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亚洲/文
年，曾经在腾讯供职的畅销书作家吴*在接受《头条有约》采访时谈及，腾讯从来没有ToB的基因，并以腾讯云对企业销售的方式为例，说明腾讯不善于做TOB的业务。一时间围绕“基因论”的讨论甚嚣尘上，反对者的意见大都是企业发展是动态的，不要用过去来衡量未来。拥护者大都站在业务经验的角度认为“腾讯基本上没有贴身伺候服侍甲方的基因”。
这场波及范围比较广泛的讨论过去两年了，我们再来看腾讯有没有TOB的基因这个问题，会相对清晰许多。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学术意义上的“基因论”到底是指什么？其次，我们要看到腾讯是否具有先天的TOB基因？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腾讯在明确产业互联网这个大的战略方向之后，是否存在选择、涌现的过程？
对于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从腾讯创始之初的业务和资源角度来讲，腾讯一定不具备TOB的基因。也就是说，腾讯不具备先天的TOB基因。但当企业需要适应市场或者服从自身的战略需求，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基因是可以被修改的。新业务自身携带的基因和传统业务自身携带的基因可以互相影响（它们之间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进而让企业获得后天的特性，也就是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影响过程，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生物学上，进化是极其漫长的，对于企业而言，进化也并非一夜之间的事。进化取决于环境、能力、领导者、*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对于像腾讯这种存在诸多产业条线的巨量级企业而言，各个产业条线之间也存在进化能力的差异。
比如腾讯企点最早是在年以“企业产品团队”的形式提供企业级QQ的产品和服务，经过了十四年的进化，已经是腾讯产业互联网中发展相对成熟的业务部门了。在腾讯企点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针对企业客户的经验沉淀，这些沉淀和腾讯自身的基因互相影响，就有可能演变出腾讯TOB的基因。
如此，吴*在年的观点，起码是不够严谨的。
另外，我们在谈论“腾讯”的时候，尤其是在当下，要结合到企业的战略和业务去谈。对于一家多元化或者生态级企业而言，作为集团总部的“腾讯”起到是投资和资源调配的作用，你很难去用TOC或者TOB的二元业务逻辑去对其进行评判。也就是说，集团不做业务，只做决策。
如果要用业务逻辑去判断，那么就要去看其具体的业务。比如，要求腾讯内部做游戏开发的团队具备TOB基因，有意义吗？当然，腾讯在明确六大事业群的组织架构之后，可以明显看到，大部分事业群都多多少少的涉及到TOB，这是基于提升组织内部横向协调度的需求。而TOB的整体战略出口在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年5月14日，CSIG宣布新一轮架构升级，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担任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让事业群以类公司的架构得以存在，实则是明确了TOB战略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从早期业务团队到事业部、再到事业群，最后形成类公司架构，起码有一点可以说明，腾讯在TOB的业务拓展上是取得成效的。腾讯年一季报显示，公司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板块增长47%至.28亿元。
那么，腾讯到底具不具备TOB的基因呢？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讨论腾讯具不具备TOB基因这类伪问题，而是围绕前文提到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将论述聚焦在已经具备TOB基因的TOB业务能力上面。泛泛地谈论“基因”毫无意义，“基因论”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是一个分析模型。比如，当阿里巴巴做不好社交软件，百度做不好搜索之外的业务，我们就不能用一句”基因不行”敷衍了事。我们要看的是是否存在演化的过程，以及基于新基因之上的能力形成。
去评判一个现象很容易，但分析和理解一个现象就很难了。
到底什么是基因论？
当我们谈论企业基因的时候，意味着两点，一是我们针对的是组织能力而言，二是我们进入到了进化理论的范式。它的假设前提是产业以及组织能力的形成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很明显，这是生物学被隐喻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之后的新知识体系，这个隐喻顺序也可以认为是先到经济学，再到管理学。
我在上一篇文章《连接：始于科技，成于信任》中谈到过传统经济学对网络经济缺乏解释力，这是因为“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两大支柱级概念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背离。比如，腾讯无论是做社交软件还是做产业互联网，均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利润无法最大化，就意味着供需模型中的均衡不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市场无法提前给定。所以，竞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竞争中，市场和企业的状况始终属于动态过程。
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其实从熊彼特引入“创新”理念开始，经济学家就在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包括阿罗以及赫尔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以寻求“满意”的管理人替代寻求“最优解”的经济人——有限理性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与组织的有限理性对应的是不完全信息和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测，比如我们既无法了解自己认知能力之外的事物，也要面对无法被提前精准预知的黑天鹅，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就要持续创新。
创新的过程包含了三个要素：保持惯例、持续搜索和选择，这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在年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的。如果说传统经济学反映的是牛顿思想的话，演化经济学则反映的是生物进化论思想。经济思想领域最早对生物学的眺望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力学”。虽然最后还是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但他的这句名言在关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文献中被数次引用，如“福音”一般存在。
“基因论”的背后是“进化论”，“进化论”的正式起点就在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这里。一如他们在书中所写“我们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了基本的思想，从而行使一种选择权。由于我们的先驱者马尔萨斯给达尔文思想提供的剌激，经济学家们永远有权行使这种选择权。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借来的思想，它是我们计划的中心——经济的‘自然选择’思想。市场环境提供企业成功的界限，这一界限与企业存活及增长的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企业群体里各种不同的存活及增长的类型，能够造成说明那一群体特点的经济总量的变化，即使各企业相应的特点是恒常不变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经济中存在着和生物学中类似的物竞天择，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有些特点是不变的，但是有些会变，而变化且进步的那部分就是创新。对于这种特征，两位学者选择了"组织遗传学"这个表述，“‘组织遗传学’——组织的特点，包括作为生产产出和赚取利润能力的基础的那些特点，通过时间而传递的过程-——的一种看法，支持我们分析地强调这种靠自然选择进行的演化。”
以研究“技术和生产管理（TOM）”而闻名的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宏认为演化经济就是把对生物物种的出现和生物多样性的解释引入到企业或者企业群的历史性的演进过程中。生物进化论和组织进化论具有共同的三大基本推理：
首先，“进化论”非常适合解释“体系拥有不宜变化的性质，但有时却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
其次，“进化论”要解释的是一个复杂体系的合理性。而这个“合理性”是一种事后合理，也就是为什么最后胜出的会是A，而不是B？
第三，进化本身是必然的，但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则是偶然的。故而，进化是“必然”和“偶然”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我们既要看到“必然”是可以提前预知的，也要看到“偶然”是无法被预知，且需要被事后进行解释的。
藤本隆宏特意强调，“进化论否定了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体系创造者和管理者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所取得的结果’这一单纯的目的论，”不能认为‘成功的企业都是完全按照经营管理者和员工为朝目标而制定的计划，进行组织变革所取得的结果“。
企业必须要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变化。
藤本隆宏认为进化论的三阶段是“变异—淘汰—保持”，对比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的“惯例—搜索—选择（市场竞争）”可以发现明显的对应关系，只不过排序不同：“变异”对应“搜索”，“淘汰”对应“选择”（市场竞争），“保持”对应“惯例”。
这其中最核心的是“惯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企业基因”。这里要额外提示一下，或许对我们理解“基因论”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演化经济学中的“惯例”和社会学中的“惯习”的意涵非常接近。“惯习”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打破了个体和整体的二元对立，提出社会现实既在个体心中，又在个体心外。“惯习”概念既存在于个体身体上和心灵中，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特征。它和一种被称为“场域“的存在互相说明，且不可分割。而”场域”就是个体之外且可以影响个体行为的文化环境。
“惯习”是一种倾向机制，它会让个体优先选择过去的经验和他们曾经依赖的资源。现在常说的“路径依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把“惯习”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惯例”了。尤其是，有国内学者提出“基因论”也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现在我们说的“企业基因”不单单是针对基因而言，还要看到非基因要素的影响，进化过程发生在了从核酸到个体再到群落的各个层面上。环境结构和主体之间始终都在相互塑造，它是“历时”和“共时”并存的过程。
理解“基因论”需要一个结构视野，如果局限在某一个业务人员的表现并据此得出结论，就会失去水准。
再回到“惯例”。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有做事的固有方式，包括生产、管理、销售、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各有一定的惯例，是“对于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也是前文所讲的“必然”的载体。至于“惯例”到底是什么？两位学者更偏向于站在知识论的角度来解释，即基于个人默会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被反复利用，并形成了“组织记忆”。
“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我们基本上主张，组织靠做来记住，虽然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和详细的说明。组织主要靠运用来‘记住’惯例这一思想，与个人靠运用来记住技巧这一思想很相像。记住主要是通过运用来达到的，完全通过书面记录或其他正规存档方法并不能保证记住，这一点并不否认企业保存正规的记忆，而且这些正规的记忆起重要的作用。但组织的记忆一定比正规的记录要多得多。”
可见，惯例是可以像基因那样进行遗传的，它指导着企业去做类似的事情。也可以说，惯例就像我们从事某一项运动时形成肌肉记忆，它有自动的触发机制。可一旦我们想要熟练进行另一项运动，就要改变肌肉的记忆。
同时，惯例是企业的行为集合，它包含了知识、能力、资源，因此它也是不易被模仿的。
藤本隆宏在研究日本汽车制造业的时候，提出了“组织能力”的概念，并从四个方面对其定义：一是企业拥有的经营管理资源、知识、组织程序等体系；二是企业独有的东西；三是其他企业无法简单模仿（具有长期优势）的东西；四是以竞争优势的最终结果体现出来。
从藤本隆宏的理论背景来看，他眼中的“组织能力”约等于“惯例”。其次，竞争优势的底层基石就是“惯例”（如图）。在后面对腾讯智慧出行业务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会依此逻辑。
（制图：李尤）
在前文提到，企业的基因进化是基于惯例—搜索—选择的机制，这是“由惯例指导的、改变惯例的过程”。“搜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面对新情况时从惯例中寻找解决办法，一个是通过研发去寻找新的惯例，前者代表“习”，后者代表“学”。因此，“组织能力”还可以表述成“组织的学习能力”，藤本隆宏将其归结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最终都能学到经验的组织能力”。用中国人常说的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在旧的惯例中融入新的惯例，就是企业的演化。和生物学中的进化一样，企业演化的目的是预知的，适应环境，适应新的竞争需求，但是过程和方向却是无法被预知的，甚至没有规律可循。当我们觉察到一个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已经构建出竞争优势的时候，证明其已经完成了一次进化。而进化尺度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动态环境对企业的挑战系数。比如产业互联网对于腾讯而言，是其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一次环境挑战。腾讯以CSIG的构建来应对挑战，在战略层面就折射出了这种“重大性”。而腾讯在此之前的种种战略都是基于C端业务，环境相对稳定，对其“惯例”的挑战不够激烈。但腾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究竟可以进化到何种地步，我想腾讯内部的人也不会有答案，一切皆为变数。
如此，再看腾讯的变革，就绝不是外界所揣度的“梦想”动因，而是因为惯例的稳定性和环境之间的匹配度到达了演化的临界点，是“惯例—搜索—选择”的进化机制在起着作用。
进化是机制，组织能力的形成则是以“涌现”（emergrnce）的方式构筑起来的。“涌现”是生物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思是系统内的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稳定的整体结构。一开始，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可能是低效、混乱的，但是随着相互学习和相互模仿，最终形成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涌现和演化的区别在于，涌现是针对局部系统而言，是系统内部的秩序形成。演化针对的是整个系统而言，产生的是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新行为。我们可以用“演化”来看腾讯的产业互联网战略，用“涌现”来看其产业互联网业务中的某个业务部门，比如本文即将分析的智慧出行团队。
Emergrnce在国内的译法比较多，有人译作“创发”，有人译作“突发”，有人译作“创生”，但背后的理念都是“不可预计”、“出乎意料”。这就需要企业对自己以及对未来的新系统，保持足够的“陌生化”心理，宁可事后诸葛亮，也不要事前诸葛亮。
我们现在可以来总结，到底何谓“基因论”？
第一，“基因论”是基于“进化论”的增长逻辑，遵循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的假设，而是以“满意”和“动态”为前提。
第二，“基因”就是“惯例”，“惯例”是企业行动的集合，它包含了知识、能力、资源。
第三，“惯例”是一种深层竞争力（组织能力），最终以“竞争优势”为表现形式。
第四，“惯例”具有稳定性，可遗传性。当其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会在自我复制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第五，“演化”是针对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而言，“涌现”则是针对系统内部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涌现”发生在系统底部。
第六，重点是看“惯例”在“涌现”过程中的表现。
腾讯智慧出行的“三方系统”是如何“涌现”出来的
我们把调研时的重点放在了腾讯智慧出行的车联业务，以及腾讯智慧出行、长城汽车、仙豆智能三方组成的子系统中，意在通过梳理子系统的“涌现”过程，进而管窥作为大系统的腾讯的演进逻辑。我们采用了从“表层竞争优势”到“组织能力”的分析架构，这是一个依照时间线进行的过程。其中“表层竞争优势”主要是产品层面的变化，随着腾讯的产品和整车之间耦合度越来越高，必然要求腾讯的组织能力也要随之演化。
1，确立表层竞争优势
表层竞争优势是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评价的产品表现力。
（制图：李尤）
腾讯智慧出行的车联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年，当时主要是和路畅科技这类从事车载导航娱乐产品及系统研发和生产的企业进行合作，做后装的车机产品。主要是在腾讯车载ROM系统之内，集成了地图、影音、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