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年3月25日
地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报告厅
来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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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PeterThiel）创业家和投资家
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蒂尔联合创办了FoundersFund基金，为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早期资金，其中多家公司由PayPal以前的员工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有“PayPal帮”之称。蒂尔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他还成立了蒂尔基金（ThielFoundation），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蒂尔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toOne:NotesonStartups）的作者。理解历史洞察未来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的学分课程“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你来清华讲授非常精彩的课程，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蒂尔：过去四年里我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所以我思考很多。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这些都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钱颖一：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年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何为逆向思维？钱颖一：这些都是新的观点。我想，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contrarianthinking），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先看看主流舆论是什么，然后在前面加个负号。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负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向思维？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才去问这些显得太笨的问题。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会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历练逆向思维的方法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的？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以及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那么，哲学和法律是如何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还是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21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钱颖一：你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你也投资了很多其他科技公司。你自己本科学的是哲学，研究生读法律，你有没有学过工科、理科的课程？蒂尔：我本科学了很多理科课程，比方说微积分，还有我当时一度还想学生物技术。但是我当时觉得生物技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讲到生物的质谱，等等。但是有一些法律课程讲到这些理科的东西。80年代的时候，当时斯坦福和硅谷的联系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近的，但是在斯坦福，我们对于硅谷的情况其实并不知道，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当时硅谷已经有了，但当时在我们学生当中影响并不很大，并没有很多学生在讲说要中途辍学去创业，这个在80年代那会儿一点都不常见。现在斯坦福的名声是创业、创新。但是当时可能大家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