成华大学。
[3]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英国共产*领导人及重要理论家，剑桥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经济思想史家，著有《*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等。
[4]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译作《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滕茂桐翻译，于年在新民书店出版。
[5]参见刘诗白：《刘诗白文集》第5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年版。
[6]年之后，刘诗白在进行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新思考时，学界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所以最初他使用的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或“初始的社会主义”等表述。
[7]参见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8]参见刘诗白：《产权新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年版；刘诗白：《主体产权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年版。
[9]参见刘诗白：《现代财富论》，北京三联书店年版。
[10]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著有《21世纪资本论》。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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