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进行关于上述三个逻辑标准的比较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问题。
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理论的“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1]。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常常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西方经济学的特有现象，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2]
这些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刻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3]但是，如果将这些看法推广到其它经济学理论上去，尤其是推广到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上去，就是不正确的了。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4]
实际上，公认为科学的物理学的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5]，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
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实际上，尽管西方学者也在拿物理学关于真空状态的假定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辩护，但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假设前提更多地只是伪设而已。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示例马克思在探讨资本的形成时，曾作过商品价值等于商品价格的假定。这是一个科学的假设。因为，马克思在做这个假设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来表明，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或许个别资本家可以靠欺骗来发财，但“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6]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地论证到，这个假设“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7]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做假设时，所排除掉的只是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而且这些从属情况就象概率统计中回归方程中的随机误差项的期望值为零一样，在考虑整体和全局的问题时是由于概率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的作用而互相补偿和彼此抵销的。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割裂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样做是要犯“合成谬误”[8]的。
3西方经济学的伪设示例西方经济学做假定时，出于歪曲事实的需要，往往抓住一些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大作文章，其假定甚至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支持。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随意设定自己的假定，构建自己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东西。例如，西方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9]。这两个假设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伪设。
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伪设，把理性经济人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的抽象，认为人们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实际上，理性经济人远远不能作为一般人的代表。“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10]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11]也就是说，所谓理性经济人最多只是资产阶级中那些市侩们的一般抽象，而不是一般人的抽象。而恩格斯也曾运用历史事实指出，“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12]
西方经济学的完全信息伪设，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都对有关的经济情况具有完全的信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充分地了解每一种商品的性能和特点，准确地判断一定商品量给自己带来的消费满足程度，掌握商品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等等，从而能够确定最优的商品购买量；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准确地掌握产量和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技术数量的关系，了解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以及在每一个商品价格水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等等，从而能够作出最优的生产决策。
对于这一伪设中有关商品知识的部分，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有过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13]倘若连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做到上述的完全信息呢？更何况这一伪设还排除了大量存在着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又无法象马克思所做的假设那样，可以用大数定律来互相抵消。而且西方经济学的这一伪设，与其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也是矛盾的。这是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就不存在看不见的东西，包括看不见的手。
此外，理性经济人伪设和完全信息伪设要想被假定成立，还需要假定这样一个伪设，即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超级计算能力，不仅能够用当前数学家都做不到的方法来作出最优化决策，而且还能迅速得出计算的结果，否则最优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进一步地，即使每个人都存在超强的计算能力，但在这里，在马克思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时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相干的从属情况——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这里却是不可忽略的相干的情况。田国强声称，“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14]但是，利润最大化往往意味着风险最大化，而一个总是追求风险最大化的企业才是一定会被淘汰的。这样看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与现实基本接近。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从一开始的假设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则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的。
4假设与背景的区分最后，我们还必须区分假设与简化的背景。而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混淆的地方。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曼昆曾说，“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由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当然，现实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生产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产品。但通过假设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我们可以集中进行思考。一旦我们理解了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更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贸易。”[15]但是，将众多的国家和产品简化为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只是对于背景的简化，还算不上前面所提到的假设或假定。倒是曼昆在论述“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时，有两个潜在的假定，算得上是我们前面所谈论的假设或伪设。其中的一个假定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别国人更擅长的活动的。另一个假定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存在足够的世界市场需求，能够使其通过贸易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但是，这两个假定都是伪设。一个例子是，美国原比日本人更擅长造汽车，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实际上，这种后来居上的例子非常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南美国家曾经根据曼昆所推崇的比较优势原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农产品，以便与自然条件较差的生产工业品的北美国家进行贸易。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南美国家与北美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美国家才发现原来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远远小于工业品的市场需求，而且工业品的技术更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从而，南美国家在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所得十分有限。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常常存在着大量没有明确标明的种种潜在假定，而这些假定几乎全都是由伪设构成的。
[1]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同上，第39页。
[3]同上，第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脚注。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至第页。
[7]同上，第页脚注。
[8]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合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年版，第4页。转引自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9]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上册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版，第20页至第21页。
[10]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脚注。
[1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至第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8页脚注。
[14]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年第2期。
[15]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上册）（原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年版，第19页至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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