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经济学是随资本的发展而形成、演进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人类虽有经济思想，但并未演化成系统的经济学说，欧洲如此，中国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已达相当高的水平，管仲及法、儒各家，提出了自己治国兴邦的思想和主张，其中经济是重要内容，已经达到了观念的程度。正是这些经济思想和观念，指导着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过渡，而秦汉两朝确立的集权官僚制的经济制度和小农经济，又是这种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实现和充实。但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很少发展，只是在财*、土地、人口管理方面有具体的探讨，这是适应维护和保持集权官僚制的，并不包括对制度层次矛盾的分析，更不包括制度变革的内容。统治阶级如此，被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由于严格的重农抑商*策，古代中国并未形成强大的商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家阶级，虽有广泛的商业，但只是官僚地主经济的附庸和小农经济的补充。商业资本家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可能提出制度变革的理念，而个体生产的农民，囿于小农意识，也不会形成变革制度的经济思想。
直到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入侵引发国内尖锐社会矛盾，集权官僚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开始兴办“洋务”，他们只接受西方的工业技术，但抵制其*治、经济学说和制度。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有严复译的斯密《原富》出版，西方*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半个世纪，中国处于大动乱的变革时期，虽有少数大学开办经济系讲授西方经济学说，但规模很小，从国外留学回来及这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者，也努力编书著文，传播西方（主要是英、美）经济学，论说中国经济问题，并参与*府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此外，中国共产*及其追随者，也有一些人学习、宣传苏联的*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他们的作用主要在批判国民*统治，论证革命及新*权，并没有广泛的*治经济学传播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中国全面传播和应用外国*治经济学是从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的，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传播和应用苏联*治经济学为主；二是80年代起至今，以传播和应用美国*治经济学为主。这样说，是从理论和方法的总体逻辑层次而言的，两个阶段又可分为几个小阶段，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与外国经济学说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播与应用的范畴。
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的带动下展开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不仅是口号，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决策的基本思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又迫使中国只能向苏联“一边倒”。苏联为了构筑与美国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密切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个重大项目的援建和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使中国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治经济学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导理论，通过苏联派来的专家和中国的留苏学生，进而是中国大学和*校培养的学生，利用各种媒体，广泛传播，并在初期的公有制度和经济体制中得以贯彻，成为制定经济计划和*策的依据。特别是年苏联《*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以后，不仅成了中国大学经济系的教材，更是全体干部思想学习的必要内容。苏联*治经济学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和“普遍真理”在全中国广泛传播，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年版，第页。)这是他的感触。而“苏化”论者却不会“心情不舒畅”，反而觉得大有可为。不仅在制度、体制、*策、计划、管理中全面应用苏联*治经济学，更把“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并推动了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大跃进”。
正是“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及苏中关系的恶化，导致了毛泽东对苏联*治经济学的反思。他于年底至年初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做了一些批注和谈话，表示要根据中国实际发展*治经济学的意愿。而此时的苏联，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对苏联模式做了局部调整。中国共产*与苏联共产*之间出现重大分歧，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但总体说，并没有触动苏联*治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框架，涉及经济问题的还主要是在*策层面。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苏联*治经济学依然是中国大学和*校的学习内容，并体现在经济工作上。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也有一批经济学者依据这个理论提出了对苏联教科书的修改，编写了*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上海本”《社会主义*治经济学》。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经济观点，力图超越苏联教科书。但总体来看，其基本理论依然与年版的苏联教科书相同，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认识上并无差别，只是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社会主义的危害，并在具体*策、计划、管理等层次表现出一些特点，尤其是与此时苏联人新编的教科书和实行的*策有明显差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反面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由一些学者写了批注或批判文章，其中关于苏联已出现“官僚资产阶级”的提法，是相当深刻的，比对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更为准确。
*局变动制约学界动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治经济学界曾有短期的“拨乱反正”，用苏联*治经济学的基本教义批判和清除“无产阶级专*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治经济学的影响。这个过程很快就结束了，除了在制度的提法上还坚持苏联*治经济学原有观点外，在体制和更具体层面苏联教科书的论述显然已不适用。于是一些人着手把美国*治经济学引进中国。开始时还用分析、批判的方式介绍，很快就是正面传播和论证。80年代中期以后，各大学经济系都开设了以“西方经济学”为名，主要讲授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学说的课程，进而又作为*校、干校（后称行*学院）各级培训干部的重要内容。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初对苏联*治经济学的学习相近。持续至今，美国*治经济学已成绝大多数大学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但用“西方经济学”之名，甚至有人直接称之为“现代经济学”。以这两种名称出版的教材不下千部，加上翻译美国的教材和各种解说、通俗读物，美国*治经济学在中国已成名副其实的“主流”。
传播的目的是应用，应用又促进了传播。30多年来，在广泛传播美国*治经济学的同时，它被一些学者用来作为建言献策的依据。他们的方法（确切说是术、技）大体是演绎比较，即先把美国*治经济学树立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进而将中国经济定位为特殊，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上落后的特殊。接着论证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按一般原理和普世价值行事。进而，用美国*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演绎推论中国有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去改。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美国经济作为先进的典范，用以比较中国经济，并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制定相应*策，以至改变体制和制度。
一百多年来外国*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必要内容。这个过程中，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直为某些人所坚持，他们认为在社会问题上，中国的儒家道统是至善至美的，根本不需要引入外国的学说，包括*治经济学，只须引用外国的工业技术就足以实现工业化了。今天依然有人大力弘扬“国学”，主张“新儒学”治国，可见其传统之深远。不过，这只是思想界的一股流派，从张之洞算起，已日渐衰弱，但其影响仍不可轻视。与之相应，“西化”派在思想界的声势逐步扩张。这里也包括“苏化”派，相对于“中学”，“苏学”也是“西学”。
外国*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与中国的*治和经济矛盾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治经济矛盾演化的必要因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基本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外国*治经济学的传播与应用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除了极少数受外国*府或大财团支使的人（如苏联派来的王明等人及今天被美国、日本大财团雇佣者），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真诚地在为中国文明的进步而努力。从外国著述的翻译、讲授、宣传，到为*府和企业提供咨询，中国经济演化的每一步，都有外国*治经济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人们思想的作用，不妨与一百年前的思想界做一对比，*治经济学及各具体经济学科，不仅已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所有学者都不可缺少的知识，包括那些“国学”者，他们的言论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外国的*治经济学毕竟是外国的，是某外国在特定时期特殊经济矛盾的理性概括，其中包含的一般性可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它的国度特殊性又不同于中国的国度特殊性。对外国学者来说，是不必考虑这些国度特殊性差异及其在中国应用会有什么后果的，他们的著述（特别是现代的经济学家）中，并不刻意界定国度特殊性和一般性，这与其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及其方法有关。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批评他们，但却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为其学说被传播应用于中国产生的后果负责。这是传播者和应用者的责任，既有利益驱使，又有方法上的问题。
由于忽视国度特殊性的差异，直接将某外国经济学说以比较演绎法来说明和解决中国经济矛盾，不能不产生理论上的误差，进而导致决策和管理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地方割据和连年战乱，中国经济被外国列强操控，特别是日本等帝国主义侵占大片国土，英、美*治经济学虽已传入，却很少有应用机会，因此其失误不明显，但从北洋*府及国民**府的财*、金融*策中，也可以显示一些问题。共产*长期被压迫于山区和农村，经济工作主要是围绕土地改革，时断时续，即使如此，也表现出片面理解苏联土地*策而导致的“左倾”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治经济学的传播与应用导致的问题，主要有：（1）将苏联*治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用苏联人的观点界定马克思学说，将苏联特殊的初级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解为一般性成熟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2）将苏联模式等同于一般的、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3）以苏联模式为保留行*集权体制的依据；（4）按苏联教科书对公有制的规定，排斥劳动者个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由*府集中全部经济权利；（5）片面套用苏联经济计划和*策；（6）依从苏联教科书的“唯生产力论”，追求产量，以致“大跃进”。
对美国*治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导致的问题，主要有：（1）混淆甚至取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论主义，直接将美国资本主义*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的指导理念；（2）将本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三阶段的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说成一般经济形态，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前就已存在；（3）强调市场经济是“普世经济”，中国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现代化；（4）为了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对公有制进行“私有化”，强调公有制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是不应该有的怪胎；（5）按上述理念，通过行*集权体制强制推行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资产重组”，造成公有资产被私人所有，滋生腐败和官僚资本；（6）引发“国内生产总值主义”，将经济发展等同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成了各级*委、*府的主要考核指标，用各种行*手段，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超发货币，侵占耕地开发房地产，破坏资源，污染环境；（7）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低端行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缺乏；（8）纵容私有企业“血汗工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延长工时，加高劳动强度，压低并克扣工资；（9）以产业链末端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并以“劳动密集型”为“优势”，为外国资本提供巨额利润，而中国产业却在产业链末端停滞不前。以上只是个大概，这方面的问题还能指出许多，几乎现在中国经济矛盾各层次中的问题，都与照搬照用美国*治经济学有关。
[摘自刘永佶著《中国*治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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