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前几个月，敝俱乐部的幕后组织搞了几场《资本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范围包括第一篇的全四章，即最关键也最难读的，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部分。这种难读绝不是夸大的，它有前人的评论印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他指出了《资本论》的阅读门槛：只有钻研和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
然而，就《资本论》在从金融危机时代到“狗资本家，你工人爷爷来了”时代的大众化、流行化乃至庸俗化的传播趋势来看，似乎很难要求其广大受众读过一手或二手的黑格尔《逻辑学》。况且，虽然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黑格尔《逻辑学》对《资本论》的方法论影响颇深，但在原理的掌握上，《资本论》的读者却未必非得重走长征路。如果能直接汲取马克思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成果，便可省去提纯黑格尔合理内核的路程，实现对“大峡谷”的跨越。
可惜，列宁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资源。他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可能是指马克思鸽掉了他与恩格斯通信中所画的饼——“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阐述黑格尔合理内核，以“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但从列宁的各类文本来看，他似乎又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画饼的同时期（年）已写下的、考茨基于年发表的手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
《导言》是马克思为出版《*治经济学批判》而撰写的一篇未完成的导言。其中第三部分标题为“*治经济学的方法”，是马克思唯一一处对其*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系统、详细的正面阐述的文本。并且，这种阐述的一般性、总结性已经达到了令马克思自觉“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官方教科书尤其是宋涛《*治经济学教程》之流的弊病），从而压下手稿不发表的程度。
马工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等官方教科书，虽然对《导言》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一般只是复读“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相关文段以说明两种方法的不同，并未触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真正核心。因此，下文将面向各位已经初步进入《资本论》文本、进入*治经济学学习的读者，谈谈我对《导言》《资本论》及相关延伸文本的一些心得。
二、从具体到抽象
“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或者说，*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骤，长期以来，对其论说侧重于其起点——“从具体”。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直观和表象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虽然我们面对的具体还是个混沌的整体，但其中已潜藏着丰富的规定和关系。为了探明这些规定和关系，我们充分占有经验材料，并从这些感性的、多样繁杂的材料中使用所谓“抽象方法”分析出更简单的、易于把握的范畴。
马克思对此并未着重叙述，因为这种基于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早已不言自明。在*治经济学领域更是如此：“从具体到抽象”早已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因为自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降的*治经济学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将“看得见的事实”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根扎在了经验领域，从而带有较强的实证性（张一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指认其为“社会唯物主义”）。
“从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大概是没有异议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到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什么是抽象力呢？什么是抽象方法呢？简单抽象范畴不只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终点，同时也是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因此，对“到抽象”的追问至关重要。具体来说，这里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到底如何抽象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抽象？抽象到哪一步才能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抽象完成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三、如何抽象？
按照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般直觉，抽象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提取出各种经验材料中的那个共性的固有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对人的抽象，并试图以此达及所谓“人的本质”。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归纳式抽象，那么，所有人首先都是动物，进而又都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特殊之处便在于他们能劳动（当然也可以说他们都有高级的思维和语言，不过这仍是基于劳动的）。于是我们便可以宣布，人的抽象本质是会劳动的特殊动物！由此，我们便可以合理地走上一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路径，快进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说的“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
这种抽象显然是荒谬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任意的抽象。它没有把人放进客观现实的社会形式中来考察，将人抽象为动物恰恰是舍弃了这一社会属性的内容，并把这一内容用抽象的“劳动”给悬置了起来。而这种类本质式的“劳动”也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具体考察的，使用这种抽象要素便不能理解人在不同社会形式下、不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处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否认了对具体的人的本质进行主观抽象的合法性。
顺着这种类本质式的抽象“劳动”，我们再来看看“一定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历史范畴的“抽象劳动”。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整个古典*治经济学都在讲劳动价值论，而可以衡量为价值量的劳动只能是抽象劳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这种对劳动的抽象又来自于什么呢？如果简单按照提取共有物来理解，那大概就是，我也在劳动（准确地说是被雇佣劳动），你也在劳动，大家都在劳动，因此，人人都在劳动，没有差别，于是这种“劳动一般”便被抽象了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劳动价值论要到李嘉图才能基本完成？为什么斯密想不到这里？为什么重商主义时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这其实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否和发生进程有关，只有把思想史放到经济史的情境中去考察，才能解答这个问题。只有当机器全面取代手工后，各个部门的劳动才可以变成没有技术含量的照看机器、操作手柄等机械重复内容，劳动者很容易在产业间转移（事实上也频繁发生着这样的流动性失业），“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导言》）。正是在这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实基础上，李嘉图才能在《*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实现对“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客观抽象。
而在斯密的《国富论》里，劳动价值论是含混、自相矛盾的。他在有的地方认为商品价值由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在别的地方又认为商品价值由交换中购得的劳动量决定。以《资本论》的观点来反观之，他的问题在于不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其实是因为他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部分行业或生产者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于是有一些无差别劳动可以被客观抽象，而另一些劳动则因为还结合着个人特殊性的工艺因素，只能在与无差别劳动的商品交换中体现其价值量。
由此可见，像劳动这样的简单抽象范畴，绝不是单纯在观念思辨中产生的，也绝不只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导言》），它恰恰是在对现实社会生产活动的具体考察的同时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因此，这种基于现实结构的客观抽象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抽象。
四、抽象到哪一步？
这其实也是在问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依旧采取上文的论述风格，先举一个关于货币的例子。如果对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钱币流通情况进行一个客观的抽象，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货币不过是一种交换的媒介，并且也包含着一定的实在因素，可用于衡量、比较和计算。这一抽象是正确的，但如果到达这一步就停止，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将停留在货币主义（古典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主义）的水平上，也就是把货币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起点，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一切状况都是货币现象。
这种分析的问题就在于未能达及资本主义经济真正的基本元素，即货币这一范畴背后还有尚未发掘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货币并不天生就是纸币，像金银等贵金属这样的商品也曾充当过货币；而货币也并不天生就是金银，像贝壳、刀之类的更具使用价值的商品也曾充当过货币。而且，货币的背后是一种可衡量、比较、计算的客观实在因素，它既然可以购买其他商品，就说明它也带有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因素，那么它也是一种可交换的商品。
于是，我们在货币背后找到了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说明货币并不是一个最简单抽象的范畴，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它不是抽象的终点，也就不是下一步研究的起点。马克思的《资本论》便是以商品作为起点，通过叙述商品基于等价值原则的偶然交换、扩大交换、一般稳定交换的历史演进过程，描绘了货币这种高级价值形式的逐步产生。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以商品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就一定正确吗？没有其他范畴比它更合适吗？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里解释这个问题，他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作为思维的史前史给省略掉了，实际上是在缺乏前提讨论的情况下，直接从商品这个起点写起，把商品如何发展为货币进而发展为资本，商品中的劳动和价值如何发展为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及各种分配形式，这些过程叙述了出来。如他自己所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这种写作方式确实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但其实，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范畴都拿出来与商品逐一比较，就不得不承认，确实应以商品范畴作为抽象终点与研究起点。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或者是在商品出现后才出现，因商品出现才拥有意义（就比如前面讨论的货币），或者是虽然在商品出现前就已出现，但因商品出现而拥有了新的形式与现代意义（比如地租）。徐禾在《*治经济学概论》的序言中便尝试通过这种列举补全《资本论》的叙述缺漏。
由此可见，抽象终点与研究起点的确定，也不是在观念思辨中先验地产生的。它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生产活动的科学客观抽象，并结合对社会经济史演进的参考性回溯，从而寻找到的如同原子、细胞般的最简单范畴。
五、下一步做什么？
直到这个问题，我们终于触及到了*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第二步骤——“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论述这个步骤前，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经济学在走完第一步之后的研究方法。
古典*治经济学在到达抽象终点后，一般也以其作为起点，向更复杂、具体的范畴发展，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但这种“到具体”总是未能得到坚持，或者是未达及具体总体的终点，或者是上升路径中有环节缺失。以斯密为例，他在《国富论》中，从价值概念出发，探讨了分工、利润、地租等现象，但并未涉及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环节，而是直接跳到了世界市场。这是因为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了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剥削与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中实际起到的作用。
此外，他根据三种收入形式（地租、工资、利润）划分三大阶级（地主、工人、资产）虽然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具体的状况，但他在论述三种收入后将它们综合为“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又掩盖了各个阶级之间最具体、真实的经济关系，为后来的萨伊、克拉克、马歇尔之流开启了一条基于收入分配理论的资产阶级辩护线索。
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自萨缪尔森以降的数理模型化方法，其形式就已经限制了它只能停留在抽象环节。这是因为，仅靠代数推演，几乎无法将模型还原成具体总体的再现。纵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不是在将现实高度抽象（而且这里的抽象一般是舍弃一定社会关系的主观抽象）成模型中的变量后，便开始在抽象范畴间进行关系推演，得出公式定理后，通过赋以统计数据（同样是丧失社会意义的孤立数字），将其套用于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能根据具体现实对经典模型做一点修正（一般是增改个别制度变量，如王曦《中国货币市场研究》）都实属难得，更不必奢求其他。
那么，回到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完成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六、从抽象到具体
我们知道，简单抽象范畴只是在初步综合现实结构与历史运动之后，找出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关键范畴，但它既不是现实结构本身，也不是历史运动本身。如果要真正理解社会现实，进而真正解决社会现实的问题，那必然要从这些抽象的范畴出发再回到最初的起点。更何况，*治经济学或一切科学（马克思：“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的任务即在于，既要找到本质性的规定，又要说明这些规定为什么必然采取混沌整体的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表现形式，这同样要求从抽象的范畴逐步上升地演进到具体总体。
虽然这个演进或再现的过程是在头脑中完成的，其产物、终点也只是思维的总体，但浮现为其前提的始终是历史现实的演进。也就是说，头脑是通过逻辑思维认识、归纳了这种历史现实的演进，“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导言》），把基于简单抽象范畴和在逐步上升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较具体的范畴得出的规定与关系综合起来，最后得到一种高度总结概括的、撇开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的、经过修正的历史发展逻辑。
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历史的演进有了逻辑的依据，逻辑的推进有了历史的依托。这样，作为思维终点的具体总体才既有客观现实的内容，也有经分析批判得到的结构化特征。至此，“从抽象到具体”的步骤也基本完成了。而《资本论》的前四章，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部分就是这一步骤的最佳范例。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值得继续考察的。在这里，范畴（简单抽象的和较具体的）是具有客观的内容与主观的形式的统一体，它们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现实的过程中，作为认识的各个环节、步骤、阶段而发展起来的，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概念在存在中揭露本质”。而这些范畴或概念的样貌及其上升演进的过程，亦即人头脑中绘成的客观世界图景，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简单地与对象相符合，而是由人的实践进程这一中介所制约，将不断揭露的、一定阶段的认识成果，历史地呈现地在头脑中的映照。
这个认识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各个范畴的逻辑顺序其实就是从主体走向客体的实践进度。列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在我看来，三者的统一基于“历史实践”，即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于是，历史唯物主义便不只是一种狭义的历史观，而是历史发展逻辑、历史辩证法和历史认识论的“三位一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总的世界观，更是*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方法论基础。
作者/胡老师编辑/喀琅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