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日）
本来打算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分析，然后在历史记录中翻到两年前已经写过了，主要是对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所以本文不打算重复批判。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非常反对把马列当《圣经》读，本文并不打算跟着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梳理、分析时年23岁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有哪些对了、哪些错了、哪些是历史局限，以及需要作何种补充。比较繁琐，非常繁琐。
1.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立场
新的经济学往往要从旧的批判开始，亚当·斯密现在已经成了被鞭尸最多的学者之一，这没什么不妥。恩格斯在《大纲》中主要针对斯密那一套看似“公平”的逻辑和马尔萨斯反人类的人口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必须认识到，斯密的理论在那个时代无疑为“解释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提出开始就一直饱受争议，应当认识到，正因为斯密与马尔是正直的学者，才会公开这些理论，如果他们是站在阶级立场上的“敌人”，那他们的*策应当倾向于愚民，不会公布这种注定受争议的研究。所以，恩格斯对他们的批判，只局限于理论，恩格斯提到了他们的阶级立场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而说他们品格低下。
在看待这些理论的时候，就好像高中生看亚里士多德的那些错的离谱的物理结论，应当考虑的是历史局限性，而非把亚里士多德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者形容成弱智。
原文从第17页至48页，这里谈第17到19页。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就是字面意思——重视商业或重视农业。这几乎是古代*府的单选题，为什么不能都选呢？很简单，商业逻辑存在的前提，一是承认私有财产，二是非暴力。前者保证了交易合法，后者保证了交易公平（形式上公平）。显然，商业逻辑对于皇权是巨大的削弱，在生产力相对较弱的古代社会，社会总是不富足的，皇权的任务有二，一是保证皇权的延续，二是保证不发生饥荒等社会动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保证社会的稳定就是保护皇权的延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神圣君权社会形成的内在逻辑，即：人民认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有组织，而有组织就必须有管理机构，但问题是，管理机构很难建立起对人民的责任感。于是，人民不得不将组织财产全部让出，归管理者所有，如此一来，保护人民就是保护管理者自己，甚至，人民也在法理上属于管理者，只不过是必须被善待的财产，管理不善就会“上无道，起而伐之”。
了解了君权的内在逻辑，就很好接受现实了，现实是，所有的古代*权，均选择了重农主义。也许有人会说，古代不也有小规模的商业吗？而且有*府组织的法定的赶集活动。这种考虑也对，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制度能保证自身完全有效，君主认识到自己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合理分配完所有产品，因此他必须留出一定的自由空间，不过这种自由空间要完全受控，说停就停，一切为天然的短缺经济服务。这种情况下，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是允许的，家庭工场手工业也是受到鼓励的，因为商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生产，补齐强制生产的不足。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渐渐摆脱了不足，短缺没那么严重了，要知道，天然经济短缺是王权的自然捍卫，如果天然摆脱了短缺，此时人民就不是那么需要王权了，于是，商业的发展有了真正切实的依据，人们不需要向组织管理者妥协了。天然短缺状态的解除是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那么，重商主义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观察，重商主义来自无序。当天然形成的大商人试图挑战组织，也就是王权时，组织的第一反应是镇压，随后发现镇压不了，商人手里掌握了一部分人民的生活物资，镇压会带来动荡。于是王权开始与早期商人交易。第二种情况是西方列岛的情况，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各地都是小公国，没有大的王权，王权根本管不了太远，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形成比较大规模的原始商业。后来商帮与*府互惠互利，*府也不觉得被夺权，因为小公国根本没多大实力，能维持秩序就不错。现代资本主义最早的源头，威尼斯那种商业的形成，不是皇权的鼓励，而是皇权的没落造成的。最早的资本主义冒险，虽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皇室投资的但并不是皇室鼓励的，而是为了赚外快。皇室并没有鼓励他们在国内“创新经济”，而是让他们去海外带回新的财宝。不过，因为皇权的宽松，资本主义幸运的独树一帜，并碰巧点燃了现代科学的火把，最终才能公开亮明他们的重商主义旗帜。
重商主义的底气何在呢？难道古代社会排斥商业的风气突然不存在了吗？当然Nope，注意到上面说的重农主义的前提——生产力较弱，社会总是发生物质不足。而资本主义通过掠夺其他世界，为自己的所谓的“文明世界”带来了富足，因此，早期资本家支配剩余的产品，在他已经满足了生存需求的人民看来，是无所其味的。进一步的，有更多的人民看到了掠夺致富的“光明”前景。也加入到重商主义的行列中，于是，早期的市民阶层，他们产生了废除王权的需求，与从前需要组织的庇护不同，现在的市民阶层必须解除王权组织的武装，建立属于重商主义自己的秩序，新时期的奴隶主们要求建立一个内部彼此公平交易，外部积极侵略和掠夺的新形式的奴隶主义王朝，通过继承权同样可以完成财富的延承，并不需要王权的许可。
这就是西方商业兴起的历史，逐水而居的他们尽管艰苦，但很难有机会遭到毁灭性的大灾难，所以王权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对付商业萌芽，而商业在一次次的自我壮大中，最终通过外部掠夺，完成了对内的补足，商业社会通过侵略弥补了本身昂贵的交易成本，只要能保持对外国的优势和掠夺，商业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增长，王权在新逻辑面前不得不选择媾和，并成就了君主立宪制，最后，商业就从要被王权消灭的处境转换为要受王权保护了，王权开始成为资本家本身，开始积极捍卫对外侵略的能力，因为他深知，一但失去对外的优势，内部高昂的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将瞬间压垮组织。
而这种对外的积极矛盾的需求，在*治上表现为对新市场的渴求，因为他单靠自身，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必须依赖外部矛盾。
在中国，宋代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即，在自然环境好的时候，短缺不严重的时候，商业获得了较大的许可，*府取缔不得，干脆加入了，用官办商业为自己创收。
我知道，有很多人惋惜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断了。在此提出一种解释，我国属于周期性会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封建王朝基本上多年，一方面是封建制度本身经营不善，地主土地兼并，农民活不下去，需要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就是频繁的自然灾害，几乎每百年必然有一次覆盖面很广的自然灾害，我们大陆国家，人是跑不掉的，只能硬抗。如果统治者积极运作，能扛过去，社会就更团结，如果不能，就要被替天行道了。而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大概率就是在自然灾难造成的天然短缺中，被组织直接掐灭了。王权为了救灾，为了自身的延续，必须干掉挡在面前的商业，阻止商人发灾难财。尽管现在我们知道宋朝*府对外*策羸弱，但毕竟是超大型国家，在危难之时收拾内部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些我不知道具体情况，猜的。
恩格斯所批判的重商主义，是正在建设的重商主义，其过程充满了残酷压迫，甚至可以说，比从前的封建社会更加压迫。封建社会主要是自然对人的压迫，土地兼并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比中国经验，大概要年把人民压迫到忍无可忍。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压迫，且财产集中速度极快，真正的“十年河东无敌，十年桥洞凉席”。大家知道，自然对人的压迫并不是无时无刻的，人偶尔能吃饱，丰衣足食，尽管这种时刻不很多。但资本对人的压迫却是无时无刻的——恩格斯重点描写的“竞争”，资本主义将从前人与人团结起来对抗自然的关系，转变成了人人掠夺人人的激烈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在达到垄断之前永不停歇，甚至垄断之后也无法停止竞争，因为“文明”的竞争达到垄断之时，总会有人出来实施“野蛮”的竞争，即战争，从而，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互相对立与野蛮战争的状态。
通过补充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逻辑，就可以很好的理解恩格斯对“竞争”的批判了，否则，其实，我们当代人，生活在深度改良过的资本主义之中，并没有感受到竞争曾经如此剧烈，即便社会集体内卷，大家也无法感受到恩格斯文中同等级的压迫。
资本主义改良了两三百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今天的资本主义比从前要好上许多，这是博弈的结果。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也不能忽略资本主义对自身的积极改良。反而是社会主义自身，稍微一点改动就算“修正”，就要被同行“打倒”，实在是损失了太多的有生力量，也少了很多探索的机会。
2.商业的道德化进程
（年6月6日）
这一篇谈商业的道德化进程，原文第19至21页。
自古都有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所以其实人们之间交换产品并没有什么稀奇，在农业社会，人们主要反对的也不是商业交换本身，而是囤积居奇的商人。是这种反对造成了商业发展的缓慢。按上一篇的意思，在缺乏秩序、缺少组织的地方是可以发展商业的，因为人们尽管有反对囤积居奇的共识，但是并没有良好的组织执行机构来实践这一共识。没有组织的执行，取而代之的就只有个人和小规模的执行，即仇杀与集体厌恶。如果在某个地区某个商人做的太过分了，他有可能暴死。这跟我们古代也有偶尔被激愤的村民直接杀害的地主是一样的。对于此事的最佳例证是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基本上从事商业，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古代地位低下，只能从事商业，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事商业而遭到了大家的自然歧视，从而难以从事其他高贵的行业。这种自我循环的正反馈，最终导致了犹太人的千年流离。从这种表述中也不难看出，犹太人的事业与他们被排挤的历史强烈相关，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活该。
所以，重商主义要推行的话，一方面理论很重要——让人们相信交易是公平互利的，另一方面道德很重要——即消除人们对商业囤积居奇的恐惧。首先要说明，古人并不一定知道囤积居奇的具体过程，但是冥冥中大家都作出了用脚投票的决定。就像原始部落可能并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但在长期的历史中他们还是执行了禁止近亲结婚。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执行了正确决定的部落走的更远，而不是他们知道原理。
亚当·斯密与他的继任者们，干的正是这样的事业，即商业的道德化进程。首先，他们说交易是公平的，大家通过交换得到了各自想要的物资，这很合理。而交易公平的关键在于竞争，他们的论据是，没有人会接受亏本的买卖，所以，如果大家都来交易，都来竞争，大家最后一定能找到一个公允的价格，因为没有人会接受自己亏本。
其次是商业的正当性。人们反对商业是长期的自然选择，但除了囤积居奇的危害以外，人们并没有更好的论据来反对商业。于是商业的拥护者便说：如果所有人都参与交换，那么就不会有囤积，因为所有人都参与了市场交换，就等于所有人都参与了囤积，所有人都在囤积，那跟没有囤积的效果是一样了，甲囤积了A商品，乙囤积了B商品，A与B在交换的过程中，甲乙由于各自与对方都是囤积关系而各自失掉了这种囤积的优势，交易依然公平。只有那些拒绝商业的人会受到商业囤积的损害，拥抱商业的人并不会。即然“所有人都参与商业”的效果可以消除囤积居奇，那商业就不存在不正义，反而是那些拒绝商业的人，他们造成了商业的不正义。
最后是私有制的合理性。依然从所有人都参与市场出发，大家都参与商业交换，商业交换最终都能达到公允价值，那么，大家在这种“公平”的商业体系里，除了换取到了各自需要的商品之外，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不仅不损失，而且由于换到了想要的东西，其实是受益了。那么，商业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公益的。即然商业本身是公益的，它可以解决组织内产品的分配。那么，原先存在的集体产权就没有价值了，集体产权由组织管理机构分配，众所周知人是有私心的，那么这种分配其实就不公平。进一步的，即然人为分配是不公平的，那不如交给“公平”的商业分配。即然商业更公平，那拆分集体资产，让它加入更公平的商业也就顺理成章了。商业交换的基础是私有制，因为只有属于某人的物品可以任由某人拿来市场交换。汇总一下，集体产权在人为分配过程中是受损的，私有产权在市场分配中是增值的，故，私有产权比集体产权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以上三条，完成了商业的道德化进程，从交易公平，到市场有效，最后反推私有制优于公有制。不过这只是我基于所学过的商业逻辑作出了演绎推理，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可能有不同的表述，但结果是大差不差的，即市场可以自动的解决组织资源的分配。
第21到22页，恩格斯揭示了“国民财富”这一概念的虚伪，这很好理解，在私有制下，所有产权都是属于某个人的，其实根本不存在“国”，只有不同的“垄断贸易联盟”组成的“国家”的概念。
第22到24页，商业在论证了自己的道德之后，就开始推动这种道德的实施了，商业的关键在于宣称每个人都能在商业“竞争”中获得自己想要的。而且，通过竞争，互相激励生产，可以提高总体的财富，虽然这种财富都是属于个人的，但还是因为竞争，如果大家都提高了的话，就可以看作集体的提高了。
由于商业确实用竞争达成了生产力的提升，所以这套逻辑很快就被接受了。即商业的道德取代了旧道德。商业道德是“竞争”的道德，而旧道德是“互助”的道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借用了进化论，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人类内部的竞争是物种进化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当代人如何看待商业道德呢？追根溯源，应当从“公平”入手，市场经济真的公平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存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商业生产的成本随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术语叫“边际成本递减”。那么在实际上，大生产者就占有比小生产者更有利的地位，这一有利地位是在完全遵守商业“公平”交易的前提上取得的。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即便在“均衡”状态下，大生产者由于成本更低，它能接受更低的价格，但小生产者成本高，无法接受低于成本的价格。如此一来，交易本身就不公平了。
整套商业道德的逻辑建立在交易公平的基础上，推翻了公平，商业的道德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显然，本文并不打算推翻商业，即然商业提高了生产力，那它对于人类必然是一种“好”的“工具”。我们的目的在于更清晰的认识它。既然商业不公平，那组织就要通过额外的机制去消除不公平，以维持商业对于生产力的持续推动。我们只否定商业的逻辑，而不反对商业的实践，我们只是要修补商业逻辑，让它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既然商业造成了大生产者更高的交易地位，那我们就要降低它的地位，给大生产者更高的税，调节它的成本，给小生产者适当的补贴，维持它的生存。天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这种针对商业缺陷的强制再分配能力，就提供了呼唤公有制的基础，形成了我们今天这种混合所有制的经济。但目前来看，公有制对于自身的逻辑还很难说清楚，不仅如此，对于商业的好坏也难以说清楚，人们喜欢做选择题，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但人们不喜欢混合制，普遍认为不纯洁。但我这种搞系统工程的呢，则恰恰能接受这种修补。好的操作系统，除了不停的修改与局部重构，还有不断更新的补丁。
最后回到自然选择，即便做出这些决策的人是出于私心，但我们走了这么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就像组织无意中禁止了近亲结婚一样，是偶然中的必然。在此感谢苏联老大哥提供的错误案例。
3.完全评价马尔萨斯
（年6月25日）
第25至34页，恩格斯重点攻击了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曲解，即他们试图把价格解释成价值，主要是两个理由，其一、认为商品的稀缺性决定（极大的影响）价值，为囤积居奇合法化站台。其二、认为商品的成本决定价值，最终价格是由各阶段的成本构成的，而成本在市场经济中以价格的方式标出，所以价格可以有效的反应价值。
但本文打算先讲述第38至44页，重新全面评价马尔萨斯的理论，不过，马尔萨斯只是试图解释资本主义，作为先行者，他的理论显得较为粗糙。《人口原理》即便放到现在也是争议颇多，但这并不损失他们的品格。作为学者只是给出了一个解（假说），用这些原始粗糙的理论去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做修饰的资本利得集团，才是真正的应当武器批判的对象。
之前写过一篇《从马尔萨斯到人口论》，复述一下，简单来说，马尔萨斯认为即便人类社会存在战争、饥荒、瘟疫等等自然灾害，但人口依然是类似指数增长的，而人对资源的开发，则是类似线性的过程，那么，土地是有限的，人口相对土地，总会达到无限的状态，所以，人类种群为了避免资源快速耗竭，必须实施计划生育，必须把人口增长速度调整到与资源增长速度相适应的程度。
恩格斯对此的批评很“粗糙”，在马列主义看来，造成资源与人口极度不适纯粹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因为私有制，因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财富，是资本家压缩工人生活工资，降低工人生活质量，从而造成了大量绝对贫困。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生产资料于生产关系没有当初那么对立了，今天再看恩格斯，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他谈了太多的阶级，而缺少科学的分析，对此请注意，恩格斯时代的工人，每天工作14到16小时，所以恩格斯的愤怒不是无理由的，而是调查过的。还有一些人看完会萌发出强烈的斗争欲望，立刻觉得人口不需要控制，应该集中火力批判资本家。这部分人也需要注意，今天的资本主义是极大的改良过的，为了生存，为了克服自身的过度竞争，为了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是做出了一些让步的，所以纯粹的斗争观点也不可取。这是阅读的基础，不然下面会让你更加愤怒。因为我想从生物学，并且以旁观者的视角看《人口原理》。
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生物书上的实验，把兔子放到澳大利亚，无天敌状态、资源丰富，结果数量疯长，最终威胁到人类，最终是人类出手，给兔子创造敌人，才避免了生态灾难。
年很神奇，又是澳大利亚，这次爆发了鼠灾，据说是因为去年的大面积山火，而资本主义为了“环保”和“节约”，并没有第一时间扑灭火灾，而是任由燃烧，自生自灭，总的来说，富人有私有的消防队，不怕火灾，穷人付不起消防费用，抢救了也只是财*亏空，总之，没钱。最终就以极度“自然”的方式结束这一场自然火灾。但意想不到的是，这场火灾消灭了很多中型动物，从而山中无老虎，“老鼠”称大王。在年年中造成了老鼠数量爆发，数量多得就像原始森林洞穴里的蝙蝠，密密麻麻，生机勃勃，蓄势待发。
回到生物，现实中，生物数量虽然不是完全的指数增长，但确实有类似指数增长的趋势，这是无法单纯通过私有制去解释的。如果没有管理，任何无天敌的生物种群都会迅速达到环境容纳量，然后被迫内部竞争，同类相食，造成可怕的灾难。我们人作为文明动物，的确有义务计划人口数量，不能超过环境容纳量。
恩格斯同时指出，科技发展也很快，“‘人口过密’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将使粮食生产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的需要”。恩格斯是想说产能是够的，错误的是制度，但科学的说，科技的发展速度并不总是那么顺利，土地肥力有限。
现代人应该分两方面看待恩格斯的说法，一方面，资本主义确实是恩格斯那个时代赤贫的根源，早期资本主义其实是不缺资源的，离资源不足还早的很（至少他们通过外部掠夺，可以保证国内不缺资源）。但另一方面，现在的我们意识到，科学并不是指数增长的，一个新增长点的发现，需要相当天才的头脑与历史巧合，加大投入也许能加快研发速度，但请参考英特尔长期卡在10nm制程的当代历史，有些事情，不是加钱就能做到。只有新技术的应用过程才是指数增长的，其实很好理解，比如无线通信，发明无线电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原理到初步实施，需要漫长的基础科学铺垫，但是，一旦发明成功，通信技术的推广就很快了，几乎是爆炸式的进步。这一切得益于：新技术的发明，往往是天才单独的创造，但新技术的推广，却是所有人一拥而上。就是这种模式造就了陈平的那个“技术小波”理论，也是刘慈欣说的那种“技术爆炸”的根源，发明速度与改进推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不然西藏怎么会维持几千年的奴隶制呢？科学发展是有一定概率卡壳的，如果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自废武功，则卡壳更彻底。
所以，恩格斯说的技术发展能追上人口，是不足以拿来推翻人口论的。但他对马尔萨斯的道德批判是很恰当的，因为马尔萨斯给出的解决方案居然是消灭穷人，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导致他完全没考虑到自己是一个人类。
不过，对于人口论，要反对也是有理由的，我只是说恩格斯那个不够充分，而且科学发展了，所以在今天看来也不够科学。在我之前的文字里也写过一个理由：动物越高级，生的越少，生育只是生命无法长生不老的替代做法。当然，现在生物学说“长生”是存在过的，但是由于基因无法得到更新，被自然淘汰了，留下来的只有能生育、能突变的生命。可以理解为：长生不老机制的退化与生物普遍进化出两性繁殖的过程一样，生物要适应环境，必须要主动提供变化，没有足够的基因交流就无法产生足够的突变，从而在环境变化时被团灭。
那么，高级动物冥冥中已经认识到了，孩子会消耗自己的资源，所以会少生，而低级动物则是通过多生来提高种群的存活率。前者走的是特种兵加海陆空协同的精兵路线，后者走的是步兵集群+坦克协同的平推路线。具体到人类，从人的生育数量上看，古代平均下来，满负荷运行一辈子算能生10个左右，现在的伊斯兰国家妇女一辈子能生7到8个，黑暗的中世纪则生的更多，我见过最高的数据是16个。所以，从人的生育能力上看，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也是挺幸苦的。
具体到现代社会，在没有避孕措施之前，旧社会中国人大概生六七个，夭折两三个，存活三到四个。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受宗教影响，历代都强调家庭，虽然女性在家庭中属于弱势地位，但毕竟不像宗教国家一样当动物使用。当然，由于生产力落后，我们也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这是古人对自然灾害的一种正常反应，没有这个传统的，可能就不得不在灾难中灭绝了。在现代这个观点需要改，但也不适合学习那些从来不看书的所谓“女性主义者”，凡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一律推给男权，仿佛男人有什么秘密联盟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男人与男人在进化历史中才是天然的敌人，根本没有共同利益。
20年一代，个体寿命按60算，每代数量男女平均，一个家庭存活3个孩子，20岁结婚。如果初始人，很容易得出，第四代就能达到多了，即便加上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的约束，数字没这么大，但增长速度也相当恐怖了，说是类似指数的增长是没问题的。按生物书上的说法，与之对应的算法是“斐波那契数列”，因此，人口论考虑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人口论唯一值得反对的地方，其实就是他想消灭穷人，这是不符合进化论的，种群对自身进行优化，淘汰劣势个体，这很正常，通常有先天缺陷的个体无法留下后代，除非这个病不影响生活，或者发病在中年、在结婚之后。这种自然淘汰很正常，但马尔萨斯的解决方案只允许有钱人留下后代，就非常不正常了。金钱是无法证明一个人基因更优秀的，在商业社会赚到钱，运气比聪明更重要，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尤其有体会，社会地位少数靠努力，多数靠投胎。所以马尔萨斯的解决方案，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社会的想法，而且在逻辑上非常不科学，违背进化。
总结，人口论说要计划种群人口数量，这是对的，资源确实跑不过人口，但给出消灭穷人的方案，是非常错误的。补充一个正常人思路，既然上面说计划生育是必要的，穷人是不能主动消灭的，那就只能两条路了，一是推行避孕，少生，二是控制质量，优生，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提倡少生优生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一视同仁，不能按金钱分配生育权，从这个角度讲，交所谓社会抚养费就能多生孩子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不过在现实中，由于婚姻极大的受金钱影响，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社会也只是空谈，它仅仅保证了穷人不会被主动物理消灭。
最后，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措施区分优质人口，所以，按人口质量分配生育权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在此情况下，如果有生育*策，只能是一视同仁，多生怎么办——剥夺抚养权（暴论暴论，勿信！）。
当然，以上都是空谈，在现在看来，工业社会自身即便不提倡少生优生，也会因为资源的相对匮乏而造成大家都不敢生，从而导致总人口的减少（印证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相对过剩”）。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受外力的情况下，自然人口的减少是可耻的，我们以前批判西藏的农奴制度，除了请一些当年的奴隶或奴隶后代举例说农奴制本身造成的苦难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奴制造成了西藏绝对人口的减少，甚至连贵族都意识到了，他们的制度最终将导致奴隶数量不够，最终贵族也会因此灭绝。
现代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口的自然减少，在根本上，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它是一种奴隶制的翻版。哪怕是从前我们骂了很多年的“地主制”，它也没有造成过人口减少，我国古代一直是王朝新立，人口暴涨，土地不够，然后战争，进而地主制崩塌，战争消耗人口，然后重建新王朝，继续历史周期。即便如此，人口还是增长的，从战国时代的0万到清朝的4.5亿，数量是很可观的，可见，即便没有帝国主义，晚清时我国的自然资源也快撑不住了，必须呼唤新的生产力。
4.价格埋葬价值
第25至34页，价格、价值、竞争。就整篇文章而言，恩格斯批判的重点是过度竞争。而这种竞争，第一、由重商主义道德所背书，即他们强调市场交易是“公平”的。第二、由“国民财富”的增加来缓解矛盾。现在我们从矛盾论的角度，很容易知道这只是一个“殖民、掠夺、分赃”的体系，是帝国主义套路。其中并不存在“国民”财富，而是犯罪程度不同的、由交易个体所组成的、叫做国家的“犯罪经济*事同盟”。第三、由“人口论”来维护的资产阶级等级秩序。他们鼓吹资源不足，以此掩盖更加紧迫的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合理”淘汰穷人、“合法”杀死经济上的破产者，但是对“遗产”这一巨大的权势垄断始终保持缄默，闭口不谈。
价值是比较复杂的概念，至今未定论。但价格很好理解，超市货物上的标签数字，就是价格。冗长一点说：人类为了交换产品，发明了货币，进而，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找到对应的货币数量来表示，如此方能畅通无阻的交换，我们把人为确定的、服务于交换的“商品对应的货币数量”称作价格。比如，一瓶可乐值3块钱，这种以数字表示的商品，就叫做价格。
对资本主义来说，其实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商品写上价格并卖出去。但，诚如前文所表达的：资本主义道德是捍卫私有财产的最重要一环，即，资产者必须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财产是合理的、道德的，再配上自己高于其他人的武力储备，才能最低成本的捍卫自己的财产。
所以，资本主义有解释价值的动力，它的目的是证明商品的价格能很好的反应价值，从而证明他们的商品售价是合理的，所以赚钱也是合理的，合法的，道德的。
对此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认为价值是成本的叠加，成本表现为钱的数量，如果一直追溯到原料成本，他们则认为，原料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一个公允价格，根据亚当斯密的“公平”的交易体系，原料价格就是该商品的价值。所以，从最初原料之后，所有的行为都是中间商加价，对原料的加工已经由工资支付了，而工资是工人劳动的市场价值，所以商品在中间商处的加价可以当作价值的合理增加。那么利润怎么解释呢？利润是中间商和各级资本家的脑力劳动的价值。综上，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良好反映。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仁慈”的的说法，因为按这个说法，中间商加价不能太离谱，否则人们就能合理怀疑了——中间商的脑力劳动并不值那么多钱。所以，“成本论”或“费用论”的解释下，商品价格是不能严重背离劳动价值的。
而为了进一步捍卫“超额利润”，或者说“垄断利润”，为了挣钱，他们迫切的希望商品价格无拘无束——只要有人愿意买，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于是有了第二种理论，效用论。
效用论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对人的有用性。极端举例：在行将渴死的人那里，一杯水可以卖一个亿，因为此时商品对该用户非常“有用”。这种理论在中文里当然不值得推敲，因为这显然叫“趁火打劫”、“趁人之危”。所以，效用论在根本上是为了解释垄断的正义性，现在除了少数西方经济学的脑残粉，大家一般不用。因为在正常人看来，“趁火打劫”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效用论在中国的退化版本是：有一部分人赞成在某种物资紧缺时适当提高价格，以控制短时间暴涨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用这个来解释短时间的剧烈价格波动。比如年初的口罩，缺口是在太大，从1毛涨到了5块，这当然不符合劳动价值论，更不符合所谓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但大多数人都理解这种短期价格变化，并且待在家静待国家打击垄断、恢复产能。
现在来评判这些理论，显然成本论更加靠谱，但它也有缺陷，一旦成本涉及到原料，就失去了解释，原料要么按*府规定的价格出售，要么按市场公允价格出售，而原料的市场价格往往取决于垄断方的随意定价，比如石油，低的时候40美元，高的时候，根本没有影响因素，沙特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原料的价值更接近效用论的描述。成本论的第二个痛点是工资，工资能反应工人劳动的价值吗？显然不能，劳动力市场也是市场，当市场缺人时，工人的工资高于劳动，不缺人时，工人往往就要降低工资才能工作。并且，由于资本不依赖工人，而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赖资本，所以长远的讲，即便有劳动力市场，工人工资也是普遍低于自己劳动的价值。（垄断破坏市场均衡，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垄断，那亚当斯密无疑是正确的。）
“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打时的吼叫。”
很好理解，如果没有垄断，原料就没有价值，从而没有成本、没有效用、什么都没有。所以商业必须支持个人垄断，如此方能形成价值，从而确定价格。而竞争是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商业的初衷是说：市场竞争、人人垄断，垄断产生价值，竞争抵消互相之间的垄断，从而达到完美的平等交换的目的。当然，这是对相信市场的那部分经济学家而言，只有他们认为天然存在均衡，至多加一个不干预市场的市场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只能保证合同的执行，惩罚违反合同的人，虽有凌驾市场的权柄，但除了上述职能以外，什么都不准干。
经济的乌托邦虽极具诱惑力，数学上看着很完美，但正常人是难以相信的，自然的风都不是平均的刮，雨也不是均匀的下，怎么这样一个市场就可以平稳的运行呢？
但是也很不幸，通过殖民战争，他们建立了一个“对外掠夺，对内分赃”的循环，用外部矛盾缓解内部矛盾，使得这套经济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以至于国内有人竟然信了。这套理论的信众，有一个特点，就是高度崇拜前法西斯国家，比如美国，比如日本，比如德国。
本文也说一点点劳动价值论，在成本论与效用论破产之后，马克思的观点来了，其实关于劳动产生价值，早就是人们一种朴素的认识，比如，皇帝的衣服，论材料肯定值不了多少钱，但论工艺，肯定要超出原料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钱。于是在人们朴素的认识里，价值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原料，原料本就珍贵，本就有价值。山川树木，并不因为砍伐做成东西而有价值，而是本就有价值。不然农民砍地主山上的树，地主是没有理由阻止的。其二是劳动，做工当然有价值，不然就没理由要工资了。
但对价值的度量，其实是讲不清的，山上的树有价值，但让我给树定价，很困难。就连我用过的二手电子产品，想卖掉，也很难定价，我根本无从确定我用了一年会磨损多少价值，只能到市场中去看看长期形成的均衡价格，然后以不高于竞争者的价格卖出。
马克思认为价值来自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并创造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作为价值的衡量。从而在实践上，我们创造了“工分”这一概念，本质是“劳动券”，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不仅难以确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且难以确定个人劳动效率与此平均劳动时间的比值，在实践上，除了工作偷懒被抓到的，我们只能统一的按工时发放工分，这毫无疑问，价值的度量又退化到了货币计价的形式。有兴趣的可以看苏联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他们有算法，非常的复杂，可操作性甚至不如货币。在复杂的计算体系下，劳动券与货币，很难说有根本差别。但如果没有工分，则彻底失去了价值度量，怠工将成为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虽然提出了新观点，但这个观点很难实践。
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而不是立刻就能执行的东西，在他那个时代，由于有严重的压迫，所以有意识形态狂热，许多人觉得能立刻建设成社会主义，能直接跳出资本主义。这种提法，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本质是一种激励，告诉大家，公平可以通过奋斗实现。
对于物品本身的价值，比如*金的天然价值，*治老师只好说“找到*金需要劳动，这种劳动构成*金的价值”，但这一般是我们*治老师对马克思的误解，举例来说，古董的发现，基本上是随机的，它不包含劳动，就算包含古人的劳动，也不是很多的劳动。按劳动价值算，其实没多大价值，它的价值本质是“效用”，是它对于人类的稀缺性和文物研究价值。
但前面我说效用论是为垄断背书的，是错误的，那么，怎么纠正这个错误呢？？？马克思说——公有制，yyds。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产品属于集体，那么，它的稀缺性也是相对于集体，它不被个人所拥有，那么它的稀缺性就不是垄断，前面我说，垄断影响市场公允价格，但在公有制下，它不是垄断，所以不影响价格。所以，它的效用一定完美反应它本身的价值。就这样，公有制可以倒逼出物品的实际存在的价值，劳动价值另算。在公有制下，前面的两个价值源泉，就被集体产权与平均劳动时间所完美解释了。
顺便说，在公有制下，由于这个古董不属于个人，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商品，他是没有价格的，我这例子，仅仅解释物品有价值。价值与价格是两码事，并不是资本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价格与价值是没有本质联系的，价格是被认为操纵的，价值是本来就存在的。集体向个人出售商品，往往是按照大家收入去定，而不是效用，比如我国的粮食价格，它是按生产能力和最大程度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去定的，与效用和成本都没有关系。甚至不需要粮食期货这种假道学真投机的平抑机制，就能很好的维持稳定。
劳动价值论与成本论的区别在于，成本论始终想把价格解释称价值，但劳动价值论把价格与价值严格分开了，它们之间没有关系，公有制对自然资源出于全局考虑去分配，价格根本不以价值为依据。从成本论和效用论看，如果口罩不够用，那么价格上涨来控制市场平衡是第一选择，但按照劳动价值论，如果口罩不够用，提高产量是第一选择，第二是抑制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在成本论和效用论看来是合理的，稀缺所以涨价，效用论说这很合理，成本论也认为，稀缺的物品，商人生产产品的难度加大了，付出了更多成本，也合理。唯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取决于劳动，产权应属于集体，如果不够就应当追加劳动，提高产量，而不是提高价格以控制需求。——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
至于恩格斯对竞争的批评，我想当代的人没有太大的疑惑，过度竞争几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产品，由于人人算计人人，人人掠夺人人，这种竞争根本停不下来，从而，无止境的垄断也一次又一次的抬高商品价格，为了维持稳定，*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超发货币。从而形成了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通胀，西方在自欺欺人上做的较为彻底，还给自己定了一个2%的健康通胀，说是有利于经济。
观察历史，除公共部门之外的所有产品，均出现了价格飞涨，经济学家们对于公共部门的围攻矢志不渝，但对私人垄断视若无睹，苹果卖00元一个，会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这是明码标价，合理”，居民用电5毛一度，却有经济学家出来攻击说基础建设投资太大，将来收不回来本钱，是“经济炸弹”。这种经济学家，我真的建议让他去修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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