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需要归纳出开普勒三定律类似的经济学定律。
时间如白云苍驹，很多年以后，人们还能够想起年那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那时候的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了寒冬，中国*府采用了一次性投入4万亿的激情疗法，终于稳住了经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依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制定的刺激*策究竟是美酒，还是*药，换句话说，凯恩斯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否可靠，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包含了非常多的变量，参与其中的又是众多的经济主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连结在一起，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在宏观上表现出一致的模式，那就是经济在持续增长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不规则的经济波动。这种波动通常是繁荣和衰退的交替，有时甚至还会陷入大萧条和长期的经济停滞。
如果从物理的眼光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作为一个物理对象，其增长和波动的运行规律也如日月星辰，背后也许也有类似于“万有引力”这样的基本规律。可是，在经济世界中寻找这些基本规律似乎比在物理世界更为艰辛。
那么，到底，经济学目前的研究现状怎么样，经济本身有没有更清晰的运行逻辑，是不是有物理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呢？
是的，确实有这样的人。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王有贵教授就是其中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蝌蚪君独家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王有贵教授。
王有贵教授在阿里巴巴集团留影
正如物理学界著名的超弦理论大师witten本科是念历史学的，新经济学家王有贵却是物理科班出身。他从吉林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读硕士，后来又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学位，从事的是非线性光学的研究。
但在这求学的10年间，王有贵偏离物理学的主业，阅读了大量经济学的文献，对传统经济学他看得越多，越觉得这个理论有严重的问题，他朦胧中感觉到当今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似乎有致命的缺陷，甚至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学基本原理都需要重新改写。
年博士毕业以后，王有贵找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方福康教授，希望跟从他做博士后来彻底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方福康教授一开始是研究统计物理的，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系统科学学科，带领一个团队从事各类复杂系统的研究。方福康接纳了王有贵，他从此踏上了漫长艰辛的经济学探索之路。后来王有贵就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继续用物理学的视角思考经济学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有贵越来越明确，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很不牢靠，他坚信需要用牛顿般的魄力全面改造经济学。于是，他与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样，加盟到了新经济学家阵营，从事全面改造经济学的工作。
国际著名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主导了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王有贵告诉蝌蚪君，索罗斯对经济学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目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正确理解经济现实，于是年出资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他招募了全球各地的正统的和野路子出身的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对抗，试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这个行动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王有贵：“可惜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新经济学，投身其中的人更少。但现在陆续有很多人注意到目前的经济学无法满足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需要，象北京大学的张维迎也开始反思经济学。”
记者：新经济学能不能解释新的经济现象，比如阿里巴巴、淘宝等互联网经济现象？
王有贵：用互联网经济看阿里巴巴，可能过于狭义了！阿里巴巴做的是新经济，他们在创造新经济生态，而我们玩的是新经济学。通过和阿里研究院的人沟通，我认识到新经济学虽然超前于主流经济学，却依然落后于新经济的现实。“
记者：您好像与阿里巴巴的梁春晓有一些交流、合作？
王有贵：对，梁春晓老师在努力推进新经济的同时，更为
记者：阿里巴巴、淘宝不是有很多交易数据吗？这些大数据您研究过吗？
王有贵：梁春晓不止一次强调过，大数据呼吁大理论，但令人失望的是理论界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实践。我认为，缺乏理论家的参与，大数据无法走的更远。的确，大数据一定会为经济学的科学化提供实证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构造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必须到其它自然学科那里去借鉴有力的思维方法。实际上，物理学和复杂科学中的复杂网络和自组织临界理论已经为我们理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和合理的解释方法。
记者：您的分析工具也是复杂网络与自组织临界理论吗？
王有贵：是的，这两个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新框架必不可少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那里寻求智力资源，比如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明斯基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对于经济如何运行都有其独到的系统性见解。
王有贵告诉记者，目前的经济学科的现状其实与脑科学类似，缺乏一个清晰准确的理论，这样的理论需要一个牛顿那样的人来建立。
记者：牛顿主要是能够发明微积分来处理他的力学问题，他的数学与物理都准备好了，所以才有突破。也许现在的经济学，与牛顿时代一样，也需要新的数学工具与物理方法。
王有贵：事实上当代经济学中使用的数学并不比物理逊色，经济学的文献中充斥着数学公式和理论推导。可是，尽管经济学已经使用了很多高级的数学工具，但由于缺乏像物理学那样科学的思维范式，使得整个学科一直陷在数学形式至上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主流经济学界推崇备至的一般均衡理论，试图去回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问题，由于忽略了问题的本原，以为只要数学模型“高大上”就成了，其实是自欺欺人。经济学的门风坏就坏在形式化胜过了对问题的刨根问底，这种学风几乎统占了整个学科，最终把它引入歧途，萨缪尔森罪莫大焉!由于数学的滥用和对于问题的忽视，经济学一度被质疑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金融危机之后，《自然》杂志曾撰文呼吁经济学需要一场科学的革命。要使经济学科学化，必须回到问题本身，特别是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把问题想清楚，不能依靠数学，而是要依靠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思维，这个是经济学重构的唯一出路。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经济学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
王有贵：传统经济学一直把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看成是理性的人们如何选择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其实最需要我们弄明白的是人们如何组织和关联起来使得信息得到有效利用从而达到可持续增长的。
亚当·斯密提出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相信自由的市场能够使得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从此把经济学的分析定格在以个体理性为基础，以产品交易为中心的静态均衡框架中，并且因此有了微观和宏观的沟壑。而真正导致经济有效运作的并非是个体的理性而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它不是静态的而是随时间演化的；其中的个体未必是理性的，也不是信息完全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并不断更新变化的，微观和宏观是浑然一体的。从这个观点看，市场不过是一种价格信号的发生器而已，理解经济的焦点必须从
王有贵：是的，如你所言，经济学需要归纳出开普勒三定律类似的经济学定律。正是由于经济学一直没有充分有效的数据来验证其理论，使得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停滞在回答年前亚当斯提出的问题上而裹足不前，而对今天的经济事实视而不见。
对经济世界的洞察是有挑战性的，可以这样说，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对经济世界的洞察不够，所建立的理论存在着先天不足，导致今天的经济学仍然处在“战国时代”，门派林立，各执一说，莫衷一是。
比如在*府如何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个话题上，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就应当让市场完全主导，而凯恩斯学派坚持*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
记者：有了新经济学之后我们是否可以结束这些不必要的门派之争？
王有贵：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多数的争执其实就是盲人摸象的结果。事实上各个经济学学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知识发现，只是鱼龙混杂，无法辨明。
新经济学需要做的就是结合信息化时代的新经济现实和大数据所归纳出的经济规律，用科学的思维模式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把这些已经存在的碎片化知识整合起来，最终拿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大图景。我相信新经济学理论一旦取得突破，将会极大推动经济学科的整合。
回过头来看对*府作用的看法，我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是保健经济学，而凯恩斯经济学是治病的经济学，也就是说，正常情形下*府只需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但一旦出现危机*府必须出手。
目前，凯恩斯经济学为阻止危机的发生所提供的药方好像中药一样有副作用，长期服用必然对经济带来危害，最终反而会酿就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新经济学要做的，就是要提供一个有效的药方，在不得已采用凯恩斯经济*策的同时还要加以配伍来消除它的副作用。
记者：从各个学科和学派那里采集必要的知识和方法，最终汇聚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图景，那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似乎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
王有贵：像凯恩斯纪念牛顿诞辰周年所讲述的那样，牛顿能够连续数小时、数日，甚至数周在自己的心中紧紧抓住一个问题，直到该问题向他交出秘密为止。牛顿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如何寻求关于经济学根本性问题的答案，到了今天依然是正解。
目前的经济学就好像是第谷之前的天文学，连观测数据都还没有准备好，开普勒也还没有出现，所以他在等待牛顿，抑或是他孜孜以求，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为经济学中的牛顿。他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描绘这样的大图景，近期已经有了整体的轮廓。此次他访问波士顿大学，也是希望自己集中一段时间来专门推进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工作。（完）
本篇采写蝌蚪五线谱张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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