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
（年8月—年3月）
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说，是他的理论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作《*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版是在年出版的）。这个题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西斯蒙第断言：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而面临寻找消费者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可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日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而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读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西斯蒙第的论证的某些要点和它的科学意义。
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学说中所指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作一种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与古典经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强调的正是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即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竟不能了解这个现象，并以“善良的愿望”来掩饰他在彻底分析方面的无能。在西斯蒙第看来，小生产者的破产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
西斯蒙第在《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场？》（第1卷第4篇第3章第页及以下各页）［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十分熟悉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因此需要国外市场。西斯蒙第经常重复这种思想，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论、人口“理论”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说的要点，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说的要点。
自然，西斯蒙第没有忘记，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业而来的是“商业财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谈到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深知这一点，因而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大家的享受和消费近于平等，或是极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起码的必需品，这与公民的福利不无关系。同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与商业财富［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richesse
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缩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场。但是，在商业财富（西斯蒙第不知不觉地转到这点，他也不能不这样，否则他就无法谈到市场）的条件下，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点他没有研究。他用什么来证明，在商业财富的条件下，即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争的条件下，能够保持生产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他只是肯定地说：应该如此。他不去进一步分析他所正确指出的矛盾，却一味谈论最好根本没有矛盾。“由于大农业代替小农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可能比过去有更多的财富分配给全体农民”……（也就是说，正是由商业财富的绝对量所决定的国内市场“可能”扩大？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扩大？）……“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富有的农场主的家庭加上50个贫穷的日工的家庭的消费，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维持温饱的（une honnête aisance）50个农民家庭的消费是不相等的。”（第1卷第页）换句话说，也许农场经济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造成国内市场。西斯蒙第是一个学识丰富而诚挚的经济学家，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作者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农民的“国家”来代替商业财富的“国家”。他避开驳倒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不愉快事实，甚至忘记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即由于商业财富的发展，从“农民”中已经产生了“农场主”。西斯蒙第说：“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仍旧是农民……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雇农——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构成一个农民阶级。”（第1卷第页）这就是说，全部问题在于这些拥有宗法式雇农的宗法式农夫特别称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谈“商业财富”的增长在这种宗法关系中所引起的各种变化。
但是西斯蒙第丝毫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他继续认为他是在研究商业财富的规律，他忘记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直截了当地肯定说：
“总之，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工业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震动（des grandes révolutions）。”（第1卷第页）“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内市场。”（第1卷第页）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刚才承认农场能够增进“国民”福利。
读者可以看到，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与此一模一样。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在第7篇《论人口》的第7章《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
显然，这种天真的愿望纯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识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现实发生冲突，因为现实发展了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认识的那些矛盾。
显然，理论*治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造成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是同商品经济一道发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让位于为出售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业者让位于工厂，为资本提供的市场也就逐渐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场主”而从农业中被排挤出来的“日工”，供给资本以劳动力，而农场主则是工业品的购买者，不仅是消费品的购买者（消费品以前是农民在家里生产的或农村手工业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购买者（在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情况下，生产工具已经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个人消费（吃饭穿衣等等的消费），似乎买机器、添工具、盖房屋、修仓库、建工厂等等全都不是消费。其实这也是消费，不过是另一种消费，即生产消费，不是人的消费，而是资本的消费。还必须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个错误（我们马上就可看到）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
西斯蒙第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论据，并不仅限于此。他根据他的关于收入的学说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西斯蒙第完全抄袭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理论。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图综合前两种收入，同第三种收入对立起来。例如，有时他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同工资对立起来（第1卷第—页）；他讲到地租和利润，有时甚至用了额外价值[39]（mieux-value）一词（第1卷第页）。然而不应当象艾弗鲁西那样夸大这一用词的意义，说“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剩余价值理论”（《俄国财富》第8期第41页）。其实西斯蒙第并没有比亚当·斯密前进一步，因为亚当·斯密也说过，地租和利润是“劳动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价值。（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译本第1卷第8章《论工资》和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企图把新创造的产品分为额外价值和工资这种做法，同社会收入和国内市场的理论、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联系起来。这种企图，对于评价西斯蒙第在科学上的作用，对于说明他的学说和俄国民粹派的学说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这种企图值得较详细地加以分析。
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费和人口的关系问题提到首位，他自然就应当对“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加以分析。而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头就有三章是专谈收入问题的（第1卷第2篇第4—6章）。第4章《收入怎样从资本中产生》是论述资本和收入的区别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说：“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那么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很重要的。”（第1卷第83页）但是西斯蒙第感觉到，这一“很重要的”区别对于社会并不象对于个别企业主那样简单。他有保留地说：“我们接触到*治经济学中一个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的本性和收入的本性经常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名称”（第1卷第84页），就是说，时而叫作“资本”，时而叫作“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说：“但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leur confusion est ruineuse，第页）。”“区别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1卷第84页）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就是他用来购买某些消费品的利润［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收入（就是补偿利润和工资的那一部分），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为资本。究竟怎样才能把这种妨碍人们确定社会收入这一概念的糊涂思想弄清楚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立即回避，而仅限于指出“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通常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润和工资。”（第1卷第85页）接着他转述了亚·斯密关于每一种收入的理论。对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始终没有予以回答。往后的叙述一直没有把社会收入和个人收入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触到他所抛开的问题。他说，与各种不同的收入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财富”（第1卷第93页）：固定资本——机器、工具等等；流动资本——与前者不同的是消费得快，并且改变着自己的形态（种子、原料、工资）；最后是资本收入——它不用于再生产。在这里，西斯蒙第重复着斯密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学说中所犯的一切错误，把这些属于流通过程的范畴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混淆起来。这一情况对我们并不重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西斯蒙第关于收入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根据刚才谈到的财富分为三种的观点，作出了如下的论断：
“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财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费；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的需要服务，才对人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费来满足。但是，固定资本是间接地（d’une manière indirecte）为此服务的；它消费得慢；它帮助人进行消费品的再生产”（第1卷第94—95页），而流动资本（西斯蒙第把它和可变资本混为一谈）则变为“工人的消费基金”（第1卷第95页）。由此可见，与个人消费相反，社会消费分为两种。这两种社会消费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当然，问题不在于固定资本消费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费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收入（消费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消费。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到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资本和收入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费。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费”固定资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资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经济过程依然没有阐明。］，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 fermier soliaire）收了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
“我们已经区分了单个家庭中的三种财富，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财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第1卷第97页）但接着只谈到社会也必须再生产这三种财富：固定资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资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他没有说明固定资本怎样去交换从事这种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消费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别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第4章告诉我们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概念也没有弄清楚。指出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他立即忘记了，并在下一章中谈到“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级间的分配”（第5章）时，直接谈到三种收入，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说国民收入是由财富所生的利润（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润）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两部分组成的（第1卷第—页）。不仅如此，他还说：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页）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
这个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是由两部分即工人部分（工资，或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可变资本）和资本家部分（额外价值）组成的理论，并不是西斯蒙第的特点。这不是他的财产。这个理论完全是他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甚至还有些退步。以后的所有*治经济学（李嘉图、穆勒、蒲鲁东、洛贝尔图斯）都重复了这个错误，只有《资本论》的作者才在该书第2卷第3篇把它揭露了。我们将在下面叙述他的观点的根据［注：见本卷第—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西斯蒙第直接得出的那些结论［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由于额外价值在国内不能实现，必须寻求国外市场；最后，似乎正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实现，才引起危机。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西斯蒙第的整个学说，我们先叙述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几个最主要的结论。然后谈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他的主要错误所作的纠正。
首先，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的这一错误理论中得出结论说，生产应该适合消费，生产由收入决定。整个第6章《生产和消费、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一“真理”（这证明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西斯蒙第把俭朴的农民的道德直接搬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并真以为这样就纠正了斯密的学说。他在自己著作的一开头，即在绪论部分（第1篇，科学史）谈到亚当·斯密时说，他以“消费是积累的唯一目的”这一原理“补充了”斯密的学说（第1卷第51页）。他说：“消费决定再生产”（第1卷第—页），“国民支出应该调节国民收入”（第1卷第页）。诸如此类的论点充斥于他的整个著作。西斯蒙第学说中与此有直接联系的还有两个特征。第一，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日益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这与俄国浪漫主义者“教导”人们说资本主义引起劳动的浪费等等是一模一样的。
西斯蒙第说：“那些竭力鼓吹无限制的生产的人是错误的。”（第1卷第页）生产超过收入引起生产过剩（第1卷第页）。财富的增加，只有“当它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才是有利的（第1卷第页）。善良的西斯蒙第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我国民粹派也这样认为），认为这种不均衡并不是该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动的规律，而是立法者的“错误”等等，认为这是欧洲各国*府人为地摹仿走入歧途的英国的结果。［注：例如，见第2卷第—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
“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第1卷第页）在这里积累已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读者对于这一论点并不感到怎样惊奇，因为他们已经从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论调。但西斯蒙第毕竟是斯密的门生。他感到说得很不对头，因此想作一番修正，他继续说：
“假如生产逐渐增长，那么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每年遭受轻微的损失（une petite perte），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en meme temps qu’elle bonifie la condition future）。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那么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那么资本就会枯竭（sont entamés），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会后退而不会前进。”（第1卷第页）关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很难比这段议论说得更明显更直接的了。古典学派教导说，积累，即生产超过消费，进行得愈快，就愈好；他们虽然弄不清楚资本的社会生产过程，虽然不能摆脱斯密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由两部分组成），但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原理，即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生产本身决定着消费。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工人的状况就愈好（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浪漫主义者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把自己的一切希望正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上，呼吁阻滞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由于不懂得生产为自己造成市场，于是产生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的学说。“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它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用它的（qui en avait le besoin ou le désir）消费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ce nom！如此说来，生产即产品同收入之间仅仅有字面上的差别！〉，才能具有这种性质（elle n’opère
最后，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等同这个学说中，产生了西斯蒙第的危机学说。作了上面种种叙述之后，我们恐怕没有必要从西斯蒙第著作中大量论述这一问题的地方再作什么摘录了。从他的生产必须适合收入的学说中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见解：危机也是这种协调被破坏的结果，是生产超过消费的结果。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不适合消费才是产生危机的基本原因，同时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位。因此，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也是洛贝尔图斯所抄袭的）在经济学上是很有名的，它是把危机的产生归因于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这种理论的典型。
使西斯蒙第得出这一切结论的主要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西斯蒙第关于国民收入及其分为两部分（工人部分和资本家部分）的学说，完全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西斯蒙第不仅没有给亚当·斯密的原理增添任何东西，甚至还后退了一步，放弃了亚当·斯密想从理论上证明这一概念的意图（虽然是没有成功的意图）。西斯蒙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理论和生产学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根据价值来自劳动的理论，各个产品的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补偿原料和劳动工具的部分（不变资本）、补偿工人的工资或生活费的部分（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西斯蒙第称为mieux-value）。由亚·斯密作出的和西斯蒙第加以重复的对单个产品价值的分析就是如此。试问，由单个产品的总和组成的社会产品究竟怎样只由后面两部分组成呢？第一部分即不变资本到哪里去了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只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而亚·斯密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复。他断言这一部分只能在单个产品中独立存在。如果对社会总产品进行考察，那这一部分也分解为工资和额外价值，即生产这种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额外价值。
然而亚·斯密在作这种回答时却没有解释：在这样分解不变资本（譬如说机器）的价值时，究竟根据什么又把不变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制成机器的铁和造机器时所使用的工具等等）抛掉呢？如果每个产品的价值都包含着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而这是一切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那么，把它排除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就完全是任意妄为了。“亚·斯密说劳动工具本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时，他忘记加上一句〈《资本论》的作者这样说〉：以及生产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亚·斯密只是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42]，由这个产品谈到那个产品，又从那个产品谈到另一个产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页。——编者注］，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说出了困难，并没有解决困难。［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实质，我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再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理论。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页。——编者注）（更详细的叙述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43]。］
解决的办法在于：从社会观点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已不能泛泛地谈产品而不顾其物质形态。事实上，这里所谈的是社会收入，即用于消费的产品。但要知道，并非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于个人消费，因为机器、煤、铁等物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而只能用于生产消费。从个别企业主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说工人消费可变资本，那我们是设想，工人用货币在市场上换得消费品，这些货币是资本家靠工人生产的机器取得而又付给这些工人的。在这里，机器换粮食的现象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交换简直不能设想，因为决不能说，生产机器、铁等等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销售它们，从而实现它们。这里的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即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前者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后者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者只能充作资本，后者则应成为收入，即应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归于消灭。前者完全为资本家所得，后者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
一旦掌握了这个区分，一旦纠正了亚·斯密从社会产品中抛弃其不变部分（即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这一错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就很清楚了。显然，不能只是说工人的消费实现工资，资本家的消费实现额外价值。［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古典作家已经感到了这个理论不能令人满意，看出了矛盾，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矛盾。而我国“独特的”理论家们不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觉出来，而且连他们那样热心谈论的问题的理论和历史也一无所知。］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必须把它换成消费品。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消费品的哪一部分（就价值说）呢？显然只能交换不变部分（不变资本），因为其余两部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这一交换实现着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的额外价值和工资，从而实现着制造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事实上，例如在生产糖的资本家那里，应该用以补偿不变资本（即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的那部分产品，是以糖的形式存在的。为了实现这部分产品，就必须得到相应的生产资料以取代这部分消费品。因而，这部分产品的实现就是以消费品去交换充作生产资料的产品。现在，只有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实现，还没有得到说明。在这部分社会产品中，一部分产品以自然形态重新投入生产来实现（例如煤炭企业开采的煤一部分重新用于采煤；农场主所收获的谷物一部分重新用于播种等等）；另一部分产品则通过这一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例如生产铁需要煤，生产煤又需要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资本家就这样通过互相交换来实现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
这一分析（再说一遍，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作了最扼要的叙述）解决了所有经济学家都意识到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用“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这句话所表示出来的困难。这一分析表明，把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完全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西斯蒙第（以及其他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错误理论中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但是，我们首先要引证的，是作出上述分析的作者在极详细而全面地分析了亚·斯密的理论（西斯蒙第对于这个理论没有作出丝毫的补充，他只是放弃了斯密想为自己的矛盾辩护的企图）之后对西斯蒙第所作的评论：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页。——编者注］
从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一个错误结论是关于积累的问题。西斯蒙第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他同李嘉图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真理事实上是在李嘉图那边。李嘉图断言，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而西斯蒙第否认这一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危机论。诚然，李嘉图也未能纠正斯密的上述基本错误，因而未能解决社会资本同收入的关系以及产品实现的问题（李嘉图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本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指出了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一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从最新的分析来看也是如此。生产本身确实为自己造成市场：要生产就必须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构成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占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提供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一部分在本部门内部实现，一部分通过与另一个部门即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相交换来实现。积累确实是生产超过收入（消费品）的表现。为了扩大生产（绝对意义上的“积累”），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吸收到那一部门中去，这些工人也就对消费品提出需求。可见，“消费”是跟着“积累”或者跟着“生产”而发展的，——不管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不是这样。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两个部门的发展中，均衡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正是发生了西斯蒙第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等等事情。因此，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也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
现在我们可以充分评价西斯蒙第的积累观点了。他断言迅速的积累会导致灾难，这和他多次提出的生产不能超过消费，因为消费决定生产的声明和要求一样，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由于他不懂得积累。事实上正好相反，西斯蒙第只不过避开了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现实，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西斯蒙第想用“科学”公式来掩饰这种道德的企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可笑的印象。他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说道：“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得出这样的学说……认为消费除了生产的限制以外没有其他的限制，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们应该预先告诉生产者，叫生产者应该只指望有收入的消费者。”（第1卷第ⅩⅢ页）［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反对作否定回答的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页。——编者注）］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西斯蒙第在第8章《为降低生产费用而斗争的结果》（第4篇《论商业财富》）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积累同他误把全部生产归结为消费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关系。
西斯蒙第说，假定一个工厂厂主拥有000法郎的流动资本，因而获得了法郎，其中法郎是资本利息，归资本家，法郎是厂主的企业利润，假定厂主雇用了个工人，他们的工资为法郎。其次，假定资本增加了，生产扩大（“积累”）了。资本已不是000法郎，而是000法郎的固定资本和000法郎的流动资本，总共为法郎；利润加上利息等于30法郎＋1法郎，因为利息率由6％降为4％。工人人数增加1倍，但工资由法郎降为法郎，因而总共为法郎。这样生产就增加了3倍。［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法郎（工资法郎＋利息法郎＋利润法郎），现在则为法郎（工资法郎＋利息1法郎＋利润3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用不着计算那些制造机照的工人的消费，他们的消费已包括在购买机器的000法郎中；这种消费已经是情况相同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第1卷第—页）
西斯蒙第的计算证明，只要生产增加，收入就会减少。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他自己举的例子推翻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的理论。可笑的是，他认为“用不着计算”生产机器的工人的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包括在000法郎中了。这就是说，资本转入了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这一点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也就是说，西斯蒙第所说的“缩小”的“国内市场”并不以消费品为限，同时也包括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一种特殊产品，它不在个人消费中“实现”，并且积累愈快，不是为个人消费而是为生产消费提供产品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也愈迅速。第二，西斯蒙第说是因为这是情况相同（où les mêmes faits pourront se représenter）的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可见，这不过是象斯密那样把读者“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但要知道，“另一个工厂”也使用着不变资本，而它的生产同样是为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类提供市场！无论我们怎样把问题从这个资本家推到那个资本家，又从那个资本家推到另一个资本家，上述部类并不因此而消失，“国内市场”也不只限于消费品。所以，当西斯蒙第说“这个计算推翻了……*治经济学中最为大家坚持的公理之一，即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最有利的发展”（第1卷第页）的时候，他没有觉察到“这个计算”也同样驳倒了他自己。采用机器，使工人受到排挤，使他们的状况恶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西斯蒙第是最早指出这种情况的人之一，他的功绩也是不容争辩的。尽管如此，他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理论仍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计算恰好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西斯蒙第不仅加以否认，甚至把它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说什么积累和生产应该适合消费，不然就会发生危机。他的计算恰恰表明，积累和生产超过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实际，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发展着社会生产力，这从他的计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实，这只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特殊工业部类的建立及其特别迅速的发展这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而决不是用感伤的词句所能抹杀的。
浪漫主义者正是这样抹杀事实的。为了使读者不致怀疑我们在用西斯蒙第这位如此“陈旧的”作家的错误来诬赖现代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来援引“最新”作家尼·—逊先生的一个小小的例证。他在《论文集》第页上谈到了俄国面粉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大型蒸汽磨坊出现了，它们拥有完善的生产工具（从70年代起，改造这些磨坊用了近1亿卢布），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他把所描述的现象说成是：“面粉业并未发展，只是集中成一些大企业”；然后，他把这种说法推广于一切工业部门（第页），并且得出结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批工人都闲着找不到工作”（第页），“资本主义生产是靠人民的消费来发展的”（第页）。我们要问问读者，这种议论与我们刚才引用的西斯蒙第的议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位“最新”作家肯定了我们从西斯蒙第的例子中也看见的同样两个事实，并且用同样的感伤词句来抹杀这两个事实。第一，他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生产资料来发展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他的例子说明，这一发展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固有的充满矛盾的特殊道路来实现的；生产发展了（1亿卢布耗费在不是靠个人消费实现的产品的国内市场上），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人民的营养日益恶化），也就是说，正是为生产而生产。尼·—逊先生以为，如果他象西斯蒙第老头儿一样天真，把这个矛盾看成只是学说上的矛盾，只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忘记了生产的目的”，那么这一矛盾在生活中就会消失！！还有比“并未发展，只是集中”这句话更典型的吗？大概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可以不用集中的方法来发展的资本主义。遗憾得很，他没有让我们看看在他以前的整个*治经济学所不知道的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
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的错误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西斯蒙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关于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学说。说到产品的实现，上述分析表明，“不可能性”的产生只是由于把不变资本和生产资料错误地排除了出去。这个错误一经纠正，“不可能性”也就消失了。至于说到额外价值，情况也完全相同，因为这个分析也阐明了它的实现。就额外价值的实现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把额外价值从整个产品中分出去。西斯蒙第（以及我国民粹派）所以作出相反的论断，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实现的基本规律，不善于将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按物质形态分为两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实现的糊涂看法。额外价值中只有一部分是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资料（如铁厂厂主的额外价值）。这后一部分额外价值的“消费”是由它转入生产来完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不是额外价值，而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换来的不变资本。因此，民粹派在谈论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时，在逻辑上必定会承认不变资本也不可能实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极其顺利地返回到亚当那里去了……当然，这样返回到“*治经济学之父”那里，对于以“靠自己的聪明得出的”真理为幌子而向我们抬出旧错误的作家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国外市场呢？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企图把两者联合成一个整体，只是说明浪漫主义者“阻滞”资本主义的愿望和浪漫主义者在逻辑上的无能。阐明实现问题的理论十分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大海里去呢？出售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如果我们谈社会产品的实现，我们也就丢开了货币流通，只是以产品交换产品为前提，因为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补偿的问题。因此，开始时谈论实现而最后却说“出售产品换取货币”，这是可笑的，正象用“出售”来回答不变资本在消费品中的实现问题一样可笑。这简直是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这是离开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站到单个企业主的观点上去了，这些企业主除了“卖给外国人”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对外贸易和输出同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是逃避问题，把问题推到更广泛的范围，但丝毫也没有说明问题。［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页）］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注：尼·—逊的书第页。］，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工人消费工资，而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请你们从国外市场的观点来仔细想想这个“理论”吧。我们从哪里知道“工人消费工资”呢？根据什么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用来供全国工人消费的产品在价值上真正与工人的工资相等，会补偿工资，因而这些产品不需要国外市场呢？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事实上也完全不是这样。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或一部分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不但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而且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不记得和亚当有……血缘关系的我国“经济学家”把不变资本忘记了）；不但以消费品形态存在的产品，而且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的，这种竞争迫使每一个企业主竭力无限扩大生产，越过本国的疆界，到那些尚未卷入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国家去寻找新的市场。现在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这一问题。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是胡说。国外市场所以需要，是因为与一切受村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同时，在一切旧的经济制度下，每次生产更新的形式和规模都和从前一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一形式的更新是不可能的，无限扩大和不断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年圣彼得堡版第页脚注。］
因此，对实现的两种不同理解（确切些说，一种是了解它，另一种是浪漫主义者完全不了解它）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国外市场的作用的看法。在一些人（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困难”。相反，在另一些人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为社会发展消除历史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即村社的、部落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壁障。［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页。——编者注）。］
可见，区别仅仅在于“观点”不同……是的，“仅仅”！审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法官不同于其他法官的地方，“仅仅”在于“观点”不同，“仅仅”在于一些人是从后面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前面进行审判；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破坏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创立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
浪漫主义者对国外市场的错误理解，往往是与他们对该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状况的“特点”、寻找市场的不可能性等等的说明分不开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要资本家“放弃”寻找国外市场。我们在这里用“说明”一词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浪漫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分析该国的对外贸易、它在新市场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殖民活动等等。浪漫主义者对研究和说明实际过程毫无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反对这一过程的道德。为了使读者确信现代俄国浪漫主义者和法国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道德完全一样，现在我们举出后者几个典型的论断。西斯蒙第怎样恐吓资本家，说他们找不到市场，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他说过的不止这一点，他还说“世界市场的供应已很充足”（第2卷第页），从而证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另外的道路……他要英国企业主相信，资本主义不可能使农业中被农场主经济解雇的所有工人都有工做（第1卷第—页）。“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是否能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要知道，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1卷第页）他要英国农场主相信，他们经不起贫穷的波兰农民的竞争，因为粮食对于波兰农民来说，几乎是一文不值的（第2卷第页）；此外，他们还受到从黑海港口运去的俄国粮食的更加可怕的竞争。他高声叫道：“美国人遵循了一条新原则：只顾生产，不考虑市场问题（produire sans cal-culer le marché），而且尽量多生产”，所以，“美国全国各地商业的特点是各种商品都超过消费的需要……经常的破产就是这种不能变成收入的商业资本过剩的结果”。（第1卷第—页）善良的西斯蒙第！关于现代美国，关于正是依靠浪漫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一定要“缩小”的“国内市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他该说些什么啊！
西斯蒙第从他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三个错误结论是关于危机的学说。从西斯蒙第消费决定积累（生产的增长）的见解中，从他对社会总产品（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实现所作的错误解释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用生产和消费的不适合来解释危机的学说。西斯蒙第完全坚持这种理论。洛贝尔图斯也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说法稍微不同，他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并且他也象亚·斯密那样不正确地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工资和“租金”（按照他的术语，“租金”就是额外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抹杀这种区别，搅乱问题。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把它看成只和资本主义总生产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些人实际上拥护第一种理论，同时又以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借口来掩护自己，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显然，这些人没有好好想想这两种理论的区别根子是什么，没有真正懂得第二种理论。例如，尼·—逊先生（更不用说瓦·沃·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在我国著作界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已经指出他们是西斯蒙第的信徒（《工业危机》第页。对尼·—逊先生则加了“看来”这个奇怪的限语）。但是尼·—逊先生在谈论“国内市场缩小”和“人民消费能力降低”（他的论点的中心）的时候，也提到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显然，这种引证只不过表明这位作者具有善于作不恰当的引证的能力罢了。例如，凡是熟悉他的《论文集》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他的这段“引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论文集》第页）读者也会记得，尼·—逊先生想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同上，第页及其他各页）和危机（第页及其他各页）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我们已经说明，这段话什么也没有证明）时，却把他引证的那个脚注的末尾一句略去了。这段引文是《资本论》第2卷第2篇手稿中的一个注。插入这个注是“准备以后更详细地加以阐述”，而手稿的出版者把它放到了脚注中。在上面那段话之后，这个注还写道：“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注：《资本论》第2卷第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页。——编者注）。俄译本第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扯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的……
艾弗鲁西的文章的另一企图，是援引最新学说来抹杀两种理论的区别和捍卫陈旧的浪漫主义废物。艾弗鲁西在引用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时，指出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俄国财富》第7期第页）。他说得极其隐晦和矛盾。一方面他重述对立理论的论据，认为国民需求并不以直接消费品为限。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解释“只指出了使国民生产的分配难以适合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因而读者就会认为，危机只有用“分配”才能解释，而西斯蒙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完全指出阻碍这种分配的种种原因！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并未以上述解释为限。在《新原理》第1版中，我们就已看到大有教益的一章，标题是《关于市场的知识》。西斯蒙第在这一章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揭示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的基本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只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能解释得如此清楚。”（同上）艾弗鲁西在引证厂主不能了解市场这几段引文时说，“恩格斯的话几乎和这完全一样。（第页）——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厂主不能知道需求的引文。然后艾弗鲁西还引证了几段关于“在建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方面的其他障碍”（第页）的话，他硬说：“这就提供了一种日益成为权威性的对危机的解释！”艾弗鲁西甚至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是那些后来阐发得更彻底更明显的观点的创始人。”（第页）
但是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弗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硬说恩格斯说的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西斯蒙第“对危机作了同样的解释”！艾弗鲁西写道：“因此，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竟忽略了西斯蒙第学说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第页）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忽略［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决不能以普遍幸福［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竭尽全力来抹杀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的区别。这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适当的，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而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十分幼稚地说出的正是这种见解。他说，如果资本积累得慢，这还可以忍耐；如果资本积累得快，这就不能忍受了。相反，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
读者看到，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两种“观点”的区别……
我国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拾起西欧早已抛弃了的陈旧的废物，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企图使这种废物重新发挥作用，时而公开替西欧浪漫主义者渲染，时而在不恰当的和歪曲的引证的掩饰下偷运浪漫主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不会被揭发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结束对西斯蒙第的基本理论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理论结论的叙述时，应该作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个补充又是与艾弗鲁西有关的。他在另一篇论西斯蒙第（第1篇的继续）的文章中说：“西斯蒙第对各种收入的看法更有意思（与关于资本的收入的学说相比）。”（《俄国财富》第8期第42页）他说，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一样，也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土地和生产工具占有者，另一部分归劳动者。”（同上）接着他又引证了西斯蒙第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西斯蒙第不仅把国民收入而且把整个产品都作了这样的划分：“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等等（《新原理》第1卷第页，转引自《俄国财富》第8期第43页）。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上引各处清楚地证明，西斯蒙第完全领会了〈！〉在最新经济学家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民收入分类法，即国民收入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劳动的收入（arbeitsloses Einkom-men）。虽然一般说来，西斯蒙第对收入问题的观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私人经济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区别。”（第43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上引那一处清楚地证明，艾弗鲁西完全领会了德国教科书的高见，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于个人收入这一问题的理论上的困难。艾弗鲁西说话是很不细心的。我们看到，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把某一学派的理论家叫作“最新经济学家”。读者一定会以为他这一次还是指的那些理论家。事实上作者在这里完全另有所指。现在充当最新经济学家的已经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44]了。作者认为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就是替西斯蒙第辩护。艾弗鲁西的这些“最新”权威人士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
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根本不是“最新经济学家”的学说！亚·斯密把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第2篇第2章），使后二者正是作为非劳动的收入而与前者对立起来，称这二者为劳动的扣除（第1篇第8章），并且驳斥了认为利润也就是特种劳动的工资的意见（第1篇第6章）。无论是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或德国教科书的“最新”作者们，都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这一学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亚·斯密意识到他没有完全能够把国民收入从国民产品中分出来；意识到他陷入了矛盾：他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最新”经济学家们是在重复亚·斯密的错误，只不过使他的学说具有更加堂皇的形式（“国民收入分类法”），而没有意识到亚·斯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也许是学者的方法，但决不是科学的方法。
我们继续来评述西斯蒙第的理论观点。他的一切主要观点，也就是说明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学家的那些观点，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下面一些观点，或者是在他的整个学说中不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要指出，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完全一样，也是不赞同李嘉图的地租论的。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力图以极不高明的见解去动摇李嘉图的学说。他在这里表现出是一个纯粹的小农思想家；他与其说是驳斥李嘉图，不如说是根本反对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范畴搬到农业中来。在这两方面，他的观点很有浪漫主义者的特征。该书第3篇［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 valeur 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 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页）“我们把地租（le 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 dé 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西斯蒙第反复叙述的另一个论点就是人口论。我们现在来谈谈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剩人口的看法。
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只赞同马尔萨斯一个观点，这就是人口会异常迅速地增殖，成为灾难深重的根源。“往后，他们就完全相反了。西斯蒙第把整个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俄国财富》第7期第页）。艾弗鲁西的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西斯蒙第特有的观点（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他的浪漫主义。
“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分别研究每个历史经济制度的人口规律，研究它与该一制度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西斯蒙第研究了什么制度呢？资本主义制度。总之，《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认为，西斯蒙第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种论断有一部分真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既然艾弗鲁西不想去分析西斯蒙第关于人口的议论的不足之处，既然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在这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的先驱”［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第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指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叙述了西斯蒙第的真正作用及其同最新理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完全一样。在这里，西斯蒙第和最新理论相同的地方也只在于他指出了矛盾。其区别也在于他没有进行科学分析，而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
从上世纪末叶开始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于是在*治经济学面前便提出了解释这个现象的任务。大家知道，马尔萨斯企图用自然历史的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根本否认它来源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事实，完全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所揭示出来的矛盾。西斯蒙第指出了这些矛盾，指出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指出这一点是一个新发现。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
第7篇（《论人口》）第7章专门谈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西斯蒙第确认“机器排挤人”（第2卷第7章第页）这一事实，并立刻提出一个问题：机器的发明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显然，要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而不是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在“消费的需求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资料（les moyens de produire de la population）”（第2卷第页）时就有利，“在生产能充分满足消费时”则有害。换句话说，在西斯蒙第那里，确认矛盾的存在只是议论某个抽象社会的借口，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精打细算的农民的道德是和这个社会相适合的！西斯蒙第不打算分析这个矛盾，不打算考察它是怎样在该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它会引起什么结果，等等。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这个矛盾用作自己痛恨这种矛盾的材料。这一章后面的所有内容，在这个理论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怨言、牢骚和天真的愿望。被排挤的工人曾经是消费者……国内市场在缩小……至于国外市场，世界上已有足够的供应……农民的温饱能更好地保证销售……再没有比大陆国家所仿效的英国的例子更令人惊异、更骇人听闻的了，——这就是不去分析现象的西斯蒙第所说的一些箴言！他对问题的看法和我国民粹派的看法一模一样。民粹派也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这个事实，也只是利用这个事实来埋怨和控诉资本主义（参看尼·—逊和瓦·沃·等人的著作）。西斯蒙第甚至不打算分析这种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有什么关系，民粹派和他一样，也从未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说明这种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个分析证明，过剩人口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还有过剩生产和过剩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这部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页。——编者注）
在最后几句话中，指出暂时转向工业的那部分农业人口属于后备*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正是晚近的理论所谓的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见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页。——编者注））］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的人口），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分析表明，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农业中的情形和工业中的情形完全一样），过剩人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的形式有三种［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年圣彼得堡版第—页。］：（1）流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工业中的失业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他们的人数必然增加。（2）潜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丧失了自己的产业并找不到非农业工作的农业人口。这种人口随时都能给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3）停滞的过剩人口。他们的就业“极不规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页。——编者注］，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后备*。后一术语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指哪一种人口。这里是指工人，他们是资本主义尽量扩大企业所必需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经常得到工作。
这样看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也是和浪漫主义者的结论完全相反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过剩人口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实恰好相反，过剩人口是过剩生产的必然补充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附属品，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在这里，艾弗鲁西的说法也完全不正确，他闭口不谈最新理论的这一原理。
只要把上述两种观点对比一下，就足以判明我国民粹派是赞成哪一种观点的了。上述西斯蒙第著作中的那一章，完全可以放在尼·—逊先生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中。
民粹派虽然确认在改革后的俄国形成了过剩人口，但从未提出资本主义需要工人后备*的问题。如果经常的过剩人口没有形成，铁路能够建成吗？尽人皆知，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年年都有很剧烈的波动。没有这个条件，工业能够发展吗？（在兴旺时期，工业需要大批建筑工人去兴建工厂、房屋和仓库等等，需要各种辅助性的日工，这种日工在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中占很大部分。）没有这个条件，我国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它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的日工，同时大家知道，对这种劳动的需求的波动又特别大）能够建立吗？没有形成过剩人口，木材业主能够非常迅速地伐下树木供给工厂的需要吗？（正如农村居民替企业主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木材业工作也是一种工资最低、条件最坏的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商人、厂主、商店把工作分到城乡住户家里去做的制度（这在所谓手工业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能够发展吗？这一切劳动部门（主要是在改革后发展起来的）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波动非常大。要知道，这种需求的波动幅度决定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过剩人口的多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是知道这一规律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
总之，西斯蒙第对于人口过剩的理论分析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但是，他究竟怎样看待人口过剩呢？他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奇特的结合。西斯蒙第说：“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能指望什么样的劳动需求”（第2卷第页），因此西斯蒙第对“农村鞋匠”和小农能够准确知道自己收入的那种时代感叹不已。“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财产，就愈会弄不准自己的收入，愈会增加下面这些人的数目（contribuer à accroitre une population……），这些人与劳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因而找不到生活资料。”（第2卷第—页）请看，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想阻止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便维护半野蛮人的宗法关系，他还要不择手段地摧残人性，以便能保全小资产阶级。为了使大家对于后面一点不会有任何怀疑，现在再摘录几段于下：
工厂每周跟半乞丐似的工人结账，这就使他们养成不去过问下星期六以后的事情的习惯，“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第2卷第页），这两者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夫妇间的理性”！……——“他的家庭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愈大，他家里的人口就愈多；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disproportion-née）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gémira）。”（第2卷第页）即使以降低生活水平和歪曲人性为代价，也无论如何要保存小私有制，这就是西斯蒙第的口号。当西斯蒙第摆出一个国家要人的姿态来谈论什么时候人口的增加才“适宜”时，他专门用了一章来攻击宗教，说它没有谴责“不理智的”婚姻。问题只要一触及西斯蒙第的理想——小资产者，他就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了。西斯蒙第教训宗教界人士说：“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无知，使得他们（宗教界的代表）把节欲从婚姻所固有的美德中去掉了，这种无知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自然形成的平衡遭到破坏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之一。”（第2卷第页）“宗教的道德应当教育人们，在建立家庭之后，他们同自己的妻子至少应该象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第2卷第页）西斯蒙第不仅以经济理论家自居，而且以精明能干的行*官自居，他在这里计算道，“建立家庭”，“一般说来平均”要“生三个小孩”，于是他劝告*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骗人们，因为这种虚幻的建立（cet établissement illusoire）会使他们受苦难、贫困和死亡的摆布”。（第2卷第页）“当社会组织没有把劳动阶级和占有某些财产的阶级分开时，单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挞（le fléau）。农民变卖他父辈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自己的少量资本，总是一种可耻的事情……但在现代欧洲制度下……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第2卷第—页）很难比这些话更突出地表明小私有者的愚蠢和冷酷！西斯蒙第在这里由一个理论家变成了一个重实际的人，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农民遵守得很好的那种道德。这不仅仅是一个马尔萨斯，而且是一个有意按照小资产者的式样裁剪出来的马尔萨斯。读到西斯蒙第的这几章时，不由地会使你想起蒲鲁东那些愤怒的攻击，他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宣扬房事……和某种反常的恶行［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
与过剩人口问题有关的，是机器的作用问题。
艾弗鲁西热心地谈论西斯蒙第关于机器的“真知灼见”，认为“把西斯蒙第当作技术革新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第7期第页），认为“西斯蒙第并不敌视机器和发明”（第页）。“西斯蒙第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并非机器和发明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有害，它们所以有害，只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第页）
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评价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证明，民粹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浪漫主义者，不了解浪漫主义所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和科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比浪漫主义更高明。但是，如果说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还只限于进行这类粗浅的批评而不了解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艾弗鲁西在这一方面（即在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最新理论的区别问题上）［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而是《俄国财富》的那位经济学家，他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注：在年和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在这种制度下的作用。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就会注意到，西斯蒙第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出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理论的不同处，就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艾弗鲁西就会懂得，西斯蒙第用机器“有利”和“有益”的条件问题来代替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自然就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危险性”的学说，呼吁必须“阻止”、“节制”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变成了一个反动者。不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最新理论认为西斯蒙第的学说是反动学说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最新学说（即马克思的学说）是怎样论述机器生产的。我们介绍读者去看一下尼·季别尔的上述著作的第10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第11章《机器生产理论的研讨》［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单位和个单位之间的区别。”（第页）］，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
也许读者要问，这样分析西斯蒙第对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的看法，这样概括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同”的新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我们现在就拿自以为严格运用最新理论的最著名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先生为例来看看这种“赞同”吧。大家知道，尼·—逊先生在《论文集》中把研究俄国纺织工业的资本化当作自己的专门任务之一，而这种工业的特征恰好是使用机器最多。
试问，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很多方面都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最新理论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由于同样原因，也才没有引证《资本论》而引证了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的季别尔的著作（这是作者为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看到，最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机器工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事实作了历史分析。尼·—逊先生是否提出过俄国机器工业的产生问题呢？没有。固然，他曾经指出在机器工业之前有过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厂”［注：第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以前那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觉察到”，按照科学术语不能把以前那个阶段（家庭手工生产或资本家作坊中的手工生产）称为工厂，只能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页。］。
读者不要以为这个“疏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尼·—逊先生就把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它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机器工业的真正地位。如果尼·—逊先生所持的是这个理论的观点，他还会把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胜利说成是谁也不知道的“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注：尼·—逊的著作第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吗？（第2、3、66、页及其他各页）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斗争。关于这个斗争，尼·—逊先生只字不提，虽然根据他自己引证的话，在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第79页）纺织工业中，正好发生了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这种更替，但是，尼·—逊先生却把它歪曲为“资本主义”更替“人民生产”。事实上，他对机器工业的实际发展问题丝毫无兴趣，并且用“人民生产”的幌子来掩盖完全适合西斯蒙第口味的空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根据欧洲也有过的、*府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事实，来谈论“培植资本主义”吗？（第、、页及其他各页）试问，他是在仿效同样谈论过“培植”的西斯蒙第呢，还是在仿效研究过机器工业如何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最新理论的代表呢？第三，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在纺织工业中）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忽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手工业”中的存在吗［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真正信奉这个理论，并想对这种也是“人民生产”稍微作些科学分析，那他怎么会把俄国社会经济涂成一幅苏兹达利式的图画[45]呢，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民生产”和脱离“人民生产”而仅仅拥有“一小群”工人的“资本主义”。（第页及其他各页）
概括起来说：从机器工业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区别的第一点来看，尼·—逊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前一种理论的信徒，因为他甚至不了解提出机器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产生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又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他以“人民生产”的空想代替了历史分析。
第二点谈的是最新理论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这一问题尼·—逊先生甚至不想去分析。他对资本主义满腹牢骚，因工厂而痛哭不已（完全象西斯蒙第因它而痛哭不已一样），但他对工厂［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以前那些阶段加以对比。新理论把机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这个观点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也不可能提出，因为这一问题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事实进行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尼·—逊先生却干脆以“人民生产”……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根据尼·—逊先生关于俄国纺织工业资本化的“研究”，提出尼·—逊先生怎样看待机器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已经从西斯蒙第那里知道的东西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尼·—逊先生承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一点还不承认！），这也是西斯蒙第所承认的。尼·—逊先生说，有害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说的。尼·—逊先生认为“我们”在使用机器时忽略了生产应该适合“人民消费能力”，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而已。尼·—逊先生再没有谈出更多的东西。关于最新理论所提出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尼·—逊先生根本不想知道，因为他既不想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更替（即使是用他所举的纺织工业的例子），也不想研究在该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作用。
总之，在机器问题这个理论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上，尼·—逊先生也抱着西斯蒙第的观点。尼·—逊先生完全象浪漫主义者一样议论问题，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反复引证。
不仅纺织工业一个例子是这样，尼·—逊先生的全部议论也是这样。只要回忆一下上述面粉生产的例子就够了。指出使用机器，只是尼·—逊先生感伤主义地抱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借口。对机器工业引起的社会制度中的那些改革（它确实在俄国引起了这样一些改革），他根本不想去分析。关于这些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进步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对尼·—逊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更适用于其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因为直到现在，民粹主义在机器问题上还抱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观点，用感伤主义的愿望代替经济分析。
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策的看法。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治现象的联系的。
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页）
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泛泛地谈论国家，即谈论他认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笼统的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划出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忽略了，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治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策问题所能提供的全部东西，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页）“欧洲各国*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 violence à la 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页）“某些*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策……*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页opulence 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策——第1卷第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就是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页）
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反对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
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策和自由贸易*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之间（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
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当然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另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页和第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页）。请注意：整个生产！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有最主要的论点。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绝对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接受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并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各方面都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因而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Zur Kritik》[49]，俄译本年莫斯科版）对西斯蒙第在科学史上的总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
《批判》的作者接着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这样，《批判》的作者就把西斯蒙第的作用归结为：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批判》的作者认为，虽然西斯蒙第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参看上述一些评论和下面一个同艾弗鲁西的“引文”有关的评论）。
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民粹主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除了否认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对农民的教训以外）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有时甚至措词也一模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完全持着西斯蒙第的观点。下面，当我们从西斯蒙第的理论谈到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
最后，至于说到艾弗鲁西，那么，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给西斯蒙第作出正确的评价。艾弗鲁西指出，西斯蒙第强调并斥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和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了解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浪漫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民粹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同情，他们的令人感动的一致，妨碍了《俄国财富》文章的作者对这位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刚才已引证了对西斯蒙第的评论，说“他表现了”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
但是，西斯蒙第并不想只起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光荣的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企图解决这些怀疑，但这种企图完全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责备古典学派及其科学，但不是责备这种科学没有分析矛盾，而是责备它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西斯蒙第在他那本书的第2版序言中说，“旧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第1卷第ⅩⅤ页），他解释这个事实时，不是说这种科学的分析不完全，不彻底，而是说它“陷入了抽象”（第1卷第55页：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se sont jetés）抽象，把“人”遗忘了），“走入了歧途”（第2卷第页）。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责难（这种责难使他得出了上述结论）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6页上看到有这样的话：“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重要的不是他提出的个别专门措施，而是贯串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一般精神。和古典学派相反，他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而不是生产的利益。”尽管艾弗鲁西一再“引证”“最新”经济学家们的话，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仍然说些感伤主义的胡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很粗浅的。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也想通过把西斯蒙第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加以比较来解救自己；原来，“西斯蒙第走得更远些”（同上），于是艾弗鲁西就心满意足了！比德国教授们“走得更远些”，——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象一切民粹主义者一样，艾弗鲁西力图把重心移到西斯蒙第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对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可以从感伤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也可以从科学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这位《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知道的。］。
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种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在探讨生产的那一“篇”中所包含的，不是历史上特定的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关于整个劳动过程的范畴，这种空洞的废话到后来通常只是被用来抹杀历史社会条件的（例如，资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弄清楚了，各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弄清楚（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议论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洛贝尔图斯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也谈得很多，艾弗鲁西的“最新”权威们甚至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原则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分配。［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治经济学史》年莫斯科版第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注：例如，见《*治学辞典》中罗·迈耶尔的《收入》这一条目（俄译文载于《工业》文集），它叙述了“最新”德国教授们议论这个问题时的极其混乱现象。使人感到奇特的是，罗·迈耶尔直接依据亚当·斯密，同时在参考书目中又引用了《资本论》第2卷中完全是驳斥斯密的那几章，而他在条文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进行分析。作者既没有把消费也没有把分配当作特殊的问题来谈，但是当他对生产进行了彻底分析以后，无论是消费或分配就都十分清楚了。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页）等等。
这种攻击是多么陈旧，又是多么新颖！我指的是民粹派所恢复的这种攻击，他们对公开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吵大嚷。难道他们叫喊“为货币权力辩护”和“社会资产阶级性”[51]等等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吗？对感伤主义地批评资本主义所作的下述评语，用之于他们，比用之于西斯蒙第，还要合适得多：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词句！［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
我们说“还要合适得多”，这是因为西欧浪漫主义者还没有看见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他们第一次指出了这些矛盾，并抨击了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人（不过是用“抱怨的话”）。
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因为后者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坦率地得出了一切结论：他公开肯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人们把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看待；对“社会”来说，重要的只是纯收入，也就是说，只是利润量。［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我们不妨把这种论调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结果比较一下：
社会总收入（Roheinkommen）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Reinein-kommen）是额外价值。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俄国财富》第8期第44页）：“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页）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这样。］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事实上一切正是这样。如果西斯蒙第觉得这一真理是“卑微的真理”，那他就完全不应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去寻求这种卑微的原因，完全不应该去抨击“抽象”；他对李嘉图的叫喊完全是属于“令人鼓舞的谎言”的范围。
而我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货币权力”的现实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种权力不但在工业人口中，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不管在“村社”农村，还是在穷乡僻壤，都是万能的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一事实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呢？对此他们倒无意表示怀疑。他们只是力图不谈这些。他们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因为公开承认现实，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批评就会失去任何基础。他们这样感情冲动地投入战斗，甚至来不及擦净生锈的浪漫主义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择手段，想把对感伤主义的批评的敌视说成是对一切批评的敌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西斯蒙第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感伤主义的批评吹嘘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他责备李嘉图不是因为后者的客观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责备是有根据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客观的。西斯蒙第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我们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第1卷第ⅩⅥ页）俄国读者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这种思想是多么熟悉啊！［注：“*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一定阶级的人的热望）提供坚固的基础吗？而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不能从理论上驳倒经济学家，因此只能说一些感伤的话。“空想的肤浅议论不得不向任何一个多少有些学问的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实行理论上的让步。这位空想家为了减轻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他就安慰自己，责备自己的论敌具有客观性：说什么就算你比我更有学问，可是我比你更善良。”（别尔托夫的书第43页）］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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