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构成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特质和思想辉煌的内在禀赋。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内涵和历史进程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历史路标”意义上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和理论建树的学术依循；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而且还把这一过程形成新的思想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经济思想理论自觉历史自觉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
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百年多历史性变革中形成和接续发展的，是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的基本过程和内在规律的探索；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如涓涓细流在中国知识界流传开了；在这一传播中，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走在最前列。年，由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学》，以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BenjaminKidd)的《社会进化》为蓝本，由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和蔡尔康译述。《大同学》已经提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提到“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主于资本者”，英文原文为，“WhatevermaybesaidofthatclassofliteraturerepresentedinGermanybyKarlMarx’sKapital”，即为《资本论》著作。
年，在上海几乎同时出版的《最新经济学》和《近世社会主义》这两部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较大影响。日本学者田岛锦治的《最新经济学》于年出版，中文译本由作新社在上海出版。《最新经济学》“绪论”第三章在论及“经济学之历史”时，对“共产主义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说作了粗陋介绍，认为“共产主义派”经济学说“主张废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仅言土地及资本可为共有。其他享财产皆许其为私有者也”。“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在于，“观今日之制度。妄使土地所有者。及资本家。横夺劳动之报酬。岂得不为之寒心哉。故凡保此制度之国家。当起而颠覆之。结勤劳者之团体以代之。即不能如是。亦不可不使国家定制限于私有财产及自由竞争之法律。以矫正其弊。”《最新经济学》没有区分马克思经济思想同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差别，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介绍也较为浅陋、混杂，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理解程度。
日本学者福井凖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翻译，广智书局年出版。该译著分作四编，第二编对19世纪下半期德国社会主义作了专门阐释，其中有对马克思、拉萨尔、洛贝尔图斯著作和学说主张的评述，也有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概述。书中特别提到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并注重“以深远之学理”进行“精密”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社会主义”。此前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英法两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这一“新社会主义”相比，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学理”与“儿戏的企图”罢了。马克思在“确立其议论之根底”，在探讨“如何之思想。如何之运动。如何之方面”上，“熏陶最为广至”。该译著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主要如《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自由贸易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了评介。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本著作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经济学著作。〖JP+1〗此书在对《资本论》的评价中提出：“《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为一代之大著述”。
这一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当时西方国家中流行的各种思想和思潮的追崇，试图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出路的想法，在思想界还占据主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传播还比较粗浅、简陋，译著中的许多理论观点只是在对日本学者相关论述编纂翻译的基础上形成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介绍和评价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经过20世纪初近20年的思想演进，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才逐渐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在中国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汇成中国社会革命的强劲的思想潮流，并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等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探寻*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实质，特别是注重把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主动地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开始萌生。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分“上篇”和“下篇”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着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阶级竞争说”）作出阐释；“下篇”集中于对*治经济学（“经济论”）观点，特别对剩余价值学说（“余工余值说”）和资本学说作出阐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和*治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理解，显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传播的影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对唯物史观对和阶级斗争学说阐释之前，李大钊提出“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他“略说一说”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李大钊提出的*治经济学思想实质和重要地位的这一结论，同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观点是相耦合的。
中国共产*早期组织的成员，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自觉生成问题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这两大精神，“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年3月，恽代英在对列宁俄国社会革命和建设思想的探索中，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我们可以不注意他么！”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活动”相结合，使其作为“解决中国的办法”，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的最根本的内涵。认识中国社会、改变中国社会，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实现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的标格。
中国共产*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方面，以改造中国为基本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寻求真理、攻坚克难的指导思想和“看家本领”，视*治经济学为改变世界的“原动的学说”。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年12月，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提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另一方面，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把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不断提升理论自觉。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在此后的两年间，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治经济情况的通讯。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通讯，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策的转变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瞿秋白提出：“‘我们’要能解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这实际上是瞿秋白联系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比较中国国情与俄国国情时，李大钊在年提出，“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因此，“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理论自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共产*成立之前，食力翻译的《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文全译本在报刊上刊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年出版。中国共产*成立后，更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学习作为*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年1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在发布的《中国共产*中央局通告》中就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的要求。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组织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一直是中国共产*理论自觉的“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在中国共产*成立后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得到彰显。在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一大之后，中国共产*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二大接受了列宁的基本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阀和官僚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的反动力量。年6月，*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权以前，依中国*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阀革命，以达到*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治为止”。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在中国初步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于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的科学理论，生成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自觉的坚守中国共产*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同历史自觉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特质，成就了中国共产*经济思想百年辉煌的内在禀赋。
这一历史自觉的显著特征，首先在于深邃的历史情怀。历史情怀包含着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挚爱的深切情怀。毛泽东在年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的这一深邃的历史情怀，渗透于中国共产*经济思想发展全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历史自觉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命题。
其次，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深刻的历史观照。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始终同百年来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变迁同行，在历史变迁中发挥其理论上的先导作用，成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指南。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发生三次“伟大飞跃”：一是从年至年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从年到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年以来的历史阶段，我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个阶段发生的三次“伟大飞跃”，从根本上展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观照的这一特征，成为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自觉的根本基础。
再次，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强烈的历史担当。年，《中国共产*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七项奋斗目标中，把“消除内乱，打倒*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列为首要的两项目标。这说明，中国共产*成立伊始，就形成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实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进程，确定了中国共产*经济思想的历史自觉的基本指向。
最后，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深厚的历史感悟。“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同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作为根本任务和最高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指出：“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深厚的历史感悟，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历史自觉的价值蕴涵。
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是中国共产*百年经济思想过程的显著特质，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内涵和历史进程的基本方法，还是从“历史路标”意义上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和理论建树的学术依循。“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在《—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认为，在对“历史的评论”即在对经济思想历史的研究中，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