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回溯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中国共产*建*一百年来的经济思想史，就是秉持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是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历史。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如涓涓细流在中国知识界流传开来，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走在最前列。年，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学》，是中文最先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及其思想的著述，该著作就是从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切入的。年，上海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田岛锦治的《最新经济学》和福井凖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的代表性著述。《最新经济学》对“共产主义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说作了粗陋介绍，认为“共产主义派”经济学说“主张废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仅言土地及资本可为共有。其他享财产皆许其为私有者也”。《近世社会主义》提到马克思“讲究经济上之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社会主义”，与这一“新社会主义”相比，此前以欧
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英法两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的学理”与“儿戏的企图”罢了。《近世社会主义》评价《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为一代之大著述”，并评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几本*治经济学著作，包括：《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自由贸易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国共产*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生成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强劲的思想潮流，成为中国共产*人改变中国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主动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开始萌生。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分“上篇”和“下篇”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作出阐释；“下篇”对*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学说作出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李大钊提出应“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他“略说一说”的结论是：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这一认识，同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观点正相耦合。
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中国共产*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理论自觉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赴苏俄考察，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治经济情况的通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策的转变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瞿秋白提出：“‘我们’要能解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这实际上是瞿秋白联系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国共产*成立后，高度重视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二大以列宁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阀和官僚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人民的主要反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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