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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刘浩锋著：《经济科学原理》下卷，世界文艺复兴出版社，）
天道辩证逻辑思想的提出，根本解决了东西方两大逻辑体系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形式逻辑系统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反应瞬间与局部真实运动状态的特征，从事物的整体性乃至宇宙大系统而言，是局部有效、不完备的状态。如果深信这种逻辑工具构建文化大厦，不可避免将出现在“一粒米上建体育场，一粒沙上搭高楼大厦”的虚拟性论述而无以支撑，它所制造的假象与客观运动真相错位，不能发生一一对应的普遍的逻辑联系。
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在以经济逐利为核心价值的引导下，资本家的御用学者们狂飙突进以“局部取代整体”的方式将经济学取代了哲学的地位，将之上升为“社会科学之王”。可是，周期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像魔咒一样伴随着西方社会。这种危机损害的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全球扩张，至21世纪，已经成为全人类社会身上的恶性*瘤。
就像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所谓欧洲启蒙时代以个人替代上帝，以及现当代西方学界以西方局部价值与文明模式上升为全球普世价值与最高学术范式一样，这种“蛇吞大象”的现象总是无处不在的发生，在并没有实质性获得全球文化“形式多样、价值统一”的融汇整合前提下，以偏概全的恶果进而引发了世界文明的冲突与人类秩序的失衡危机。
那么，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如何创建的？它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呢？它所依赖的逻辑工具与分析方法是否存在漏洞？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大厦究竟只是虚拟基础上的文化泡沫？还是具有牢固基础的普遍有效的科学？
通常西方经济学被定义为在一个社会中实现对稀缺资源效益最大的最佳配置。“稀缺资源”是西方经济学
客观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以往不具备稀缺性的资源，在不同历史时空条件下会成为稀缺性资源，稀缺性资源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却又变成了非稀缺性资源；或者说普广性资源隐含着稀缺性，稀缺性隐含着普广性，从宇宙整体性时空看，它们绝对运动着，并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位置。因而，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确立为稀缺资源的立论，本身是片面、局促的认知。而发生这种认知的逻辑思维工具，正是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人们不能从哲学上发现理解矛盾属性或者阴阳辩证关系是宇宙普遍性真理规律，排斥矛盾是停留在事物局部的表象上，忽略了事物在整体系统中真实的辩证运动属性；因而，经济学危机与周期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哲学衰竭无以正确指导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运行认知局促的文化危机。
社会经济现象是互为因果关联、复杂的系统运动过程。如果经济学方法不能建立在正确的哲学认知基础上，人们不能掌握宇宙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就无法用正确的方式，透过复杂系统的表象，处理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以及心灵问题、*治问题、文艺问题等一切危机。或者说，如果人们不能从万象中看到本质的“一”，从“一”中推导出宇宙之“万”，从宇宙表象中发现背后的宇宙本体，从名相中窥见众生的“法性”，那么，人们就会迷失，而停留在局部的恶性循环的圈子里面跳不出来，以致质疑普遍性有效的真理法则——“一”的存在。
正因为找不到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普遍有效的逻辑方式与宇宙方法论，人们往往通过假设前提下的简化手段，来研究理想状态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与客观不断运动的事物发生了偏离。偏离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只能反应一瞬间或某个狭隘局部的现象。恰恰人们在推理中，往往忽略了这个基础，而忘乎所以的继续推理构建概念体系，从而就形成了“一粒米上建体育场，一粒沙上搭高楼大厦”的基础与建筑互相失衡的“经济学悖论”、“经济学虚幻”现象，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称此为“基础失衡悖论”。
正是这种局促认知与局部有效的逻辑思维方式，人们赖以建立起来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往往是以“假设”为基础的“个量分析”；它理论的基础性假设包括稀缺性假设、利己主义假设、理性假设等诸多显而易见的片面概念；而事实上，这些假设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事物层面发生着，但并不代表着真理性层面的普遍性发生。就利己主义假设而言，它看见了低级生命中发生的运动事实，而抹杀了宇宙高层时空高级生命发生的利他主义的真相；它没有发现利己主义的罪因导致在另一个层面形成害己主义的恶果，而利他主义的善因却在另一个层面获得真正利己主义的善果。他们不能理解老子教导的“无私而能成就大私”、佛陀教导的“无我反而成就大我、真我”的宇宙科学大智慧。更不懂得从宇宙普遍性科学法则“天道”中创建相应的辩证逻辑工具进行正确分析，从而，不能确立“利人利己、均衡之道”的价值基础；正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利己主义的片面假设基础上，形成了不惜损人利己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人”、“经济人”的偏执人格基础。
此外，西方经济学与采用局促的形式逻辑工具一样，分析方法停留在局部分析而忽略了局部与整体的逻辑的辩证关联。如果不能懂得从整体层面掌握方向统筹全局与结合局部辩证分析，就会往往导致“因为黑子，所以太阳是黑的”大谬论。事实上，这种现象因为局部分析方法的普遍使用，导致整个人类文化尤其是此种精神更为盛行的西方文化蒙蔽了真相颠倒了是非价值。因此，人类要走出各种文化的假象误区，就必得超越这种困境，用普遍有效的辩证逻辑工具与宇宙整体意识来重新梳理建设世界新文化、新道德伦理，改造旧文明秩序。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落后的方法论视觉，使得人们面对研究结果悖逆客观常识而难以获得文化反省与超越。
因此，西方经济学除了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稀缺资源配置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它包括个体的、家庭的、企业的、产品的等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也要以不同组织层面的整体的视觉来进行关联分析；
不仅要以整体层面
而西方经济学大厦就是在这种失衡的形式逻辑、失衡的价值认知、失衡的人格、片面局促的方法论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各种学说流派，虽然，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乏引入了微积分反应运动关系的数学辩证形式，也在微观与宏观层面提出了接纳矛盾互补关系的各种“均衡”概念；
不仅引入了通过观察实验获得数据借用数学公理搭建数理模型，也通过确立价值标准树立起规范经济学，更是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客观相互联系和规律的所谓实证经济学；
不仅引入通过假定经济变量的运动总是趋向均衡状态的“均衡分析方法”，也采取了通过经济变量并不一定趋向均衡的“短边法则”的非均衡分析；
不仅引入通过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某些经济变量为自变量（非以时间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互相变化规律的机械静态分析；也通过以时间为自变量研究各种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规律、运用系统论和随机概率论思维方式的动态分析；
不仅引入动态的边际分析，也引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确立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分析；
以及引入任何事物都是一定环境下产物的“环境分析”等等，但忽略了西方经济学基础性悖论的事实，都无法改变其“小脚巨人”的畸形格局与悲哀命运，其根基性的失衡脆弱，导致庞大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大厦不仅不能解决自身理论的诸多悖论困境，也不能化解周期的经济危机难题而必然垮塌。
一切理论学说与客观存在，从最究竟而言都是过程性的存在。因为，“盈消虚长、成住败空”天理循环的宇宙轮转规律告诉了人们宇宙也有生死循环，永恒的是宇宙的纯粹本体。在那里，一切回归于大生命能量的圆满的0。所以，佛陀临终强调：虽布道49年，实未说一字。如果有人说佛陀说法了就是公开谤佛。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认知到这一点，那么，就是内涵正确的理论在几百年、上千年后也会被后人因为失误的描述而发生歧义形成谬论。佛陀住世时早就晓谕了佛教会从正法时期经历像法时期堕入末法时期。所谓末法时期，是时空环境变异了，而文化形式在传播与阐释中逐渐失真衰朽进入隆冬，传统佛教文化不能度化人们觉悟成就正果了。同时，宇宙新陈代谢，必有新的文化形式续承佛理等宇宙科学重新发芽成长教化众生获得大觉悟大成就之道。
从这个层面而言，西方经济学远远未达到古圣人的文化大圆满的层次。它的基础性悖论导致这种学问仅仅各领风骚一些年就被淘汰了。所以，观看西方经济学体系花样繁多，但大多是一知半解、漏洞百出的局部认知。经济学家毕其一生精力在维护这种可怜学说是极其可悲可怜的。它们沉迷在局部之中忘却了抬头仰望轮转的宇宙星空秩序，也忽略了低头窥察轮转的微观粒子秩序，更舍弃了反诸己身寻找生命成长的终极圆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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