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深圳四十年创新创业初心
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坚持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投资，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从到年的40多年间，深圳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巧妙地实现了四大引擎的耦合和轮动，通过四个阶段，创造了从传统农渔小镇到全球科技中心的奇迹。早在年，深圳就出台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规定创新失败可予免责，向全社会宣示了深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决心、恒心。回望40年，深圳创新创造了千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第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颁布了《深圳市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价格管理条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或法律条文，保护合法权益，促进市场规范交易；深圳先后闯过了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禁区”、放开市场的价格体制改革“雷区”、打破“铁饭碗”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难区”与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盲区”；深圳日均50件左右的专利申请量和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新旧“深圳速度”的象征；本世纪以来，深圳*府重点通过建立规范的制度体系降低创新的制度性成本，纠正创新系统失效领域，释放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良性循环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些大胆创新举措下，深圳迅速突破“二次创业”的壁垒，上升到了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总之，回首四十年，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在*的强有力领导下，以顽强意志挑战了诸多“不可能”，实现了从一个“科技荒漠”向一座“创新之城”的华丽转身，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了诸多“深圳智慧”“深圳实践”。40年的沧海巨变充分证明，成就了深圳作为创新之城的“达尔文适合度”，最终实现了一个城市的“羽化成蝶”。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教授提出“内生增长模型”，即一个国家内生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当知识被作为要素投入生产时，会产生正外部性，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他的理论，恰恰是深圳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实现历史性的城市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最佳佐证。深圳城市创新有机体的演化之路
深圳的崛起既有中央给予的特区*策，也有历史、地理的因素，移民的因素，以及创业者的魄力、才干乃至“企业家精神”等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蛇口，袁庚同志以“亮剑”精神，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在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响亮地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影响了中国的一个时代和整整一代中国人。时过境迁，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以人民为中心”，如何在21世纪续写“春天的故事”精彩篇章，需要更加深入地回顾深圳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演化之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传统中，传统的农业国要脱胎换骨演化为工业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模式可供参考：一个是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斯密式发展”，认为靠价格机制的“无形之手”引导高效分工、技术革新与市场扩张，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个则是19世纪末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所宣扬的*治经济学，即强调工业化*府在扶植本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立足今天的深圳，我们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对这两种不同的学科视野和传统进行批判继承与扬弃。根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文一教授的经济发展“胚胎发育”理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看成是有机体，那么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有机体按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市场并获得融资。也就是说，有序的胚胎发育过程需要经历多个不同的组织演化和结构转型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与新的、更新层次的市场规模相联系，与新的、更大的、更迂回的工业结构相符合。这一发展过程的核心是——通过需求方的推动和供给方的反馈，在几个阶段之间，逐渐建立规模化生产、销售以及打造供应链和工业集群，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并建成一个能自我反馈的良性循环体系。基于这个重大的理论争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奇迹，我们应该对“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更深入的剖析与解读。从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历程及其历时性特征来看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最佳选择。以十年的时间为阶段划分的依据，深圳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演化之路体现如下：-年是深圳特区初创时期，香港等“三来一补”产业、内地人口大量移入，伴随土地大规模开发，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超速扩张，深圳速度闻名中国，也使深圳加入全球产业链。-年的十年间，深圳进入“二次创业”时期。伴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和功能完善，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升级，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在此期间，深圳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到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十大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包括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推进了金融体制创新等。受跨国企业资本和技术外溢的影响，深圳自生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也开始异*突起。至年，伴随着“深圳将被抛弃”的质疑声，深圳进入根本性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曾经的制度和*策红利消失。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呈现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深圳进入增长放缓和创新积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导驱动因素是土地等资源倒逼。受此影响，深圳由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过渡。*的十八大以来，经历产业发展转型阵痛的深圳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发展时期。伴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和功能完善，创新的制度软环境和生态硬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实现良性循环，深圳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这一时期深圳的创新经济制度和*策、创新资本、创新人才等要素聚集结合，配套创新基础设施和宜居的生活环境逐渐成熟，既为城市发展和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倒逼城市不断发展和创新。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激烈的竞争，迫使城市及其市场主体竞相发展和不断转型升级。深圳要从非经典创新的“扎到根”走向经典创新的“捅破天”
*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本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主要表现为：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创新竞争（包括传统的研究边界、科技创新链条、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产业更新等）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很显然，以往所设想的纯粹以市场、企业创新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再也不能忽视国家创新体系作用的有效发挥了。众所周知，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驱动型创新特色鲜明，具体表现为“六个90%”——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高科技发展90%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职务发明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这“6个90%”确保企业成为深圳研发创新的主引擎，推动深圳产业向全球创新链、价值链上游攀升。中国国际城市化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李津逵曾经提出：人类的创新可以分成KNOWWHY（原理性突破）、KNOWHOW（设计突破）和KNOWWHAT（制造的成熟化标准化）三个阶段，唯独在第一个阶段，深圳乏善可陈。用WFC指数（中科院加权分值计数法）来看，深圳没有一家大学或科研院所在全国榜上有名，也就是说，深圳缺少在科学论文和科学实验的突破性进展。”作为科创源头，有基础研究，创新之路才能走得更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鹤副总理才提出中国的创新要突破“巴斯德象限”，走向技术应用所推动的基础理论创新，而创新又是教育、人才培育体系的“函数”，这个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的建设给深圳创新环境的优化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去年以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提出产业创新发展要做到“向下扎到根”和“向上捅破天”，就是用非常朴实的话语来看待创新的本质和任务。企业要做的是“向下扎到根”，体现的是“产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至上要求；而*府、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要做的是“向上捅破天”，坐得冷板凳，面壁图破壁，追求国家、民族科技创新的“高水平自立自强”。根据创新经济学原理，创新被总体上划分为经典创新与非经典创新。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曾经提出，“经典创新是天赐的礼物，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事件，是采用之前从未被使用过的方法来创造新的产品并获得价值的一种行为”。20世纪中叶信息革命爆发以来，大量的经典创新成果以半导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代表，催生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业态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助推和驱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非经典创新则通常表现为对已有产品的更新、升级和换代，通常由一些已建立起一定市场地位的成熟企业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创造和完成。显而易见，深圳企业创新的6个90%就是遵循这个逻辑形成的，很多成熟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每年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积累了大量的企业专用技术和知识。但是，这种仅局限于对已有产品的更新换代的创新活动本身不能创造新的市场、开拓新的领域、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更有可能被经典创新的“创造性毁灭”效应彻底摧毁。经典创新的过程非常缓慢，风险也更大，是一般的企业所无法单独承受的，更与企业资本赢利的生存逻辑背道而驰。有经济学家估测，从创新设想阶段到前商业化阶段即风险投资进入的阶段，创新成功的概率仅为6.6%。正是由于创新活动前期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私人资本基本不可能介入创新的前期阶段。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来自*府等公共部门的资金才是创新前期的主要投入。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科技助理范内瓦·布什在《无尽的前沿》中所确立的创新原则，以及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曾经雇佣的数以千计的项目官员就是非常好的例证。这些*府官员在其国家创新体系中事实上起到了“企业家”的作用，成为经典创新活动中的主要推手。同时，这个群体也非常容易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没有强大*治信仰和定力，很难想象他们可以顺利完成工作。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对号入座的话，深圳创新产业的历史演化与成功发展恰恰在于，在*的强有力领导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深圳的产业发展得以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然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创新环境，提高广大创新创业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创新之基、激活创新动力，蹄疾步稳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创新道路，创造出世界为之瞩目的产业创新奇迹。内容：《文化深圳》.06期
文/席伟健王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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