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凡有点年头的单位和学科，几乎都有一些故事或传说。因了这些，茶余酒后多了谈资，个人或事物添了魅惑。多少年后，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这些奇闻异事，历史的细节和人物的性格也因之鲜活生动起来。师大肇源于年戊戌变法中的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及其师范斋、师范馆，清末、民国时代的师大首先成为了校园传说的渊薮。年鼎革之后，人们还可能想起50年代中文系的十八罗汉、数学系10名研究生8人右派1人劳教、谭厚兰带队砸三孔，80年代历史系的济济人才、数学系的四大金刚（王世强、严士健、刘绍学、孙永生）和经济系的*治经济学五虎将。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一向自视甚高，自许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和研究范式的帝国主义者。而经济学在年英国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前，自斯密开始的欧美国家古典经济学一般称为“*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不是politicaleconomics）”。换言之，古典时代的*治经济学就是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至经济学科的总称，而不是指研究*治的经济学或研究经济的*治学，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理论也包括了哲学、*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学科或三个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英美国家才渐渐以“经济学”名称替代*治经济学，而苏联、中国的经济理论迟至80年代才开始从概念到内涵的转型，亦如力学、生物学之于物理学、生命科学的名称转换，但号称经济学三大牛刊、芝加哥大学主办的经济学双月刊依然名曰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发展成为社会活动的主旋律，*治经济学或财经学科很快取代文史哲而红火起来。年6月，师大在全国师范院校中首先设立*治经济学系，当时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大致分为*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经济管理、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学科。在*治经济学原理教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当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被称为*治经济学四大家（孙、许去世后，薛、于、陈瀚笙、杜润生合称为经济四老，年轻一辈的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则被被称为京城经济学四老）。而师大五位50年代后期参加工作、四十多岁的教师，个性鲜明，干劲十足，专业精湛，多有合作，以至被人戏称为*治经济学领域的“五虎将”。
五虎将，众口流传的是《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张飞、马超、*忠和赵云，赵云的排名后来还被民间提至前三。国共之争，双方也有五虎将之说，即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和卫立煌，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和粟裕。师大*治经济学的五虎将是谁？朱、王、刘、马、曹！
二
五人中年龄最长的是朱元珍（.4.1―.5.13），江苏江阴人，中学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年后一直在校工作，期间多次参与国家计委、劳动部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自50年代起，朱师在《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经济学科顶尖的《经济研究》4篇。还与他人合编了多部*治经济学教材，与中国人民大学宁玉山、北京大学钱淦荣教授主编了全国自学考试统编教材《*治经济学》。在严肃的课堂上，他有时插入“计划计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等俗谚，至今耳熟能详。
王善迈、刘志典、马德安、曹宪章四人年龄相当，先后于―年入职。其中，王师年、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或许是经历了肃反、反右、大跃进、除“四害”、大饥荒、四清，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治运动的反复锻炼，或许是看到了传统的*治经济学的教条僵化，王师从80年代中期逐渐转入教育经济学研究，与厉以宁、邱渊、杨葆煜等人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先驱和领*人物。有时，三五学生或同事闲坐，王师一根香烟，娓娓而谈，听着大炼钢铁、三反四清、文攻武卫之类或荒唐或惨痛的往事，不知今日何年何月。
刘、马、曹皆年生人，只比王师小一岁。曹师80年代初曾在《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文，不知何故，年就离开了学校，五虎将中唯一未有交往的老师。刘师80年代中期就因病而艰于科研，长期休养。偶或有些事情，曾经登门请教，如今又多年未见了。马师80年代初曾独立或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发文，研究方向渐渐转向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这也是当年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但年他就调到了华南师范大学。
年春天，随着朱师溘然去世，仍在坚持教学研究工作的就只有王师一人。寂寞新文苑，萧条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三二十年前十分活跃的*治经济学学术小群体，转眼间风流云散，不复存在。随后，沈、李、白、陆、李等人一度接续了学术研究，*治经济学90年代还成为了学校重点学科，但近年再次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窘境。何况从教学和研究上看，在名家云集的师大，*治经济学领域的五虎将或新学人并不十分醒目。比较而言，50年代的中文系、80年代的历史系等系所，曾经人才辈出，称雄全国。
一代又一代人匆匆地离开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悄悄地过去了。过去不可追，未来不确定。现在？向死而生，从有到无，这或许就是社会变迁的常有现象！
三
如果翻找档案，师大过去的*治经济学师资一度相当强大。50年代前期，郭大力、刘亦宇、胡明、*德一、林穆光、巴小泉、姚森、程树礼、王同勋、陶大镛等教师都曾讲授*治经济学课程。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新*府逐步建立；2月17日，北平*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师大；9月，北平更名北京，学校也从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更为现名。随着社会秩序和知识结构重构，各高校的社会科学课程势必全面改革。如年5月*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规定：本校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精神，能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进步的教育科学与教育技术，以及有关的专门知识；包括*治经济学在内的*治课为全校学生共同必修课程，约占全部课程的15%。
年2月，学校新学期即开设*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授课的是历史系主任侯外庐请来的郭大力（―.4.9）教授，侯外庐开设《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何思敬教授讲授《共产*宣言》。郭大力从30年代开始研究*治经济学，或独立、或合作翻译了李嘉图、斯密、穆勒、马尔萨斯、洛贝尔图等人的著作，并与王亚南合译了马克思《资本论》三卷。郭大力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治经济学教师的绝佳人选，曾在周一、周三下午授课，但他次年就调入了中央马列主义学院。
接踵而至的*治经济学教师有刘亦宇教授，这可以在、年的中文、历史、外语等专业的课表上看到他的姓名和职称，个别空白或撕去的档案页码上应当也是刘亦宇。刘亦宇是谁？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年7月*的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刘仁静（.3.4―.8.5）也，*内当时戏称年龄最小、熟读马克思著作的刘仁静为“小马克思”，刘仁静曾任团中央书记，在苏联认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过，革命警惕性颇高的学生很快发现了刘亦宇开除*籍、一度托派的历史问题，被愤怒的学生赶走了的刘仁静一度寄身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年6月至年关入秦城，年至年转入延庆、大兴团河劳改农场。晚年的刘仁静定居在师大东门对面，新风街甲四号（延安大院）23楼1门1号宿舍。年8月5日清晨，一大最后一位代表刘仁静从家里拿着宝剑出来，踏上学校东门外的新街口外大街的马路，准备从师大东门进校园锻炼，突然被开往前门方向的22路公共汽车撞死，而后师大东门开始修建过街天桥了。
年6月，全国院校大调整，师大与辅仁大学合并，辅仁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社会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并入中央财*金融学院。由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属于资产阶级学科，属于批判改造的对象，经济学名存实亡，“男学工，女学医，学了财经没出息”。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苏联导向、偏重*治思想教育的*治经济学仍是当时所有专业的共同必修课。同一年，何锡麟调入并任副校长，学校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教研室负责人先后为丁浩川、何锡麟，*治经济学为属下教学组，*治经济学课程一般安排在二年级，每周高达6课时。在年的课表上，胡明、林穆光、巴小泉、*德一、姚森等5人讲授*治经济学，如胡明在体育卫生系周二上午、周四下午各3课时，巴小泉在数学系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各3课时。
这一时期，课堂上常常出现的是胡明、林穆光、巴小泉、*德一、姚森、程树礼等教师，他们虽然大多是官僚、地主、资本家出身，但思想进步，*治可靠，能够站上*治经济学的讲台。比如胡明（.12.3―.9.5）是江西高安人，出身资产阶级，年入*，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年翻译出版列昂捷也夫《*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多年讲授*治经济学，却是年9月到校的俄语系二级教授。林穆光生卒年未详，早在年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合并而成，另一所是西南联合大学）更名西北大学后就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商学系教授，年后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与孙大雨等七人兼任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干事，年教师名单显示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此后不见其姓名和行事。巴小泉是北京宛平人，生卒年未详，与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是小学同学，年参与筹建宛平县简易师范学校（今北京第十二中学），年前后曾在广西桂林中学任教。*德一（―）毕业于西北大学外语系，年就调到了国家统计局，并在《经济研究》年12期留下一篇《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彻底粉碎了“土地报酬递减律”的谬论》。学校人事档案没有巴、*二人记录，大约是兼职教师。与前几位相比，姚森（.1―.4.28）、程树礼（.4―）、王同勋（.8.14―.10.22）则是、年新入职的年轻教师。
四
年9月，学校以马列主义教研室为基础，成立*治教育系并招收本科生，以培养中学*治教师为目标，*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史（或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基础课程。建系之初，调入张刚（张植华，.1―，江苏扬州人，出身资产阶级，年在中央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入*）任副主任并负责工作，石磐、陶大镛、王真分任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史）教研室主任，程树礼任系秘书。年11月提议，*治教育系与历史系年7月合为历史*治系，王文枢、张刚任主任、副主任，何兹全、张刚分别负责历史、*治教育专业，龚书铎、程树礼分任秘书，有（按年龄）王真、何廷（挺）杰、马特、朱启贤、石磐、陶大镛等教授，王真、朱启贤教授后转入历史系、教育系。年9月，石磐招收余少波、陈敬泰、马英华、温碧光、杨启楠等5名哲学专业，陶大镛招收杨国昌、许统乔等5名*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但他们因故都没有指导学生毕业，*治经济学研究生次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部分研究生后来还成了右派。年9月，历史*治系又分立为历史系、*治教育系。年夏，“浦氏三姐妹”中的浦安修（―）接替王文枢而任*治教育系主任，副主任是原辅仁大学纵瑞堂教授，程树礼仍然系秘书。、、、年，刘文瀚、陶秉福、刘正业、李生林为*治教育系主任。此后，只有反右侥幸过关的马特在年招收了吴家国等3名逻辑学研究生。
在*治教育系教授中，何廷杰（.7―.8？）字亚尘，何挺颖烈士之弟，陕西汉中南郑人，出身地主，年即在《西安评论》第29期发表《汉南农民状况的调察报告》，年入*，曾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年入日本东京法*大学经济部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国民*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书记官，后任职于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合江省教育厅，抗战结束后任浙江英士大学教授，年10月任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马特（.3―.8.21）广东梅县人，出身中农，广州学海书院肄业，相当于高中学历，却是有名的逻辑学家，年自香港达德书院归来入校，*教系逻辑教研室主任，50年代与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国人民大学王方名（王小波之父）、武汉大学江天骥被戏称为逻辑学“四大名旦”，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为逻辑学“三马”。朱启贤（.10―.4.11）山东单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年创办《教育短波》杂志，年赴延安参加教育座谈会，年兼任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年二赴延安并参加文艺座谈会，年赴美并于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年因支持新中国而被驱逐回国。石磐（.10.9―.8.17）原名孙洪钧，安徽巢县人，出身官僚地主，其父为隆平知县，他在天津、北京、巢县读小学、中学，杭州大学毕业，年4月自西安赴延安，入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学院、中央*治研究室等处，年入中宣部，年访问苏联后质疑斯大林模式，年提出退*后即被调入教育部，年12月调入学校。陶大镛（.3―.4.18）上海宝山人，四川大学教授，年从即将撤并的中央出版总署转入学校后，担任了*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真（―.7.7）河北魏县人，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年加入中共，年被开除出*，后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年起在中宣部工作，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
年3月，上级公开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鼓励大家鸣放。5月1日，春末夏初，繁华渐开，风光似乎正好，《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式开始“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不只与人为善，治学严谨，治事精练，年以《麻萨诸塞州地方*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荣获金钥匙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年几乎只手完成了清华大学的复校工作，而且风度翩翩，授课极佳，兼擅音乐体育，但在那场运动中默不作声，据说奉行“就是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相反地，陈振汉（哈佛大学）、徐毓旃（剑桥大学）、罗志如（哈佛大学）、巫宝三（哈佛大学）、宁嘉风（伦敦大学）、谷春帆（上海圣芳济书院）等六位经济学家还是响应号召，兴奋地提交《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见《经济研究》年第5期），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是盲目的，不可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四海皆准的规律，目前的经济科学还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年入*、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师大中文系一级教授*药眠埋怨：知识分子的“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两次的春寒”，“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入校未几年的年轻老教授陶大镛也热情呼吁：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进入6月，风云突变：陈振汉等六人迎来了洋洋百万言的批判文章《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专辑》；*治教育系何、石、陶、朱四教授划为右派，其中石磐批过*药眠右倾就变身为右，朱启贤打为右派而拒绝认错，何、陶从左转右，俄语系的胡明因派右而被撤掉系主任，石磐等人―年送北苑农场劳动教养。转入历史系、与李新等人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王真教授因年代的被捕和《蒙藏月刊》一篇文章而在年补划为右派。年的冬天，面对革命群众愤怒声讨其《新人口论》为马尔萨斯的“马”，哥伦比亚大学年经济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马寅初只好绝望地高声反驳：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络绎不绝地走上祭台：何廷杰6月关进牛棚后弃世，石磐8月17日下午从学校八层主楼的七层跳下，马特、张翰夫妇4天后从主楼双双跳下，胡明9月5日从主楼北边的工一楼跳下，朱启贤年4月11日批斗而死，从当年左派三教授变为右派六教授的陶大镛罚烧锅炉多年，中文系一级教授*药眠、三级教授李长之教授则分工清扫学校八层主楼西、东两侧的厕所和楼道……
动乱五年之后，尽管大学、研究所中的经济学教授或在烧锅炉，或在扫厕所，或在种庄稼，或在高墙内劳动，但文化大革命难以为继，必须回到对内建设、对外开放的社会正常发展道路。先是美国基辛格博士年7月秘密访华，后是林彪年9月出逃。次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随后，中国对外大门缓慢打开。年9月8―22日，美国经济学会新任会长、洋左派加尔布雷思教授率里昂惕夫、托宾随团访华，后二人、年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初抵北京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七连）人员下放河南信阳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多年而无法接待，集结了大批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也无法交流，之后由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中文系教授*辛白出面，加尔布雷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尴尬地作了单方的学术演讲《不平衡发展问题》。不过，加尔布雷思教授高兴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H.S.Dennison与他年合著、OxfordUniversityPress出版的Mod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