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思想渊源：
一种被忽略的学术传统胡怀国作者简介：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人大复印：《理论经济学》年12期
原发期刊：《经济学动态》年第9期第-页
关键词：经院哲学/自然法/启蒙运动/道德哲学/亚当·斯密/
摘要：亚当·斯密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初，首次提出了系统描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理论。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对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主流学术”、尤其是自然法哲学(欧洲大陆)和道德哲学(苏格兰)的继承和发展，但却被学术界长期忽略。本文试图在西方“主流学术传统”中，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即“苏亚雷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卡迈克尔—哈奇逊—斯密”之间的继承关系。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斯密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并为思考现代经济理论和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启发。
一、引言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在《国富论》(年)中，斯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构建了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体系，被人们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恩格斯称其为“*治经济学中的路德”(《马恩全集》第1卷第页)。数百年来，不断有人发出“重回亚当·斯密”的感慨。迄今，斯密经济思想仍对许多经济学家产生影响，仍为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探讨现实社会经济热点、辩论*府有关*策措施等提供启发。
任何具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既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浓郁的时代气息，又有着对“主流”思想和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富有批判精神，但同时亦具有“三大来源”①。斯密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亦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他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早期教学和晚期写作)，对“主流学术”有着很好的把握和理解，其学术思想是对当时“主流学术”的自然继承和系统发展，当然亦有了质的提高——至少就经济学而言，“历史在这里转弯”！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术界对斯密学术思想及经济理论的研究，数百年来汗牛充栋，但对斯密同“主流学术”的关系普遍采取了忽略的态度，而是直接把他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商人、官员或幕僚并列起来。这似乎给人留下如下印象：在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凭空跳出来一个亚当·斯密，从法学教授、道德哲学教授，一跃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提出了一套经济理论并把重商主义痛斥一番后，斯密重新脱离经济学，同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诗人、地质学家等笑谈社会人生，任凭经济学界天翻地覆，再也不予理睬(至少其遗稿委托给了地质学家和化学家管理，而非我们希望的经济学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世关于斯密的诸多争论、不理解，同这种忽略有很大的关系。人们不禁难以理解，为何斯密的经济理论从法学来，为何斯密能从道德哲学转到经济学再转回到道德哲学，甚至还闹出了所谓“斯密问题”的学术笑话。当然，如果这种忽略的不良后果仅限于学术领域，那么还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论是罗马帝国兴盛时代，还是华夏汉唐时期，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模型的岁月里，经济照样发展、国家依然富强)；不过，如果这种忽略影响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解，那么学术问题或会演变为真实世界的缺憾。果真如此，学术界罪莫大焉！事实上，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热点争论，同这种忽略有一定的关系。
二、学术背景述略：从经院哲学到亚当·斯密
整个中世纪，不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学术研究，“经院哲学”均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可谓那个时代的“主流学术”。尤其是13世纪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论”(上帝造物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平等主义”(人与人之间)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感觉经验”和“生物学方法”等相结合，形成了高度综合的、长期居支配地位的阿奎那(ThomasAquinas，-)经院哲学体系；尤其经过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炼、古罗马西塞罗(前—前43)发展和“上帝认可”(基督教)后的自然法，在阿奎那那里已经“变得空前的一贯、清晰与有力”(登特列夫，第35页)，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欧洲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西方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被阿拉伯人阻断，激发了西方世界开拓新航线的热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勃兴，新航线的发现(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欧洲步入“大航海时代”和“重商主义时代”；另一方面，东罗马学者带着大量古希腊罗马文献涌入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为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中前者对现实社会经济等世俗世界的影响更多些，后者对学术界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更大些。
“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催生了重商主义*策主张和*府干预措施，并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立即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所谓重商主义者基本以商人、*府官员或官员幕僚为主。不过，上述事件所引起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却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后，宗教改革迅即变为燎原之势，新教学者和传统天主教学者的论战成为当时学术界的辩论焦点。为了振兴传统经院哲学，天主教会召开了特兰托宗教会议，对外反对新教、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此为契机，传统的多米尼克会和新兴的耶稣会开始了以西班牙为基地的托马斯主义复兴运动，并诞生了经院哲学最后一位大哲学家——“独一无二的博士”弗兰西斯·苏亚雷斯(FranciscoSuárez，-)。
毫无疑问，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对于欧洲社会摆脱“黑暗时代”、构造同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代表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过，由于在阿奎那兼顾“理性”与“信仰”的经院哲学中，新教主张“因信称义”，以“信仰”替代“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术探讨和学术创新。同时，尽管“反宗教改革”代表了时代的反动，但在苏亚雷斯等晚期经院哲学家那里，由于兼顾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信仰、权利与义务，开启了学术创新之门，并成为学术批判、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线路；其中，对前者的相对重视(个人、理性等)，催生了法国启蒙运动及其自由民主理念，对后者的相对重视(社会性、义务等)，孕育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推动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苏格兰哲学智慧和英格兰实业精神)，并最终诞生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可以说，不论是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理念，还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都是自然法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抛却宗教外衣，并在经院哲学的综合(尤其是阿奎那综合和苏亚雷斯综合)中，日渐趋向其中的“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苏亚雷斯、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发挥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于这条学术继承路线，学术界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