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道路最大的哲学创新是为现代化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开创了一条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这一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首要源头活水，就是《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正是这个结构的不同系统组合，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不同道路。中国创新的最大希望，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从而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既彻底超越国家主体化的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又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体化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劳动；资本；国家；人民主体论；现代化新道路；《资本论》
从《共产*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首倡的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中，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当代体现和新发展。同时，马克思首倡的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更应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上，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探索新道路、新体制的理论指南、源头活水。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代课题面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来说，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无论是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古代传统国学，都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关系问题，无法指引我们开创劳动主导的中国现代化新体制、新道路。
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新阶段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突破口和生长点。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创新支撑，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势必陷入自发盲目的历史惰性洪流之中：国家垄断—官商勾结—宰制劳动。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决审慎地防止改革与发展走上这样一条老路、歧路、死路。
一、“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资本论》中蕴涵的现代史观系统结构关于《资本论》中的现代史观，对其总体结构、哲学底蕴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究的。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特定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结构论是把握马克思现代史观的一把钥匙，甚至是不二法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比拟和不可超越的独特理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就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我们应先“回到马克思”，重温其*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现代史观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资本论》写出了最初三稿，从《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年《共产*宣言》——年《雇佣劳动与资本》，思想主线是“劳动与资本”二元结构论，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刚开始走上社会，碰上的就是现代社会三元结构、三者关系的疑难问题：普通劳动者—土地与林地所有者（资本）—国家机构。马克思是为解决对黑格尔国家观、国家理性论的根本质疑，才转向*治经济学研究的。《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加上同期写成的《詹姆斯·穆勒〈*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堪称是《资本论》创作的最初第一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成为贯穿整个巴黎手稿的思想主线。马克思笔记本上的头三个小标题就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他提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并最后落脚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上来。在《詹姆斯·穆勒〈*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开头，马克思就提到，“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1]（P7，）。
在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头两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年初马克思写成了《共产*宣言》，一针见血地把“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作为现代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共产*宣言》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开头马克思就断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
《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治经济学著作，原稿只是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从年4月5日起，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标题，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关系和主要阶级矛盾，作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2]（P）。“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资产者和无产者》（）、《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三个提法虽有一点微妙差异，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现代历史基本矛盾的总体把握尚处于“二元结构论”的理论框架，“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
第二阶段，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大手稿《-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尾声之处，马克思首次提出《*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构想”；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信中又提出大同小异的“六册计划”，两者之间共同的、崭新的特点，就是把“国家”纳入系统结构，从而构成“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并在基本完成第二大手稿《-年经济学手稿》之际，马克思在年12月底最终明确将全书以《资本论》为正标题出版，更加突出现代史观这个核心范畴的中心作用。在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洪水到来前夕，马克思立志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总结概括，推出自己的*治经济学体系，因而写成《〈*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在年8月23日前后写成的这篇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五篇构想”，不仅肯定了劳动作为起点范畴、资本作为中心范畴的地位作用，而且把国家作为第三大基本范畴补充进来，首次形成“三元结构论”现代史观的基本思想：
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把现代国家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3]（P46）
在《-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结尾，马克思再次阐发了“五篇构想”的内在逻辑、总体思路，其中头两篇分别讲体现在商品货币中的劳动活动，市民社会层面的资本运动，从第三篇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家范畴为基本内核，展开后三篇：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多余的产品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多余产品。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3]（P，）
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又在“五篇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六册计划”，这其中只是对前半部分怎样讲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结构上作了某些微调，而从第三部分起转入的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国家体系，则保持不变：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P）
在年发表的《〈*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头，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并把前三项与后三项作为两个层面、两大部分。在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从资本论到国家论，资本论与国家论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构成其正副主题：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度、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5]（P31）
资本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的地位是逐步上升的，先后登上了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在年《共产*宣言》和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将“资本与劳动”确定为自己唯物史观、现代史观的两大基本范畴；第二个台阶是在《-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确定了资本范畴的中心地位，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第三个台阶是马克思在年12月28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提出的，确定自己的全部手稿“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至此，资本更成为马克思*治经济学的中心范畴，不仅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具有重大现代哲学意义的哲学范畴。
第三阶段，年以后，由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实行“反社会*人法”，《资本论》第2、3卷出版受阻，马克思则借机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新探索，为今后写出“《资本论》续篇”做了系列性的晚年笔记，其中关于国家、国家体系问题的研究明显加强，更有力地证实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构成《资本论》逻辑体系的深层结构。
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主体部分与思想重心，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笔记札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包括：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第二组“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道路笔记”。这里提出“马克思晚年四大笔记”——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意在强调晚年马克思的笔记与文本，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篇或一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简要地说是“一个主题，四组笔记”。下面，先让我们对“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基本内容做些简要梳理。
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对《资本论》的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计划”复归的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因而从资本论到国家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国家的本质问题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根据这组笔记的思想主旨，应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第二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这组笔记共包括4个笔记本，构成一个整体。马克思没有命名，恩格斯给它加的标题是《编年摘录》或叫《编年大事记》（ChronlogicheAusztige）；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年间把它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8卷，题为《历史学笔记》；中文译本目前沿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年版，年版）；MEGA2打算把它编入第4部分笔记的几乎最后一卷（第31卷）。整组笔记篇幅巨大，共页，翻译成汉字约万字左右。为了准确地再现马克思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思想主旨，本文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马克思这组笔记的主要底本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这也有助于证实这组笔记的名称由来。对于这组笔记的主题、主线、主旨，至今仍然研究得很不够，甚至众说纷纭。实际上，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初步理出基本头绪来：第1册笔记的起点是公元前93年，从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开始，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讲述古代西方世界国家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第4册笔记的终点是年，欧洲史上空前的30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等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雏形，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因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而走向瓦解，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生成，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开始形成。这里的终点，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
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组笔记呢？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理解这一点的钥匙就在《资本论》的体系构想中。马克思最初从“五篇构想”到“六册计划”的研究思路都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再过渡到国际贸易论—生产的国际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为*治经济学？这里的*治，实质上主要指的就是国家，把国家列为劳动与资本之后的第三大基本范畴，完全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把国家列入*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序列，不仅传承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英国*治经济学主流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更集中反映了德国人对*治经济学思想主旨的独特理解，对国家的特别关照、特殊重视。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转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并从属于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1]（P）。年，弗·李斯特发表了《*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主张考虑到德国的国家特点、民族利益，建议实行国家干预，建立以保护关税为基础的经济同盟。
综上所述，以“劳动、资本、国家”作为*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现代史观的系统总体结构，既是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又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对*治经济学与国家问题密不可分的独特理解，更集中表现出马克思上下求索40年的独特理论创新和哲学创新。
二、三元结构的三种模式——由此决定的现代化三条道路“劳动、资本、国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要素或三元结构。这三大要素的不同结构、不同关系、不同组合，从深层结构上决定了三条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专制霸权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垄断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劳动社会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理论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已经提供了基本思想，近年的世界历史发展更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历史例证。我们在这里不妨据此作些初步的比较研究。为方便起见，我们把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三元结构的三种选择，简称为国家主导、资本主导、劳动主导。
（一）国家主导的三元结构——专制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这种三元结构的特点，多半是在现代化过程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前提下，原有的古代中世纪国家过分膨胀的历史格局没有被根本打破，就假借现代化、工业化的趋势重新膨胀起来，压抑了资本，宰制了劳动，使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结构难以自由生长、充分发展，最终导致了畸形、片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强化专制国家、霸权主义为主旨的现代化道路。大体属于这种现代化道路典型代表的，首先是18世纪末19世纪前期的法国，其次是19世纪的德国，再加上年以后的日本和俄国。
关于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曾经先后写了3篇重要文章：《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这些都描述了国家主体化的法国现代化道路，并对过分膨胀独大的国家主体化的法国问题症结做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提示：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
这个行*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2]（P，，，）
专制国家主体化独大，压抑了资本，更宰制了劳动，导致了维护专制、追求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19世纪法国病，更是19世纪德国病。也正是这个病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崛起中两度恶性发展，使德国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是基于对德国国家制度专制弊端的深恶痛绝，加上对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深刻保留，马克思在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德国国家制度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滞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理论鞭斥：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
……
“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6]（P，，）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封建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分析，对沙皇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年俄国改革后国家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都给予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