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和阐释好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话语镜像，只有用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才能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何以能够成功及对世界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丰富和发展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理论支撑，努力形成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并推动*治经济学教材改革。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原理和逻辑结构，并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和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我们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研究评述
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到苏联编写《*治经济学教科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与时俱进，经历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争论，特别是对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理论框架等有不同认识。关于起点范畴，存在以联合劳动、资本、社会主义消费、社会主要矛盾、剩余产品、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般等为起点的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一般化的劳动是合乎逻辑的起点范畴，没有纯粹的产品和原来意义的纯粹的商品；有学者认为“变形的商品”或者“特殊的商品”及其生产是起点，这种商品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或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受双层所有制结构制约的特殊商品。由于研究范畴和逻辑起点不同，逻辑主线也存在差异。关于逻辑主线，有学者认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关系；有学者主张是发展经济，满足需要；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贯穿全部的中心；还有学者以发展、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为逻辑主线。可见，现阶段学术界关于*治经济学起点范畴和逻辑主线仍未达成共识，未能抽象出最一般的经济关系范畴。
我国*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及借鉴苏联范式构造*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是以“六册计划”和《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为基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基本上沿袭《资本论》和苏联*治经济学范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三个层次来阐述，并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将*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另一种形式是将社会主义部分与资本主义部分有机融合。第一种形式中，*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秉承《资本论》“生产-流通-再生产”的体系框架，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依靠创新，如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论稿》，谷书堂、宋则行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简称北方本），蒋家俊、吴宣恭的《*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南方本），蒋学模的《*治经济学教材》。第二种形式以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治经济学》和逄锦聚等主编的《*治经济学》为代表。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保持*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基本不变，结合中国实践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调整，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治经济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现代模式。例如，南方十六所大学共同编写的《*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宋涛主编的《*治经济学教程》以及高等*法院校规划教材《*治经济学新编》等。
此外，也有教材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年厉以宁主编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借鉴西方“运行-发展”的经济学逻辑；年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进行阐述；原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国家教委本），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的《*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陈东琪、李茂生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年第一版、年第三版）等，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其中本质层次分为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经济运行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部分。
理论体系是动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实践以及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理论创新会不断丰富其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化经济学说”逐步构建。马克思指出：“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进一步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学术界取得一致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中国经济改革实践逻辑的统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多聚焦现实经济*策的解读与论述，根据现实经济条件及经济*策改变而调整，理论体系发展滞后于经济*策变化。这样的*治经济学虽然可以解释当前经济实践的成功，但未来是否有效存在不确定性。总之，如果没有抽象出*治经济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仅仅停留于现象性描述，就很难形成成熟的基本原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植根中国土壤、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产生的*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时代化和中国化。中国发展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一方面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是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解释无力，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从美国到欧洲，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严重冲击，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经验，揭示中国奇迹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亟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但其根基是“西方中心论”，总结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创新发展。
有学者主张所谓经济学的普适性，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这种观点混淆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所谓主流经济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产物，是反映我国经济制度特殊运行规律的*治经济学。如果承认经济学具有普适性，就抹杀了经济制度特殊与经济运行一般的界限。“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转型的国家大多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却都是被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主张以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是不可取的。
*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认为，“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也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既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始终体现和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必须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总结好中国经济发展成功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在科学回答中国发展问题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
（二）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本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必须始终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必须根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力，始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面认真总结40多年来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检验，才能不断发展，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逻辑起点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随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实现这一目标，是历史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新时代使命。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哲学意义上讲，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植根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都有很大不同。“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其世界性主要指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中国特色也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价值，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能够为解决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充分彰显中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世界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