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大多聚集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意义和*策方案，较少深入到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层面。与之相联系，学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策设计大多基于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框架展开，缺乏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撑，所以不足以满足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11]。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与否，总体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是否建立了动态稳定、分工有序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建立了资本循环周转的基本理论模型，揭示了经济循环的具体过程和实现条件，为把握新发展格局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智慧，有利于把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内在逻辑，有利于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为系统的*策方案。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现实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的提出，虽然与新冠疫情爆发有关，但它绝非一个短期的适应性调整方案和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着眼于实现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一）筑牢中国经济安全防线的必然选择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导致全球供应链部分脱节，甚至一度出现中断。疫情不仅严重冲击了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而且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态势。一些西方国家以经济安全为借口不断强化对制造业关键供应链的控制，甚至趁机鼓吹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后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布局将加速调整，部分产业链外迁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主动构建和完善国内产业链体系，有利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以及保障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稳定。
中美博弈加剧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又一重要客观依据。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治舞台的影响力加速上升。按市场汇率计算，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已经达到67.1%，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美国的1.倍。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西方统治集团普遍感到失落和焦虑。年8月，美国率先挑起与中国的经贸冲突，不仅到处挥舞制裁大棒，而且刻意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单边霸凌、孤立主义与中国所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存在尖锐矛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12]13，我们又必须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形势、部署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更加安全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对于筑牢我国经济安全防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二）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度带动和促进了国内经济大循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国内市场规模狭小，储蓄、外汇、管理、技术等方面均存在“缺口”，经济起飞的内生动力不足。从年代末开始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经济循环的空间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速达12.8%，—年，这一指标进一步上升到14.5%[13]。年我国成功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此后实现了投资与出口的高速增长。—年，出口加上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69.4%[14]76。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和投资长期低位徘徊，导致全球经济的“三角形环流”受阻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年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长率高达16.6%，相较之下，—年这一指标仅为1.43%；—年，全球FDI流入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6.2%，而—年，这一数字仅有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逐步减弱。其中，出口增速已由—年的年均28.28%回落到4.18%，投资由年均19.97%回落到11.08%，消费由年均13.16%回落到10.43%。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自年以来有4年为负，资本形成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从年金融危机前的平均48%回落到近年来的40%。本次新冠疫情全球大规模扩散，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世界经济下行叠加逆全球化浪潮加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外贸、外资和“外技”（指国外技术）驱动的国际大循环正面临深刻转折，拐点特征更加明显。传统国际循环动能减弱、收益递减，迫切需要我们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市场主导的经济大循环，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结构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虽然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但是，跨国公司凭借核心技术和市场渠道的垄断优势，在价值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我国企业只能依靠压低要素成本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长期以来对外贸、外资和“外技”的过度依赖，不仅抑制了我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开发，而且导致本土的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过于依赖国际循环不仅潜在风险很高，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晋级的目标。
大国内生能力原理表明：大国拥有“利用本国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增长和利用本国的市场优势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能力”[15]43。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容量蕴藏的经济潜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基础。当前，我国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离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已然不远。未来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将加速提高，届时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进一步显现。基于此，我们应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工业体系对分工深化和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扩大升级以内需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以此引领和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实际上，只要中国的内需市场持续扩大且高度开放，全球产业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必然增大，“不仅跨国公司不敢轻易把产业链转出中国，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16]52。
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一个*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了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再生产的机理和实现条件，我们尝试提炼四个学术命题，以作为分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框架。
（一）关于经济循环的四个学术命题
1.单个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表现为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的产业资本循环
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条件下，单个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产业资本循环。如图1所示，产业资本从货币形式G出发，依次经过购买（购买劳动力L和生产资料Pm）、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三种职能形式，最后实现价值增殖(G′=G+g)并回到初始形式的运动过程，这就是资本循环。在一个不断回转的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17]。也就是说，资本不仅要在不同职能形式之间不停地循环转换，而且每一种职能形式也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即“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17]。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是货币资本循环（G—W…P…W′—G′）、生产资本循环（P…W′—G′—W…P）和商品资本循环（W′—G′—W…P…W′）这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它们相互交错，相互包含、互为媒介，是总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畅通与否，取决于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能否保持并存，三种职能资本形式的循环在时间上能否相互继起，“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17]。
价值是资本运动的主体。容器法视角下，价值实体不同外在形态之间的转换这一经济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虚拟的“价值流”在各个观察点之间的不断循环流动②。如图2所示，如果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节点出现中断（梗阻），则“价值流”的运动必然发生停顿（滞缓）。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17]63“价值流”循环运动保持连续的前提条件是：没有足以迫使资本循环强制中断的外部扰动项存在。
2.从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来看，各单个资本的循环周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运动规律的分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在理论上的抽象。从整个社会来看，个别资本的运动不是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而是彼此关联、互为条件。马克思指出，“互相联系的各生产过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交错或相互作用，存在着循环……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互相提供生产资料的场合。例如，煤作为辅助材料进入机器的生产，而机器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煤的生产。”[18]如图3所示，和代表两个不同的产业资本循环。是资本循环x的商品资本，同时又以生产资料的“身份”进入循环y。同样地，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循环x的生产过程。两个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相互作用，作为生产条件互相进入对方”。[18]当一个产业资本从货币资本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时，另一个则完成从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这里，一个资本的循环周转，是另一个资本的循环周转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过程若要保持连续，则要求两个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彼此并行”[18]。
现实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无数个独立发挥职能的单个资本循环，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总括起来形成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17]。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考察单个资本循环时，必须要有总资本运动的整体视野和系统思维。一旦某个或多个单个资本的循环周转发生中断，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3.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与否，取决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是否建立了动态稳定、分工有序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
国民经济循环，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再生产不断进行和周而复始的过程[19]3。从纵向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四个主要环节。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8]23社会再生产要保持连续，这四个环节之间必须紧密协同、有效衔接，形成有机统一。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再生产不仅是一个连续的循环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有机体。国民经济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就必须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体系，使它们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由各种使用价值构成，它们必须通过交换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因此，社会总资本运动“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17]。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其最终用途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与此相对应，整个国民经济被划分为两大部类——制造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制造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社会资本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供求关系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从横向看，国民经济体系是由处在一定空间内的各个企业、各个产业、各个部门构成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国民经济要实现良性循环，企业间、产业部门间、区域间要建立起分工有序、彼此支撑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
4.一个过程连续、结构稳定、功能完整的全球供应链是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良性循环和周转的前提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技术革命则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产业链供应链跨国分工合作成为现代经济组织方式的普遍形态。如图4所示，假设表示三个不同国家的产业资本循环，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循环一和循环二提供的中间产品。表示资本循环一的商品资本，然后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循环二。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同样，循环二的又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的运动过程。从使用价值生产来看，“产品依次经历的不同的生产过程，是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是为使产品获得自己作为使用价值的最终形式所必须经历的现实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阶段，”[18]整个生产流程“按照上升序列彼此依次进行”。[18]从资本循环来看，三个相互关联的次级资本循环相互对接、环环相扣，组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循环。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资本的增殖链条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每个企业资本循环产生的剩余价值能否实现，要以链条上其他企业资本循环正常运行为前提[21]。马克思指出，“产品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生产，始终是由于它在前一阶段上的生产已经发生、已经完成。如果前一阶段的生产没有完成，那么过程就会中断。……因此，商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是同时的、平行的。”[18]也就是说，“商品同时在它的最初形式上、后来的形式上及其最终形式即终结形式上并行地被生产出来。”[18]“单个商品，如果向它提供生产要素的一切部门不是同时地、不断地进行生产，那它就不可能继续自己的生产过程，或者说，就不可能再生产出来。”[18]从全球供应链来看，如果链条上的某一个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发生中断，那么上下游企业都将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一个过程连续、结构稳定、功能完整的全球供应链是全球价值链体系保持良性循环和周转的前提。
（二）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目标与条件
由以上理论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社会的经济循环过程表现为一个从个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国内到国外，规模和范围不断放大的经济过程。其中，国内经济循环是基础和主体，国际经济循环为延伸和补充。在经济运行上，判断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与否至少应当包括三个维度：微观维度——单个企业的资本循环能否保持连续；宏观维度——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能否顺利实现；国际维度——全球价值链体系能否保持良性循环和周转。其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能够顺利实现，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总体目标，单个企业资本循环保持连续以及全球价值链体系保持良性循环和周转为具体目标。与上述三个维度的目标相对应，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基本条件也包括三个方面：微观条件——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保持并存，三种职能资本形式的循环在时间上相互继起；宏观条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建立起动态稳定、分工有序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国际条件——全球供应链体系过程连续、结构稳定、功能完整。
三、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差距与*策选择
（一）初始状态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的差距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张力、有弹性、开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纵向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横向看，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建立起分工有序、彼此支撑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总体来看，要使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成为一个纵向通畅、横向协调、纵横匹配的立体结构。当前，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空间布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疏通国民经济各环节、各行业、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堵点淤点，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复杂工程，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合理路径之一就是深刻剖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目标与初始状态之间的差距，然后去探索有针对性的*策选项。
（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策选择
1.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畅通微观经济循环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22]。新冠疫情爆发后，上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品供给不稳定甚至一度被迫中断，外贸订单减少，部分实体企业产能过剩加剧，资金周转缓慢，投资意愿不足。面对此种情况必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对于外贸企业，要在稳外贸的同时，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国有企业是推进和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预期”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中流砥柱，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循环方面的“推进器”和“压舱石”功能，从产、供、销等方面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存发展提供服务。同时，*府要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生态环境、教育卫生等产业的公共投资，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内有利于稳增长、稳就业，长期内能够提高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
2.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存在的淤点堵点，畅通宏观经济的纵向循环
我国居民需求结构日益呈现个性化需求与标准化需求并存特征，与此多层次动态需求结构相适应，供给端方面就必须构建由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组成的国内生产网络，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23]。流通是联结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桥梁和纽带，流通体系的健全程度和运行效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效率。提高流通效率必须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现代化的流通体系，一方面要大力破除国内市场上阻碍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统一完整、开放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以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国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条件下，需求端的稳定对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具有决定意义。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三分之一，相对规模依然偏小，要尽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3.优化产业、地区、“实—虚”、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畅通宏观经济的横向循环
国内大循环要实现畅通，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循环必须打通。当前这些领域发展很不平衡，阻碍了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针对产业发展不平衡，要在巩固中低端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各产业关键基础零部件、核心元器件以及关键软件的进口替代步伐，在本土市场培育包括研发、品牌等高端环节的完整价值链着力打造自主控、功能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24]12，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功能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要以更大的力度破除产品、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藩篱，积极推动东部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空间结构，加快形成东中西协调互动、南北方统筹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针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要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资源直达生产性投资活动。金融部门要加大对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发展短板的支持力度；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扭转“重城轻乡”的价值取向，大力引导发展要素向乡村流动，特别是引导优质教育、医疗和人才资源向乡村、小城市、小城镇集聚，高质量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改善农村的生产建成环境和消费建成环境，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4.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畅通“内—外”经济循环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的资本循环在国际市场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形成社会资本的国际运动。立足国内大循环，并非不重视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循环，而是要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来繁荣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从而实现内外循环在更高水平上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增强内外联系的整体性。畅通“内—外”循环，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着力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一是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比如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建设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等等。二是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互惠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三是加强周边合作、南南合作以及中欧合作，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及其资本和技术的依存度。首先，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各具优势，互补性强，要积极构建“中国—东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和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东亚高技术产业链[8]，进而巩固以中国为中枢的亚洲区域价值链。其次，中欧之间不存在地缘*治矛盾，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再次，加强南南合作有助于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进而打造促进共同繁荣、共赢共享的发展样板。
四、简要的结论
中国迈向新发展阶段，又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阶段和新变局都要求我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开新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它不仅是对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发展理念、*策构想和发展战略的递进深化和整合提升，而且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和完善。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策设计，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分析提炼。因为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才能透过国民经济运行的真实过程，对经济循环的内涵、机理和实现条件给予科学合理地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与否，总体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是否建立了动态稳定、分工有序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当前，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空间布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疏通国民经济各环节、各行业、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堵点淤点，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从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新发展格局不会自动形成，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好国家的理性调节功能，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END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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