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瑟夫·熊彼特
译者：朱泱孙鸿敞等
来源：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本文共计字数，阅读约需要15-19分钟。
前面我们常常提到亚当·斯密，而且后面我们还将常常提到他。读者也许因此而会感到是否有必要再在某个地方全面考察他的著作。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本书各处对《国富论》所作的引证，要比本节将要作的论述更为重要。尽管如此，似乎仍有必要停下来看一看这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了解，并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另外，提供一简要的“读者指南”也很有用。关于斯密及其平平稳稳的一生（—年），无需细加介绍，仅仅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第一，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第二，他出身于苏格兰文职官员家庭，要理解他对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的看法（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有很大不同），重要的是决不要忘记造就他的环境所具有的那些特色，即温文尔雅，富于理智，对商业活动抱批判态度，生活俭朴而富裕；第三，他是个天生的，也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教授，不仅在爱丁堡大学（—年）和格拉斯哥大学（—年）教书时是如此，而且从天性上来说一直是如此；第四，我不能不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当然不是与他的纯经济学有关，而是与他对人性的理解有关，那就是除了他的母亲外，没有一位女性进入他的生活：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对于他来说，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魅力和激情就是著述。—年，斯密作为“私人教师”，陪同年轻的巴克勒公爵游历了法国。经济学应感谢巴克勒公爵，正是他使斯密能够在经济上自立，从而有闲暇来写《国富论》。年任命他担任半挂名的职务，更增加了其晚年生活的闲适。他办事认真，勤奋努力，讲究方法，充满自信，高尚正直。对于前人，该感谢的他都表示了感谢，但却不很大方，从不像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斯密显得气量狭小，不那么宽宏大量。他所具有的勇气和活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的态度，刚好适合学者的工作需要。《道德情操论》及《论语言的起源》当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人们还能在整个科学知识领域遨游，甚至能在迥然不同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而不会遇到灾难。斯密丝毫不逊色于贝卡里亚或杜尔阁，驾驭着广阔的知识领域，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前面已提到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年），该书年的第三版附有《论语言的起源》一文。《道德情操论》是他的第一项伟大成就，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初期，根据他在爱丁堡大学讲课时使用的讲稿写成的。一些人批评他对道德力量的重要性注意不够，读者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就不会相信这种胡言乱语了。而且，正是在这本书中而不是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其有关财富和经济活动的哲学。不过，除了该书以及他有关自然法、“自然神学”和文学的著述外，还应加上另外六篇论文。其中几篇是一项宏伟计划的片断，这项计划就是要写一部“有关各门文理学科和各种优雅艺术的历史”，但“由于其过于庞大”，斯密放弃了它。这六篇论文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篇，题为“指导哲学研究的原则；以天文学史为例来加以说明”。我敢冒昧地说，谁不知道这些论文，谁就不会充分了解斯密所具有的智力水平。我还敢冒昧地说，要不是有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谁都不会相信《国富论》的作者有能力写这些论文。我们已知道，斯密的分析骨架师承于经院学者和自然法哲学家，不仅格罗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著作中有现成的这种骨架，而且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也向斯密作了传授。固然，无论是经院学者还是自然法哲学家都从未提出过明确清晰的分配图式，更没有分配于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产品或“国民总所得”的概念，这一很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后来在十九世纪的分配理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他们已提出了这种图式的所有组成部分，而斯密无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把这些组成部分很好地协调成一个整体。坎南认为，“格拉斯哥讲稿”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哈奇森的讲稿强多少，“毫无《国富论》提出的那种分配图式的踪影”。但并不一定能由此而推论说，斯密（暗暗地）从重农学派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他定居于柯卡尔迪从事著述以前（于—年）拜访过重农学派的成员，并或许读过他们的著作。司各脱发现的“初稿”证明，作这样的推论也许太过分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初稿”包含有《国富论》的分配图式。然而，另一方面，不应忘记，自然法哲学家的遗产以及与斯密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的成就，并不是斯密可以依赖的全部东西。还有另外一股潮流汇入了《国富论》，这股潮流为顾问行*官和小册子作家所代表。斯密了解配第和洛克；或许也熟悉坎梯隆，至少在写作初期可以通过波斯特勒特韦特的《词典》对坎梯隆有所了解；他承认哈里斯和德克尔对他有所帮助；也一定熟悉他的朋友休谟和梅西的著作；在一大长串因犯有“重商主义错误”而为他轻视的作家中，也许有些作家例如蔡尔德、达文南特、波勒克斯芬，使他学到了许多东西，更不用说像巴贲和诺思那样的“反重商主义的”作家了。但不管他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年是全新的。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这些人心里想到的，当然主要是斯密所鼓吹的各项*策，如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策等等。但是，现在读者应该看得很清楚，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读者会看得更清楚，即使斯密所鼓吹的*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据杜戈尔德?斯图尔特说，斯密本人确曾（在年写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自己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理由是他早在年就讲授了这一原则。他的所谓天赋自由原则，一方面是*策原则，即废除法律约束外的所有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分析命题，即个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作用，不仅不会带来混乱局面，反而会带来由逻辑所决定的井井有条的秩序。斯密从来没有把这两者十分清楚地区别开来。不过，无论取这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意义，前人例如格罗秀斯和普芬多夫都已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天赋自由原则。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既不能把剽窃的罪名加在斯密的头上，也不能指责别人剽窃了斯密。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斯密在比前人更加有力而全面地陈述这一原则时，在主观上感受到了发现新事物的那种颤栗，或者甚至在年以前的某个时候，斯密确实独立地“发现”了这一原则。但是，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他对他们循循善诱，用平凡琐事和常见的事情鼓励他们，使他们始终感到很舒服。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有教养的”读者觉得这足以使人对他的学识肃然起敬，同时斯密自己也总是这样认为。虽然斯密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考验了读者的忍耐力，但他却没有考验读者的推理能力。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能做的事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斯密常常鼓吹一些观点，从而使他自己的论点和材料显得很生动，这正是引起更多公众注意的方法。他时常把讲台变为审判台，对各种事物大加褒贬。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我们无需探究这对斯密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获得的成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无需探究，如果斯密没有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国富论》会怎么样？《国富论》还强调：地主不劳而获，是冷酷无情和懒惰的，雇主聚在一起就会捣*，商人只知道自己享乐而让其店员和管账先生干活，穷苦的劳动者养活着社会其他成员过奢侈生活。有人认为，斯密远远超越了其时代，冒着遭人辱骂的危险，表明了自己的社会观点。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对于斯密的真诚，我毫不怀疑。但斯密的观点并非很特殊，而是当时流行的观点。他的经济社会学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平均主义倾向，显然含有适当稀释了的卢梭主义。在他看来，人生下来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一些很简单的刺激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的教育和不同的环境造成的。考虑到斯密对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现在让我们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一“读者指南”。作者亚当?斯密为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曾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该书于年在伦敦出版，共两卷。它通过书名给科学经济学下了很好的定义，同时该书引言的最后一段也给科学经济学下了几乎同样恰当的虽然不那么精确的定义。但在第四编的引言中我们却读到，*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富民”。正是这一定义表达了斯密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也表达了当时读者所最感兴趣的东西。该定义使经济学成了供“*治家”使用的处方本。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记住，《国富论》中并不缺少分析观点，不管斯密怎么认为，我们都可以把分析与处方区别开来而毫不损害斯密的原意。《国富论》共分五编。最长的第五编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关于财*学的论文，后来成了十九世纪所有财*学论著的基础，直到财*学上的“社会”观点出现为止。所谓社会观点就是把税收看作是改革的工具，这种观点主要出现于德国。第五编之所以占这么大的篇幅，是因为它含有大量材料，主要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债。该编的理论探讨不那么充分，也不那么深入。但值得称赞的是，理论探讨与事实材料以及事实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一般发展趋势结合得很紧密。自那时以来，已积累了更多的材料，理论工具也有所改进，但至今还没有人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这两者——外加一点*治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第四编与第五编几乎一样长，对“重商主义体系”作了著名的指控，最后一章即第九章还以高傲而仁慈的态度批判了重农学说，这里无需对这种批判加以评论。正是从这种被指控的重商主义体系的灰烬中，产生出了斯密自己的*治体系。读者可以再一次看到，斯密辛勤收集整理出了大量事实材料，而理论却很少，很简单（在这方面，他甚至丝毫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但这点理论却得到了极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事实材料太多了，以致相互磕绊，不得不在第四编不伦不类地插入了两篇脱离主题的专论（论储蓄银行和论谷物贸易）。论殖民地那一章（应与该书最后几页比较对照一下）很了不起，也很著名，只是放得不是位置，显得很不协调，但这无关紧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篇杰作，不仅是一篇辩护的杰作，也是一篇分析的杰作。第三编所占的篇幅还不到总篇幅的百分之四点五，可以说是第四编的前奏曲，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了“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策是如何扭曲——不论是阻碍还是推动——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的。第三编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虽然这一编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有点干瘪和缺少灵感，但它却本可以成为前所未有的关于经济生活的历史社会学的极好起点。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占总篇幅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十四。这两编尽管也充满了说明性事实材料，却包含着斯密的基本分析图式。固然可以单独阅读这两编，但如果那些对理论比对“应用”更感兴趣的读者仅仅阅读这两编而不看另外几编的话，那他们就看不到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20英镑纸币上印着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第一编的前三章讨论的是分工。这是整座建筑物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在初稿中就已完成了。而且，也许由于斯密在教学中经常讲授它，它是《国富论》全书最精练的部分。我们知道，该部分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但却应该提到，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仅仅用分工便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文明社会存在着“叫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但文明社会中最卑贱、最被人瞧不起的成员，却要比最受人尊敬、最勤劳的野蛮人生活得好”。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或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分工的附属品。我们将在读者指南的结尾处考察斯密的分析图式表现出来的这一特征。分工本身被认为产生于一种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分工的发展则被归因于市场的逐步扩大，某一时刻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第三章）。因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因为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济进步也就被非人格化了。在第四章中，斯密完整地提出了从分工到物物交换再到货币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顺序，但却远远不如他以前的许多作家特别是不如加利亚尼，而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完全割裂了开来。在第五章（该章从坎梯隆给财富所下的定义出发）中，斯密力图找到一种比用货币表示的价格更为可靠的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斯密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格，并注意到“货币价格”是随着纯货币量的变化而波动的，于是他便为了进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用一种真实价格取代了每种商品的货币价格或“名义价格”。他的所谓真实价格，其含义类似于例如我们现在的所谓有别于货币工资的实际工资，也就是用所有其他商品表示的价格。他不知道当时已发明了指数方法，进而又以用劳动（在考虑了用谷物充当这一角色之后）表示的价格来取代这种真实价格，换句话说，他选择了劳动这种商品而不是白银或*金等商品来充当“价值标准（numéraire）”——是瓦尔拉使这个词流行开来的。不管这样做有没有好处，在逻辑上都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是，斯密在表达这一思想时却犯了严重错误，把它同不同意义上的旨在解释价值和真实价格的性质的哲学（例如他在第五章第2段认为“辛劳和麻烦”是每一样东西的真实价格，在第五章第7段中认为只有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变动”）混淆在了一起，以致连李嘉图都误解了他的这一极为简单的思想。因此，人们便认为是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或准确地说提出了三种互不相容的劳动价值理论，但从第六章看得十分清楚。斯密是想用生产成本来解释商品价格。在第六章中，他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所有收入以及所有交换价值的原始来源”。这作为对价值的一种解释，无疑令人很不满意，但却可以很好地用它来研究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约翰·穆勒第七章的均衡理论虽说很粗浅，却是斯密所提出来的最优秀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预示了萨伊的理论，并通过萨伊的著作，预示了瓦尔拉的理论。十九世纪，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才使经济理论得到了发展。用短期供求来加以说明的市场价格，被认为是围绕“自然”价格（即约翰·穆勒的“必要”价格，A．马歇尔的“正常”价格）而波动的。这种自然价格刚好能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若要使”每一种商品的供给量“满足有效需求”即满足在自然价格之下有效的需求，“就必须支付这种价格”。该章没有提出垄断价格理论，只有这样一句毫无意义的（甚或错误的）话，即“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总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这是一个重要定理，但斯密似乎没有意识到，要令人满意地证明这一定理，是很困难的。第八至十一章完成了第一编自成一体的论证。虽然这种论证的轮廓被大量说明性事实所遮盖，而这些事实又常常迫使作者的论述脱离主题，但它还是很美的。这几章讨论的是“什么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及什么情况“支配”地租。这几章总结和协调了十八世纪的分配理论，把它传给了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而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则感到从这几章起步较容易，因为亚当?斯密的学说很松散，在许多方面都能加以发展。斯密身上的种种弱点凑在一起，反而使他当之无愧地居于领导地位。读者应注意的是以下几点。论述工资问题的第八章，勾画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的雏形，这两种学说也许是斯密从杜尔阁和重农学派那里学来的，斯密的英国后继者们极为重视这两种学说。不仅如此，该章还包含有另一成分，而斯密的后继者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成分的重要性。这一成分隐藏在他的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即：“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虽然斯密讲这句话的意图不十分清楚，但这句话却是从完全不同于李嘉图的角度来说明工资问题的。论述利润问题的第九章，从许多方面讨论了决定利润率的因素，特别是讨论了相对于工资的利润率，但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如果认为斯密提出了利润理论的话，那就必须把分散在头两编中有关利润的论述拼凑到一起，而这些论述大都很含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他明确支持了一种后来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中特别是在英国很流行的理论倾向，并帮助它取得了胜利。这种理论把利润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基本收入，因而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实物（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在内）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撇开纯粹的放款人（“有钱人”）不谈，即便是企业家——斯密确实也使用过“经营者”这个字眼——或实业家也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了“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一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第六章）。这种观点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味，而斯密又特别强调了这种观点。然而却不能说亚当?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理论，虽然可以说他对这种理论作了提示。因为他也强调了风险因素，并谈到雇主垫付了“全部物质材料和工资”，这就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且，凡是像斯密那样强调储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人，都不会抱怨把斯密同忍欲说联系在一起。斯密在论述“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时（第十章），沉溺于一些陈旧的事实和论点，只是改进了坎梯隆的理论，为十九世纪的教科书写出了一个标准章节。第十一章“论地租”——斯密以及在他之后直到马歇尔时代的几乎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只对土地和矿山使用租金这一概念——很臃肿，因为该章包含有一占全书篇幅百分之七点六的长篇离题论述（或者说是一组离题论述或专题论述）。假如抽掉大量事实材料，抽掉对具体问题的几乎数不清的专门论述，就会显现出一个由各种思想拼成的图案，其引人注目之点有如下述。第一，斯密从其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虽然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这种思想一出笼，便一再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可是第二，我们在第页上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即“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种说法不那么符合垄断理论，而指向了李嘉图的方向。所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许只不过是赋予斯密混乱不堪的地租理论以逻辑顺序罢了。第三，斯密的门徒甚至可以根据书中的暗示用生产力理论来清理其混乱不堪的地租理论。所有这些都同另一些好的和坏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它们就像《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法尔斯塔夫那样频繁地上台和下台。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既顽固又无用的古老思想，我们在马尔萨斯那里还将看到它，这种思想认为，粮食生产享有独特地位，其原因是，随着粮食生产的扩大，人口会不断增殖，因而粮食生产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甚至没有等到离题论述白银的价值和金银价值之间的关系，该章就已对斯密的货币理论作出了许多贡献，不过，若不看完整个这本书，是不可能全面了解斯密的货币理论的（特别参看第二编第二章和第四编第三章关于储蓄银行的重要离题论述）。还应该补充两点。在离题论述白银的结尾处，斯密试图说明，为什么至少总的说来，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会随着改良的推进而上涨，同时在另一篇离题论述中，斯密试图说明为什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会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预示了十九世纪的农业收益递减和工业收益递增的学说。可以这么说，当时斯密已在小心翼翼地朝着这一学说的方向摸索了，而且这一学说本来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另外，斯密还得出了李嘉图的结论，尽管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斯密混乱的论证中得出这种结论，即：地主在改良过程中直接得到了好处，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产品的真实价值上升，另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得到了土地产品更大的相对份额；此外，地主还由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下跌而间接地得到了好处。劳动者也得到了好处，因为他们的工资上升，而他们所购买的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有所下降。但是，第三个阶级即“商人和制造业者”却遭受了损失，因为正如斯密所说，利率在富裕的国家趋于下降，在贫穷的国家趋于上升，因而该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又与“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这显然是想建立一个经济阶级利益的图式，正像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做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也许是受了斯密例子的鼓舞想纠正斯密的错误而这样做的。庞巴维克第二编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不管后来的发展和批判使该理论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直到庞巴维克为止，甚至部分地到庞巴维克以后，它都一直是几乎所有这类著作的基础。它实际上看起来像是在一座老房子旁边盖的新厢房。尽管斯密在该编引论中再一次令人很不信服地求助于“分工”，软弱无力地试图把该编与第一编联结起来，但没有理由认为该编的哪一重要部分是在斯密居留法国以前撰写的或计划的。特别是，同第一编相比，无论在细节上还是在整个观念上，重农学派的影响都可以清楚得多地辨认出来。不过，千万不要误解我的这种说法。斯密不习惯于消极地接受所读到或听到的东西，而总是以审判官的态度读书和听人讲话，对所读到或听到的东西进行积极的批判，由此而形成自己的观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仅仅说斯密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而不说他受到了杜尔阁的影响。杜尔阁固然在一些重要方面领先于斯密，但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斯密的观点是从杜尔阁那里派生来的。因为只要斯密对魁奈的学说作一番创造性的批判，这些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所以除非有叫人信服的相反的证据，否则似乎就应该说杜尔阁和斯密之间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出于苏格兰人具有的常识，斯密不喜欢魁奈的只有农业（和采掘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说法。他本来可以仿效杜尔阁，对这种奇怪的想法耸耸肩，一笑置之。但这不合他的脾性。他对待事物不仅严肃认真，而且刻板僵硬。对于魁奈的这种说法，不得不作冗长的批判。但再三思考后，他也许感到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分开来是有道理的。于是他便对这种区分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用自己所作的区分取代了魁奈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区分是魁奈揭示给斯密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即在应该作这种区分的第一编，却毫无它的踪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区分又是斯密自己的。第二编第一章把个人的和社会的全部存货中被称为资本的那部分（不仅仅是有形货物，因为“全体居民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也是资本）同其余部分区别了开来；引入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并对属于这两种资本的各种货物进行了分类，把货币包括在了流动资本之内，却没有把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尽管斯密的论证需要把后者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而且实际上也包括在内了。第二章很长，是该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斯密的大部分货币理论都在这一章中。这一章要比第一编的第四章强得多，肯定是斯密后期劳动的成果。但从这一章中却看不出重农学派的影响，可以辨认出来的仅仅是英国作家的影响。第三章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作了区分，特别强调了储蓄倾向是物质资本的真正创造者（“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每个浪费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个节俭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恩人”），从而使提倡储蓄的理论在后来的一百五十年中很得势。“每年储蓄的像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费的人不同”，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因此，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同储蓄率成正比，而储蓄率又等于或至少相当于资本即投资的增长率。在这一章，收入指的是利润加地租，恰与马克思所说的收入含义相同。第四章讨论的是利息问题。既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利润被看作是基本现象，而这一点在本章中又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利息，即货币（在斯密看来，实际上是可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者的货物和劳务）之所以总是按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斯密以及直到最近为止的他的所有后继者，都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他与其十九世纪的后继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认为解释企业利润也没有多大困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十九世纪的后继者却越来越多地开始为企业利润烦恼。因此，这里只需提及以下三点：第一，他认为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二，他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这种理论试图用货币金属数量的增加来解释利息率的下降趋势，斯密的反对论点在后来的一百五十年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第三，他对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适当而审慎的论证，却招致了边沁毫无道理的攻击。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就我所知）已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法文和德文不只有一种译本；俄文的第一个译本出版于—年）。由此可以看出《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大约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越斯密。在大约五十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年）对斯密是一个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