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农业发展与金融》年第2期
记者李静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有哪些丰富的内涵？如何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如何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著名经济学家贾康。
记者：学习贯彻*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已经成为共识。您怎么理解新发展格局？
贾康：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基于对我国进入高质量新发展阶段，以及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深刻洞察，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作出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动对内改革解放生产力、对外开放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已处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多年的传统全球化呈现减缓之势，国际上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当今世界正面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突出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东升西降”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和国际关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加剧了这一变局中的矛盾，世界经济衰退难以避免。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我们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旨在以系统论思维统筹强调国内国际供需的互动，追求升级版的发展，在提高自己的抵御和稳定能力、更好把握主动权的战略思维上，既要更多倚仗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这个统一市场，又绝不放弃更好地与其他经济体形成国际大循环的交流机遇。
记者：*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战略方针有什么逻辑关系？
贾康：在本质上，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与我国已强调若干年、并已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就是要释放我国本土雄厚的市场潜力。从原理上讲，扩大内需，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会从而推进到一种使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立足本土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由此，如果扩大内需得到其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合成的便是一个供需均衡的经济循环。现在讲的内循环，更多是讲在过去已有的种种扩大内需努力之后，在新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经济循环中可倚仗为“主体”的组成部分。应当说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必然是内、外双循环并举的，我国“双循环”方针在中央指导思想上的新意之所在，就在于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
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有适应当前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战略考虑，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发展升级主动权的战略思维。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无论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是要对接国际化和信息化所客观形成的综合的成长性，我们都有可观的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既然国内大循环的份量可以相机调适和强化，那么当然就要在主动权这方面紧紧抓住不放。以粮食安全为例，我们过去在大豆、玉米等方面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大豆进口可腾出中国大量农田，利于我们更好在本土安排自己相对优势的农作物，但现在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对此作出相机调节。可以说，扩大内需和内循环是同一个事情在不同阶段上的两个具体表述，属于同一个“阶段性相机抉择”——既要立足于本国，尤其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努力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又要拥抱全球化，来促进实现现代化的进一步升级发展。五中全会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倚重于内循环，是形势使然，很有必要。
记者：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会不会被误解为逆全球化？会不会意味着封闭？
贾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否定国际经济大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形成共同发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是*策组合的大框架，其在强调注重内循环的同时，还要求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两者相得益彰。
外循环，在20世纪80年代曾称为“国际大循环”。那时中国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我国强调“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大循环引入本土所缺的商品经济因素，在引入资金的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推动中国经济起飞。此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年前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一步步培育起来，融入到全球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后，我们现在需要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适当降低对外依存度，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总结来看，外循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个由升到减的变化：开始我们很弱，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中国的发展；经过这些年发展，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转变为现实的支撑力量，外循环的份量由升到减是必然的。这种内循环与外循环此消彼长的态势是我们作出注重内循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外循环的分量降低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外循环的重要性。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外循环与内循环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本质上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身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从而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其中也内含开放对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催化与倒逼。这种相互促进是在世界市场广阔舞台上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会带来品质提升和转型升级，适当改变过去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更多在产业链提升状态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输出到国际上去。
因而，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观点看法，强调“双循环”是个完整*策框架非常重要，其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要把内循环和外循环合在一起看，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仍要长期坚持外循环，内循环决不意味着“封闭”。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外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只不过现在外循环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些。总之，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即通过内外互动、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不断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追求更有主动权、更高质量、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记者：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您认为有些什么途径去畅通国内大循环呢？
贾康：畅通国内大循环，要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年远景发展目标建议的指导方针，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把握好相关要领。
一要优化收入再分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在收入结构方面依然存在收入悬殊、分配不公等结构性问题。要推进优化收入再分配的相关改革与相关*策设计，更好地改善民生，保持就业达到一定水平，使老百姓收入可以稳定增加并形成较好预期，从而以百姓收入提升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的结合，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
二要更好发挥中国本土企业的活力。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微观层面活力的释放，离不开宏观决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胆略和决策科学性。要吸取有的地区在前些年迎来短暂的经济回暖后，近年来却面临经济增速和景气局面断崖式下滑困境的教训。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文化不足，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构建缓慢，会深刻影响甚至扭曲交易行为，如果契约很难得到遵守，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发挥出来呢？当前的国内大循环要想做得好，关键是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打造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的活力能真正发挥出来。其中还应特别注重已占“”举足轻重份量的广大民营企业活力的发挥，要使民企继续吃好“定心丸”，生成长期行为，真正按总书记说的“自己人”定位为全局持续作出重要贡献。
三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当前我国在部分核心、前沿、关键技术上仍依靠外部供应，高端芯片等面临被“卡脖子”的局面。要突破困局，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借鉴“两弹一星”经验，结合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组织团队共同攻关，最终面向全球市场，形成高质量、性能稳定、源源不断的芯片供给能力，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最高端的内循环与外循环能力。同时，这也就客观地要求我们努力以制度创新打开我国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推进和完成经济社会转轨来进一步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
四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如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作度量，我国无“欠账”的真实城镇化率年底统计数据为44.38％，而达到人均1万美元GDP的其他大规模经济体，城市化率平均超过65%。我国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并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也要积极地以居住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人力资本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
五要抓好有效投融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培训、医疗保障、文化娱乐、养生养老等，与之相对应，都需要提供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的源头是有效投融资。通过创新发展中的有效投融资形成有效供给，不仅可以回应和满足需求，而且可以拉动和创造新的需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基建，三者一定要相互呼应、合力推进。比如新基建所处新区连片开发过程中，既包括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道路桥梁、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新区还要带动、辐射其他的区域，包括使其周边更广阔的农村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新基建、传统基建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必定是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
记者：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您怎么看待双循环与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的关系？
贾康：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强调倚托本土已经循环起来的统一市场，更多地依靠中国自己的市场潜力来形成经济发展中供需互动的主心骨。从扩大内需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从双循环到需求侧改革，体现出中央的系统论思维。在过去粗放而高速发展的阶段上，扩大内需更多代表的是总量调节框架。但在反周期调控下，结构优化问题已变得愈发突出，中央在年底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面对的矛盾主要方面，注重克服我们结构失衡矛盾的战略方针。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年底中央*治局会议首次强调需求侧改革，是强调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时，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这体现的是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系统性思维，需要有各方统筹的全局观。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要相互呼应、互相促进：供给侧更多地要处理制度供给、制度结构和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而需求侧更多的首先是一个合理的总量管理和调控的问题，但这种带有总量调控特征的需求管理，需要有配套的制度安排与规则的优化。按既定的制度与规则执行的运行过程，是管理，而优化变革制度和规则，便是改革的任务了。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强调的是为实现需求潜力的释放“消除堵点”，其针对性在于优化以总量调节为基本特征的需求管理所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也就是要在管理调控运行机制上，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创新改进。因此，打通堵点是需求侧改革的关键，需求侧改革又必将是与供给侧改革相互呼应地对接、结合于配套改革系统工程之内的。
比如，消费的堵点突出表现在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需要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保和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改进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投资的堵点突出表现在具有投资发言权的部门缺少协调，需要有规划权的各部门通过“多规合一”，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带出建设项目投资高水平的通盘安排。消除出口的堵点，在于进一步在创新中以*府*策引导、信息服务和行业协会协调等，支持扩大外贸，使外贸企业更好适应形势变化，能更好地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在外循环这方面打开新局面。从总体上看，我国外贸已经较大程度放开，因此，其堵点的消除，主要在于*府能否更好地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职能，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提供及时的服务、引导；在有关的行业协会等方面，能否更好起到穿针引线作用，这些都十分重要。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外循环？
贾康：在推进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经验基础上，面对外部环境新变化，我国除了在外贸方面作出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必要调整外，还应继续推进外循环，形成内、外循环间的相互促进。
一是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在千年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和WTO成员的基础上，又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应积极和有关各方沟通、磋商，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升级版（CPTPP）。积极参与按照高标准自贸协定形成重大的区域合作计划，正是以高水平开放挖掘双循环潜力，使内外循环相互促进，通过开放来催化和倒逼国内的改革攻坚克难，合乎我国已有的实践经验，实打实地创新改革，求发展、图强盛，在市场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道路上，催化一系列改革攻坚而解放生产力，引领双循环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这是实现全面开放、更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也意味着要在全球竞争中提高我们的产业水准和防控风险能力，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存、共荣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共享一条产业链”的外循环路径，具有主动权、支撑力的内循环，将使对外招商引资和本土企业在商品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乃至资本输出方面，更具有动力、配套条件和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三是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自贸区的建设，开创内外贸一体化、外向型经济升级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在以高水平开放催化、倒逼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培育强劲的经济增长点。本土的自贸区从上海开始，应在多轮复制的轨道上继续扩大覆盖面；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海南自贸区建设，要以打造世界最大体量自由贸易区为战略目标，全面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物流、经济调控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一体化发展中，应以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龙头，以香港、澳门联结的全球商业文明市场规则体系为标杆，积极打造强劲增长极区域；中国累计数十个自贸区，成百上千个各类保税区、物流中心、开发新区等，应形成更加合理的全方位布局，支撑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断推进内外循环之间良性互动。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协委员、现任全国*协参*议*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部财*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年享受国务院*府特殊津贴。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年1月8日中央*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年-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年度中国好书”）》，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年我国哲学科学种学术期刊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篇），总被引频次（次）和总下载频次（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长按如上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