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高坚
原标题：第八章社会场的结构（3）
8.3.演变制度和设计制度
从经济学元理论的竞争理论出发，国家是制度演变的结果。而演变的过程就是知识场、制度场和社会场之间互动所体现的人和人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所体现的交换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是当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把内部和外部权力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条件。国家战略就是国家的竞争战略。国家确定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作为竞争战略的依据（方法论集体主义）。当国家有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时，制度的演变路径就会有所不同。国家可以设计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治制度。国家通过宪法确定一级和二级*治市场的制度。在设计一级和二级经济市场制度时，国家希望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以保证充足的税收。而经济市场的制度必须符合经济学家所说的激励相容的原则，才能给市场参与人最大的激励，从而保证经济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增长。这样，在经济制度中的机制设计就成为国家推动的一项自我改革。
8.3.1.制度演变的理性
机制设计的原理本身植根于制度的演变。按照“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理性主义原则，制度演变的逻辑就是机制设计的逻辑。但是这里的“合理”是以时间地点为前提的。曾经是合理的，可能随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得不合理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说明“存在”的事情为什么是“合理”的，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存在”是“合理”的，为什么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合理”了。这个“合理”可以通过历史归纳法得到，也可以被实证逻辑，即演绎法得到的逻辑（合乎理性）所验证。回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社会科学是规范科学和实证科学的争论，历史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是理性主义方法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逻辑实证主义是从范式出发的，而范式本身存在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假定，因而逻辑实证主义的证伪只是假定的证伪。而逻辑推导过程只要是符合严格的数学逻辑，就不能被证伪。但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会在实践中被证伪。虽然证伪的方式会不同，但是历史归纳方法和逻辑实证方法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的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和不足则可以在经济学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认识。现在理论界有人认为经济学不能证伪，因而不是科学，这种看法显然是缺少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对此我们在前面知识理论中已经阐述，这里作者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演化经济学的问题上。演化经济学缺少对于知识场、制度扬和社会场之间互动的认识，因而当把某一历史事件放入特定的环境中去的时候，没有把特定的认知水平、制度条件和博弈过程中的冲突加以说明，因而其结论就可能出现偏差。
由于人类的知识世界同样影响制度的演变，因此，制度演变是知识场、制度场和社会场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互动的过程体现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而机制设计省略了演变的博弈过程。
可见，一个国家的*治和经济制度体系常常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虽然*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影响演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存在着利益和博弈，经济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依赖于原有的路径。第一个使用“路径依赖”理论的是道格拉斯·诺思。他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并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知识场、制度场和社会场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制度的发展存在着渐进式的演进，但是又存在着革命式的变革；为什么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着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8.3.2.社会选择理论
经济学家发展出来很多通过理性建立制度的理论，如中央计划者、社会选择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这些理论大都基于某种效用函数、福利经济学原理、集体选择、博弈均衡和最优等。这些理论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但是脱离知识场、制度场和社会场之间的互动，难以得到另人信服的结论。现在我们可以在社会选择理论和新*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重新认识经济学的元理论。
作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最近阿罗的离世得到学者的普遍怀念和追思。阿罗有很多理论贡献，特别是他的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可能理论。根据阿罗的不可能理论，集体选择并不能导致社会最优的。阿罗定理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的社会选择，将使社会选择不具传递性，是非传递的。阿罗的不可能理论说明集体理性不等于个体理性的加总。社会学家批评阿罗的这一理论，同时经济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经济学的元理论认为集体和个体都是在知识场、制度场和社会场的交集中运动，各种社会力之间存在复杂的运动机理。理性（知识场）、传统和习惯（文化场）、法律和社会组织（制度场）、交换和博弈（社会场）之间的互动决定集体理性。前面说过，理性的并集和交集，均值和方差对于集体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西方民主只在均值高，方差小的时候选择出更有代表性的领导人，而在均值低，方差大时，选择出的领导人常常会导致国家更加分裂。特朗普上台和上台后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