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再特殊的树，也不可能长到天上；再不一样的水，也不可能流向高处。本文将讨论一个好的体制环境—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对实体经济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树长不到天上，水也只能向低处流。当经济进化到无比复杂的现代经济体，当货币深化到无比精致的现代金融体系，宏观管理的理念和工具进化了多少？比如，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比例，现代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比如，定向降准这一为了维护*策“道德”而有违货币自由本性的无奈手段。如果货币是中性的，那么所有依靠货币刺激的增长都只是一个幻觉。只是因为，货币滥发的社会成本还没显现，它们可以在不同代际之间转移。如果货币扩张的时滞可以长时间延迟，那么货币*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场信用资源的代际取舍——我们这一代还能给下一代留下多少宽松空间？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信用生态？是互相信任还是互相伤害？眼前，从货币到信用之间，从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之间，似乎越来越远。这一次降准，首先是帮助中小银行同业救急，其次是支持上半年过于激进的财*融资。至于中小民企，无论是信贷可得性还是低成本融资，都还需要遥远的传导和漫长的时滞。问题的关键，很显然是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关键又是“商业”二字。如果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能或者只会做财*出纳和土地银行，那么所有的降准降息释放的货币，都只能继续淤积在这两大“行业”。路径依赖下，一切都只是重复昨天的故事。当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银行家精神。货币与信用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缺乏的恰恰是真正的银行家精神。此时此刻，它与企业家精神一样稀缺。货币是现代经济的“活水”。上善若水，此处的“善”不是道德的审判，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经济之道，道法自然。从存贷基准到LPR，从法定存准到MLF，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的表现。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比利率市场化更重要，或者说与其同等重要的是，银行的再商业化。只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真正的按照商业和市场的逻辑配置资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货币*策的传导渠道才会真正疏通，降准降息释放的“活水”才会通过商业银行专业的风险作业模式流向实体经济。否则，仍然是流入财*和房地产这两大水池，透支本属于未来的信用，制造泡沫、通胀和两极分化的“祸水”。01
理解货币*策的中国特色：转轨经济体的货币控制
观察和理解中国的货币*策，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西方货币*策理论框架。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当前依然处于转轨过程中，所谓的深化改革。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我们暂且定义为当前中国处于后转轨时代。转轨经济体属于发展经济学或者发展的*治经济学研究范畴，内涵和外延都比较丰富。单单从货币*策的领域来看，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货币深化与货币控制长期并存，或者是沿袭了传统的改革技术——双轨制。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转轨国家的货币*策拥有的手段和工具更加强大。仅举几个：1.存贷款利率管制。这基本相当于计划经济模式，同水电煤气等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类似的价格控制。它们都是镶嵌在市场经济中的计划领地。虽然利率市场化名义上完全放开，但为了避免打价格战，央行依然保留”窗口指导“的权力。即使现在新定义的lpr，实际上也是市场和计划的混合体。2.金融企业的牌照。被*府严格的控制，申请此类企业的牌照不仅简单的看经济意义上的审查，还要看”身份“和”出身“。3.金融企业的产权。几乎百分之九十的直接或者间接国有（包括地方国有）。这直接决定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以及传导到的经营偏好，包括客户偏好（国企和*府）、风险偏好、人才偏好（关系型人才）、管理偏好（层级权威、官僚主义）。4.监管部门的干预。从客户选择到定价权，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银行可自主经营的空间越来越窄。监管和经营机构之间最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旋转门”现象，到金融机构任职的监管官员越来越多，也说明他们早就熟悉了金融机构的管理细节。5.央行的信贷额度。所谓的“合意贷款”，几乎等价于计划经济配额管理。6.各种各样的“窗口指导”。这个可能比固定规则的计划管制更严重，因为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有时候都没有法律和*策依据，让经营单位无所适从。7.外汇管理中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属于强制性的将外汇资产国有化，但保留着一部分购汇的权力（个人每年5万美元）。等等。这种强大的金融控制力，对于转轨经济体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保证转轨经济体稳定转型的保障，毕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之重器，有多少转型国家倒在了金融自由化过快的泥潭中；另一方面，为货币*策的执行提供更强有力、更多选择的工具和手段。比如，与美联储等金融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央行相比，中国央行竟然可以直接管理到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行业投向和定价基准。甚至，可以改变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直接任命高管或者增加治理主体（*委会）。这些在发达金融国家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我们的防风险攻坚战和金融去杠杆，才会发挥出举国体制的“效果”。聚焦到本文的主题——降低存款准备金，以及接下来的降息，我们也应该在中国转轨经济体的特有背景和中国央行特别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首先，中国央行的世界高水位的存准是怎么形成的？这里面有一个漫长而又深刻的历史逻辑——外汇储备的周期，从快速上升期（s），到峰值（），再到下降期。这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而在其负债端，也就主要对应着存准的变化，主要是法定存准的变化。问题是，年当外汇储备进入下降阶段后，央妈为了不缩表以保持基础货币供应的稳定性，开始大面积采用一系列“公开市场工具”，比如MLF、SLF等，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有条件的“再贷款”。这就出现了我以前常说的转轨经济体在金融管制上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较高的利息成本从央行借MLF等，另一方面，大量被限制的流动性又被锁在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商业银行辛辛苦苦“拉来”的存款（总体上看是贷款派生的，但单个银行尤其是小银行却是各种营销来的），最高时要五分之一上缴央行。严格来说，被锁住的法定存准才是真正的“资金空转”，它相当于强制让商业银行配置低收益的央行债务。所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角度，从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交易关系”角度理解降准，不过是将人为管制的流动性或基础货币释放出来。体现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从法定存准转移到超额存准的科目变换。如果没有信用的创造，并不一定意味着广义货币总量必须扩张，因为货币乘数并不一定会提高；或者即使货币乘数提高了，但基础货币不一定提高，这涉及到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机理。02
货币的自由本性与定向管制型降准的悖论：降准能增加广义货币吗
虽然，中国特色的货币*策，需要转轨国家特有的*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基本的货币银行学原理却不能超越。再特殊的树，也不可能长到天上；再不一样的水，也不可能流向高处。特色的，也是普世的。只不过，特色只是暂时超越的幻觉。哲学思辨，一和多，形式和实质。我不想谈货币哲学，但或许可以谈谈货币“伦理学”。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策披上了公共道德的外衣，似乎一降准降息就是“放水”，就是罪恶滔天。货币*策被妖魔化，是货币金融体系不成熟的表现。货币当局当然要管理社会预期，但没有必要如此言不由衷、缺乏自信。道理讲明白，传播出金融理性，尊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自然就不会有大的预期冲击。毕竟，美联储都直接“直升机撒钱”了。大国经济，比大国经济更大的是大国金融。总量已经是毫无疑问的超级规模：广义货币的存量，金融业的增加值，都已经天下第一，前者已经超过美欧总和；世界五百强有多少家是中国的银行，金融上市企业的利润早就占据半壁江山，金融企业的纳税和上缴利润也是独占鳌头。但世界第一的金融产能却服务不了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不了新兴科技和新动能产业，逼得央行创新出前所未有的货币*策工具—定向型降准。基本的原理不过是想将宽松释放的流动性流向*策层想要的领域。然而货币是自由的，在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下，货币选择的地方只有一个：利润洼地，也就是赚钱的地方，或悲观时避险的地方。即使你强制的改道或者堵塞别的管道，也会有各种通道或嵌套结构绕道流淌。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商业的智慧也无穷。比如前段时间对中小企业的定向降准或者低息贷款，就有不少银行和企业合作，或者修改企业的口径符合降准要求，或者找个符合标准的小企业作为通道或者干脆新注册个企业，以套取低息定向贷款。最终的“水”流向哪里了呢？无外乎一是通过结构化绕道依然趴在银行账户上（票据—结构化存款），二是依然流向了平台和房地产。这是个逻辑上和现实中都可以验证的问题，或者说“*策的定向意志与货币的自由本性”之间的悖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关系。降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稳定经济，直接目标或者中介目标是创造货币，创造广义货币，也就是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我在最近的策略会上提出，中国经济要保卫“3、4、5、6、7、8、9、10”，其中的“8”就是广义货币的增速，最新的数据是7月份，同比增长仅有8.1%。非常严峻的数据。然而实际上，就连这8%的同比增速，也包含了不少“水分”。因为在统计口径里，包括了不少的非银存款，而非银存款前几个月也新增了不少，维系了广义货币的增速没有严重塌缩，目的可能是为了管理好社会预期和公共信心。那么降准能否达到保卫广义货币增速“8”的目标呢？可能要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或者放弃总量的速度，或者放弃结构的定向。也就是，如果坚持不放松在信用上对房地产和地方*府平台的总量控制，而坚持定向支持民企和中小微，那么广义货币增速的继续下滑剔除短期扰动后几乎难以避免。因为当前能够相对较快的创造信用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平台（*府信用），选择放松对它们的管制，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毫无疑问会继续涌向这两大领域。当前的形势来看，中央*府似乎下了决心“去房地产化”，捏住了房地产融资的“七寸”——信托贷款（单一信托和集合信托都开始限制），并且禁止对按揭贷款下调利率，几乎堵塞了所有流向房地产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定向降准会增加广义货币创造的动力吗？我们知道“广义货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降准一定会提高货币乘数吗？不一定，因为货币乘数的分母是总的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法定存准降低了但银行依然缺乏放贷的动力，那么这些改变“账户科目“的法定存准不过是转为了超储，总的存准率不变。或者，存准率降低，但是因为银行可支配的头寸多了减少了对央行的MLF和OMO交易等，基础货币将会减少（对应着央行缩表），那么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相乘也不一定提高。这不过是公式数字的”形而上“推演，现实中广义货币的创造来自于实体经济的信用，也就是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而这，一方面的确受制于经济的内生性收缩，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风险管理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03
降准有效传导的关键：商业银行“再商业化”与广义货币的“再深化”
中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中国整体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同步，但由于银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产业，改革的步伐和节奏略微缓慢。但不论怎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中国的商业银行不断进行公司化和市场化改革，持续提升“商业化”程度，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也就是所谓的初心。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专营，九十年代的公司化，还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资本市场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的商业和专业程度都在不断提升。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后，陷入出口依赖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巨大的通缩压力，中国商业银行开始承担起“反危机”的*策性银行功能。四万亿首先是强制性的贷给民企，但很快就爆发了以钢贸和过剩产能行业为主的信用危机。此后，新一轮信用周期，银行开始通过影子银行一窝蜂的做*府平台和地产金融。整个信用体系虽然在总量上膨胀，但结构上却在通缩，即带有*府刚兑或准*府刚兑的信用在膨胀，但民企和小微企业的信用却在收缩。其实这本质上并不是金融或银行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执行信贷*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快。尤其是在*的十八大之后，利率管制逐渐放开，市场化的银行理财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大资管”和“泛投行”快速繁荣，直到金融严监管后的信用收缩。虽然金融市场化在明显加快，但是存款准备金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位，其中有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下央行管理流动性的要求，不过对法定存准的限制，本质上也是一种较强的管制手段。当前的现代货币*策框架，存款准备金已经很少作为常规性工具，因为普遍的“流动性陷阱”。从这个角度来看，降准是中央银行将货币经营的自主权放权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在商业规则的约束激励下，将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支持贷款给产业资本，最终顺畅的支持实体经济。道理很简单，不过是常识的回归，没有必要加那么多定语。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膨胀不一定是好事，那是经济危机来临后不得不量化宽松造成的后果，以至于到最后缩表瘦身成为不可能。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流动性是不可逆的，所谓“覆水难收”。可见，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央行的货币*策也需要随之重塑基本框架，更多的应该采用经济和市场的手段，而不是行*命令和计划安排。所以从金融市场化的角度来看，的确应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而换之以各种公开市场工具。从“外汇资产——法定存准”到“MLFs——超额存准”，可以看作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过程。对于降准，从基础货币释放到实体经济信用扩张，中间的关键依然是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继而客户偏好的改变。为了拯救衰退的信用，打通央行与实体经济的管道，我们需要一个商业银行“再商业化”的过程，以及伴随的广义货币“再深化”的过程：首先是公司治理方面，真正的采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说到底，公司治理体制是一个银行的“*治体制”，业务体制是“经济体制”。如果银行是追求利润或者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规模和地位升迁，那么只要能赚钱，就会提高风险偏好支持民企和中小微。新时代，*委的作用很重要。对商业银行来说，商业银行不是一般的企业，是经营风险的带有外部性的金融机构，*委会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但是治理范围要有边界，不能随意干预自主经营。技术性工种*建化是造成专业能力缺少的原因之一，也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其次是完善监管机制，说到底就是重新划分好监管和银行的边界。最近几年商业银行对民企和小微企业的抽贷断贷，虽然有经济周期的原因，但严厉的金融去杠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量减少一些运动式监管，多一些固定的规则，不能今天合规的事情明天突然被认定不合规。如果*策风险较大，为了避险，银行就会找*治正确而不是风险收益率高的客户，比如国企和地方平台，因为都是体制内，风险不会扩大化。第三，切实推进利率市场化，两轨并一轨要尽快完成，不要搞名义和实际两层皮，滥用窗口指导。否则，平台和房地产以及国企，会继续利用体制性信用利差进行套利，严重损耗这个系统的效率，在快速的做大规模（理论上可以无穷大）的同时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第四，要逐步但是坚决打破刚兑，打破银行的“金饭碗”；有序推进银行业的兼并重组，让银行从不良压身的“僵尸模式”走出来，轻装上阵服务实体经济。但无论如何，高质量发展模式不需要这么多的低效金融产能，应该加快市场出清，减少金融和流动性资源的无谓消耗。第五，培养真正的银行家精神。笔者从事过银行工作近十年，发现这十年随着老一代银行董事长、行长的退休，银行家精神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上两代银行家更注重战略和创新，那么新一代银行领导人关心的更多的是合规和稳健，以及更大范畴的*治正确。倒不能说是中国银行家精神的退化，应该说是新时代银行家精神有不同的内涵。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追责问责机制的改变，真正做到“尽职免责”，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比如金融科技在银行经营机制中的应用，将原来无法形成信用的数据形成信号和信任，最后通过算法形成信用，等等。总之，殊途同归，回到常识，降准的活水要流到实体经济，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好的体制环境—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而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也不仅仅是基准利率的名义放开，而是真正实现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本质。这不过是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要求，如今来看恰恰是真正的“不忘初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降准的货币*策才能真正提振实体经济和广义货币的创造，央行释放的“活水”才会流向需要的地方。所谓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导读：
中国实际利率为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美国十年期国债回落至1.4%，受累于ISM服务业PMI不达预期及油价下跌影响；投资者正在大步跨入欧洲股市；木材价格在过去一个月里下降了43.1%。
01
中国
1、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利率均为负值。
来源：
ISABELNET_SA2、以下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债券市场各产品分类的规模变化。
来源：GavekalResearch
3、银行仍然是中国债券市场最大的持有人。
来源：GavekalResearch
4、中国的家庭储蓄率落后于疫情前的趋势。
来源：万神殿宏观
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金额才亿元，年是17.36万亿元，绝对规模增长了69倍；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完成额是亿元，年是14.14万亿元，绝对规模增长了39倍；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分别为5.08亿平和1.76亿平，年分别为92.68亿平和9.12亿平，绝对规模分别增长了18倍和5倍。
来源：红塔证券
6、-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24万平方公里增长到6万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在短短20年间，将过往几百年形成的城市土地规模扩张了两倍，远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
来源：红塔证券
7、在中国监管机构下令将滴滴从应用商店中下架后，滴滴的价格暴跌，比IPO的价格低了20%以上。自蚂蚁集团去年撤消IPO以来，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跟踪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亿美元。
来源：
Schuldensuehner8、恒大年到期的债券接近年3月的低点。
来源：彭博
02
美国
1、受ISM服务业PMI不达预期（实际：60.1，预期：63.5）及油价下跌影响，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回落到1.4%以下。
来源：
SarahPonczek2、从去年开始，全球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股票多于美国投资者在海外持有的股票。
来源：摩根士丹利研究
3、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仍然是经济衰退极好的预测指标。
来源：
toby_n4、美林私人客户的股票配置创历史新高。
来源：
PMack5、许多经济学家预计明年通胀不会超过3%。
来源：
financialtimes6、下图显示了Robinhood的收入明细。
来源：
rexsalisbury03
欧洲
1、欧洲央行称，“一些欧元区国家不打算将其赤字减少到GDP的3%阈值以下，特别是一些债务与GDP比率较高的国家（最显著的是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而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希腊、塞浦路斯和葡萄牙，预算赤字计划都相对较小。预计欧元区平均债务与GDP的比率将在年超过%，与年危机前的水平相比增加了约17个百分点。”
来源：欧洲央行
2、流入欧洲股市的资金十分强劲。
来源：
ISABELNET_SA、GoldmanSachs3、意大利淘汰西班牙后，彪马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来源：
Schuldensuehner04
英国
COVID病例呈上升趋势。
来源：谷歌
05
亚太
1、自去年12月份开始，中国内地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岩龙虾价值已经降为0。
来源：南华早报
2、但是，香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岩龙虾价值却从那时起出现了激增。《南华早报》的一则调查认为，很多澳大利亚岩龙虾通过非法渠道走私到了中国大陆。
来源：南华早报
06
新兴市场
1、巴西的服务业PMI达到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来源：IHSMarkit
2、印度的服务业则陷入衰退（PMI远低于50）。
来源：IHSMarkit
3、印度十分严重的第二波COVID-19传播浪潮让印度人成群结队地购买人寿和健康保险。YouGov的一项调查显示，人寿和健康保险成为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印度人新投资最多的金融工具。
来源：Statista
06
大宗商品和能源
木材在过去一个月里下降了43.1%。
来源：
macro_daily07
多元投资
1、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公司已经进行了亿美元的收购，其中包括周一黑石宣布将以亿美元将数据运营商QTSRealtyTrustInc.私有化的交易。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按照目前的速度，私募股权公司在年收购规模将在未来短短几周内超过年全年总和，甚至可能打破年的记录。
来源：彭博
2、AfricArena发布了一份新报告，该报告预测今年非洲初创公司的资本规模将达到22.5亿至2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是非洲风险投资的热点区域，年分别筹集了3.07亿美元和3.05亿美元的资金。埃及的初创公司去年筹集了2.69亿美元的资金，南非则筹集了2.59亿美元。
来源：Statista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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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密货币是近几个月来最受
……
赵建：从滴滴下架看数字世界的权力博弈西泽研究院
导读：
当信仰自由主义的数字新势力与传统当权势力发生碰撞，数字“新贵”们的选择又该是什么呢？
01
强者的诅咒
主张自由竞争的总是强者。历史上坚决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国家都是当时的强国。就像拳击场上，一个一百公斤重量级的拳手当然愿意与六十公斤重量级的“自由”竞争。这样的竞争是自由的，却是不公平的。因此在竞技体育场上，规则很重要，要按一定的标准分档和分级，这样的竞技才公平；裁判也很重要，即使同一个重量级的竞技，也会经常出现违规行为，此时需要裁判做出制止和裁决。然而如果一个选手足够强大，强大到自己可以搭建竞技平台和制订及改变竞技规则的时候，他所崇尚的自由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专制”和“惩罚”。*府对大企业的反垄断，就是想杜绝这样的“赢家通吃”情形，让市场能更加有序的运转。但是，今天的数字世界，数字与资本的结合、爆发和裂变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远远超出过去传统工业时代的理解和认知。无论是社会大众、公共管理者，甚至是数字平台垄断者自己，对未来游戏规则究竟如何确定都缺乏足够的准备。他们就像当初五月花号运载到“新大陆”的拓荒者，面对一片广袤的没有归属的网络疆土和数字宝藏，尽情的跑马圈地和开疆拓土。然而这些数据矿藏的所有权到底归谁？使用权的边界怎么确定？在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数据治理权不对称的情况下，用户的隐私权如何保护？在对这些问题大家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立规矩之前，先行的数字世界的“殖民者”已经快速的建立起来了帝国，并通过使用权将大量的数据据为己有。但实际上终极所有权的归属其实没有确定。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王者与当权者将迎来一场复杂而长期的权力博弈。对阿里、京东等数字金融业务的限制，对刚在美国上市的滴滴打车的强行下架，都是这场博弈刚开始阶段的权力角逐。其实这是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今年6月15日刚就职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史上最年轻的主席莉娜.汗，年仅32岁，她的学术论文代表作就是一篇著名的《对亚马逊的反垄断》。可见，各国*府虽然熟练掌握对传统大工业企业的反垄断，但是对数字世界的平台型企业的反垄断，却知之甚少。今年五月，美国*府以非法维持垄断地位起诉亚马逊从技术层面，如果将市场经济看做是一个拳击舞台，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竞技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前者对后者因为多了一个维度——信息，可以进行所谓的非同一档次的“降维打击”。因为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信息为王的世界。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谁占领了信息的制高点，谁就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人不过是信息茧房的产物，我们依靠自己所能掌握的信息、根据各种条件建立的认知结构，来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因此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信息和数据一旦被操控就是致命的。信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权力阶层，可以高高在上的像人类看蚂蚁一样去俯瞰我们，并通过改变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信息来实施操控。同时，通过各种叙事来重构我们的认知和偏好，让我们的三观与他们期望的保持一致......同时，数字世界也是自由主义的绝对拥趸者。尤其是，当数字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核裂变一样的能量。数字工业革命浪潮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将可能远远超出过去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总和。因为在一个零边际成本的生产范式下，失去了成本约束的数字厂商，将不可遏制的快速成长为一个通吃的赢家，一个通过自然垄断来获取全部权力的“超级垄断者”，超级权力阶层。它们前期将会以一个技术创新者、社会福利的改善者和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出现，通过资本补贴维护“公平”来获取社会的认可和旧利益集团的妥协，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效率”来快速搭建自己的基础设施。02
数字的魔力
这不是什么阴谋论或者科幻杜撰，而是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数字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一，数字世界看上去很辽阔，没有边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很狭小的信息牢笼。由于我们身处其中，且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处于“蚂蚁”层级，已经被信息茧房束缚：即时信息、短视频、碎片知识等等，不过是算法根据你的偏好、认知舒适度和习惯大数据进行的“内卷式”推送。可以说，人工智能正在将你的信息茧房越缠越紧，使你更加相信你所能看见的、理解的。而超出这个范畴内的信息和看法，你将一概不相信。数字世界本来是一个没有界限，更加辽阔的世界，但却让人更加偏狭和固执了。第二，严重缺乏认识当前数字世界的哲学体系，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独立思辨，或者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哲学贫困的世界，因此也就是一个缺乏启蒙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世界。哲学的一个重大使命是启蒙，用古希腊的两句名言就是：1，我只知道自己的无知；2，人啊，认识你自己。但是当代形而上思辨传统的衰落，超人哲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使得现代人不再去深度思考本质的本源的东西，而是普遍信奉存在先于本质，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用即正义、实验和实证等形而下理念。在数字世界中，在非常便利的可以搜索信息和知识以反传统、反权威和反专业建制主义的世界里，更不会有人愿意做形而上的本源思考了。数字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了柏拉图所描述的火把所投射在洞穴上的影像，至于火把背后的“真相”，既是不存在也是不值得去思考的。人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获得最舒服的自在状态。第三，数字世界的高信息密度，碎片化侵占与浸入，几乎扼杀了普通人的全部闲暇，而闲暇或者“自由时间流”，对于独立、系统的思考来说至关重要。叔本华说，闲暇是人生的精华。如同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之于研发和创新，个人只有“自由时间流”才能进行系统的学习（艰深阅读经典书籍）和有意义、有深度的思考。然而当前的数字世界里，各种信息狂轰滥炸，各类数字平台根据用户的偏好无孔不入的渗入各种信息流，用碎片化的知识几乎填满了人们的所有闲暇。在密不透风的数字世界里，人们的大脑不能也不愿意做深度思考。尤其是一些快餐知识的流行，比如前几年的“罗辑思维”，用虚幻的知识获得感假象来侵占读者大脑的独立运转，更加剧了网络虚假知识对读者的麻醉。然而现实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已经离不开数字世界，或者已经被数字世界“统治”和“奴役”。一种柏拉图式的“洞穴”哲学图景正在成为另一种“现实”：现实的物理世界是虚幻的，数字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投影：在社交世界里，我们与未曾谋面的网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却对身边的邻居、同事越来越陌生；在美食世界中，我们更习惯于从网上寻找心爱的餐厅，更相信网络上的评价和意见，即使近在眼前的实体饭店我们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我们更愿意从电商、微店、直播中购买，实体店“堕落”为一种附庸，只是为了体验、试用和试穿；在日常出行的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网约车的接送，对于打着“空车”标志的出租车却是敬而远之，而且充满了不信任；在金融生活方面更不用说，一部智能手机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金融功能，存、贷、汇、股票、基金、保险，等等。尤其是要注意到数字与金融的结合，大大改变了已有的交易结构和风险传播机理。量化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被动管理的流行，金融社交媒体中叙事的强大力量，正将金融世界推入“后现代金融时代”。货币大泛滥的时代，价值投资的信仰基础已经动摇。信息传播如此之快，真伪甄别的成本如此之高，噪音比真实信息更容易传播，网红股票，自带流量的上市公司，大V的“权威”，几乎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定价体系。我们必须重视由数字化和货币化双重浪潮叠加带来的金融市场革命。由此，一个数字利维坦已经长成，几乎统治了人们吃穿住行用各方面，而数字企业也已经与金融资本充分融合，形成了实体世界难以抵抗的力量：实体的三维世界，怎么对抗数字的四维、多维世界——数字世界因为拥有数据从而可以看到他人过去和预测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数据就是时间的权柄。03
伟大的博弈
一个史诗级别的博弈，正在数字世界和传统世界之间展开。拿中国来说，一方面数字中国正以创新者的身份，解决了诸多的传统难题：1，失业问题，不完全统计数字世界对实体世界的就业吸纳达到2亿人以上，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就业大国；2，经济韧性，数字中国让中国经济更富有韧性，这个在疫情发生后得到了最有力量的证明；3，改革攻坚，当线下的中国面临一系列“改革硬骨头”无法推进的时候，最市场化的体制在电商平台实现了，而且数字世界的贸易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没有吃拿卡要的官僚主义，最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西方经济学崇拜的竞拍机制，建立起来了毫无障碍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最主要的一点是——数字中国的税费极低，所以中国的数字网络市场是最自由主义的市场；4，提升国家竞争力，在数字产业的新赛道上，由于同处于一个起跑线，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是最有可能超越发达国家的领域。然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一旦结合，在零边际成本的革命性技术支撑下（相当于核裂变），以极快的速度野蛮生长为“赢家通吃”的平台，他们在广袤的数字世界的不同领域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并与传统世界的统治者展开了漫长而狡黠的博弈。如果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过去进行复盘，可以发现数字平台的独角兽们，在过去十几年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策略，基本对应着四个依次推进的阶段：阶段性策略1，加大叙事投入，以创新者、传统技术的颠覆者、“互联网思维”的传教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践行者等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为自己后面的开疆拓土和跑马圈地进行“合法性建设”。阶段性策略2，加大资金投入，烧钱模式，用金钱赎买既得利益者和新增用户，以及更广泛的大众民意。比如嘀嘀打车前期的补贴，拼多多、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的价格优惠。当然，这里面也有同行之间的价格战竞争。同时，更重要的是，快速做大，吸引大量就业，形成可以影响国计民生的、“大而不能倒”的独角兽。此时，就具有较大的与*府进行谈判的筹码。因为，它们已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阶段性策略3，加大利益共享，一般会在B轮、C轮拉“国家队”属性的资本加入股份，形成与*府公权力之间的利益绑定。阶段性策略4，登录资本市场，变为公众企业，资本开始进入“变现周期”。同时为了增厚营收以提高市值，开始利用垄断地位提高价格，露出了资本逐利的真面目。尤为严重的是，这些独角兽开始利用后台掌握的大数据，利用算法进入“杀熟”模式。笔者在滴滴和携程就经历了多次这样的“被宰”经历。而公共管理部门和监管者，由于缺乏经验和足够的信息，尤其是缺乏专业的人才，同时也怕扼杀了这些数字垄断平台对中国经济的重要贡献，在监管过程中也是投鼠忌器、走一步看一步，以至于最后积累成数字世界宏观管理最大的矛盾：停留在重工业时代监管框架的行动缓慢、以稳定为导向的监管者，与数字时代行动快速、以迭代升级为行动准则的数字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此引致了数字世界的一场巨大的权力博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府公权与资本私权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个矛盾和冲突所衍生的张力，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的初期，给数字资本开疆拓土创造了宝贵的*金时间窗口，也客观上为数字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友好的*策环境（发达国家不具备）。但另一方面，当这些数字平台企业成长为掌握核心数据，可以影响国计民生的独角兽的时候，数据治理问题，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归属权问题，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将成为权力博弈的核心。滴滴下架是这种权力博弈的一种结果，但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以乐观的角度来看，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与数字中国的良性融合，*府公权与资本私权的最优平衡，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友善握手。毕竟，时代在向前，谁也阻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