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宋冬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吉林财经大学教授;
孙尚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范欣,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21世纪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呈现飞跃式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当中的核心资源,凭借其独特的使用价值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①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指导意见》②更是开宗明义地提出:“数据是国家基础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这表明数据不是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更应被称为现代生产要素。在这一背景下,回答好“数据何以成为现代生产要素”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从而完善并发展数据要素的相关理论,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是从研究范式来看,学者们基本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从单一视角加以阐释,却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发展是理论、历史与现实层面的有机整体。为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视角准确把握并科学阐释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总体逻辑,实现理论与现实、历史与逻辑之间的辩证统一。
一、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理论逻辑
(一)生产要素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是指用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经济资源[1],现代生产要素则可指现代社会中的核心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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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习近平在年视察中科院时的讲话。
②《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本文简称《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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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重要经济资源,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了现代生产要素。但在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之中,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随意引入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经济资源纷繁复杂,生产要素却屈指可数。这表明对生产要素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定义层面,生产要素也不仅仅是对投入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简单列举。要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首先必须打通理论逻辑。既要把握生产要素的发展规律,也要认识数据的特殊性及其与传统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为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生产要素理论的早期雏形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他在《赋税论》中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2]66此后,布阿吉尔贝尔也认为:“财富和随之而来的税收除土地和人类劳动之外,没有其它来源。”[3]虽然他们未曾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学界普遍将这种观点称为“生产要素二元论”,这一理论将人类的生产实践进行高度抽象,找到了生产要素最本质的规定,体现了主体与客体、能动与被动之间的二元划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并不是一种资源或商品,而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此时土地的内涵也较为宽泛,是与自然相等同的概念。可见生产要素的范畴从来就没有局限于生产中所投入的经济资源。
这一理论到亚当·斯密时期开始有了较大发展。斯密指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4]47并且“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4]45从而混淆了交换价值的源泉与交换价值的构成,因此被马克思批评为“斯密教条”。抛开对价值理论的探讨,可以认为斯密在生产要素二元论的基础上加入了资本,形成了生产三要素论的早期形式。生产三要素论是由萨伊正式提出的:“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5]75-76此外,萨伊还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导致其理论庸俗化。
不可否认,生产三要素论是有其科学性的,但“斯密教条”与“三位一体公式”也代表了其中的不科学因素。按照斯密的认识,资本是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那部分资财。因此与对土地和劳动的客观划分方式不同,斯密对资本的界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在马克思眼中,这些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6]33“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当作生产要素;(2)当作收入源泉。”[6]32所以在生产三要素论中“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6]32,它以表现出的物象性掩盖了其背后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对于资本,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7]从而将生产三要素论的庸俗性彻底地揭示了出来。在与生产三要素论划清界线的同时,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一般而提出了“劳动过程三要素说”,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其实,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首先表现为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三要素说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抽象化表述。可见,马克思从人类劳动实践的客观现实出发,摒弃了主观唯心的划分方式,科学地界定了生产过程也即劳动过程中的三大要素。马克思为什么强调是“劳动过程的要素”而没有用“生产要素”来进行表述?因为生产过程的本质就是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而绝不是什么别的要素。从而在根本上澄清了前提,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论的批判。此后马克思在写作中虽然也多次使用生产要素这一范畴,但其内涵已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虽然马克思的劳动过程三要素说是对生产要素的抽象化表述,但是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实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6]38后,还要进一步走向“第二条道路”,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38,因为“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6]25因此面对现实问题,还要完成从生产一般到生产特殊的转换。正如马克思经常使用生产要素的范畴,我们也需要运用生产要素的范畴来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还要对其加以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既不能不加区分地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也不能故步自封,对其科学成分一概否定。即便是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也只是简单的、抽象的要素,而不是全部要素。它们虽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8],但“它内含着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劳动过程的发展,会有新的因素加进来。”[9]
从科学的一面来看,生产要素的发展是从本源到派生的接续探索过程。正如马歇尔也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10]但他也将资本列入生产要素,并将组织从资本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生产要素四元论。并认为“资本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10],将知识也纳入到生产要素的范畴。其实,当结合马克思的劳动过程三要素说来考察生产三要素论时就能发现,资本当中虽然同时包含着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但资本的引入主要由于工业革命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兴起,使得“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11],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11]。因此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11]可以说,抛开庸俗成分不谈,资本作为一类“物”的代表,是为了填补劳动资料这一类属的空白而被引入的。当劳动过程的简单三要素都具备以后,生产要素在进一步发展中如果只单纯考察生产中投入经济资源的种类,按照资源投入的绝对数量来作为引入新生产要素的标准,生产要素理论就会失去其科学性,沦为纯粹的现象学、分类学。事实上在马克思完成对生产三要素说的批判之后,就将目光逐渐转向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这类因素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也被称为生产力要素。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8]53这样也就不难理解知识、组织这类非经济资源为何能够成为生产要素。事实上,它们既属于生产要素的范畴,也属于生产力要素的范畴。
总而言之,生产要素并不是简单地指用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经济资源,它的发展并未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直观描述,而是逐渐走向了以生产财富与分配财富为导向的,分析物与物关系的阶段。它最开始要解决的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即生产中发挥作用的要素种类的界定与溯源问题,也就是“把一切生产要素归结为参加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的简单要素”[12];随后开始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供“合理性”的伦理基础,使其出现了庸俗的成分;最后,马克思将生产要素抽象化为劳动过程的简单三要素,而后又进一步具象化为生产力要素,在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完成了批判与扬弃,使生产要素理论科学化,成为寻找社会产出或财富增长动力源泉的理论。由此还可以得出生产要素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新的生产要素是在其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从原有生产要素中派生出来的。其次,新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应是生产力要素,这种要素对生产力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具有理论科学性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数据为什么能够成为生产要素。在此首先要分析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主要表现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对于信息,无论是人类信息还是自然信息,在本质上都属于自然资源,其中前者源于人化自然,后者存在于自在自然,因此信息本质上属于自然要素。另一方面,知识是人脑在实践过程中对信息进一步加工的产物。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实践,也就是人的劳动。“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7]96成了知识的重要源泉。因此知识在本质上是从自然和劳动中派生出来的。数据作为知识和信息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是由知识和信息转化而来,从根本上派生于自然和劳动要素,应当从属于资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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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资本只作为生产要素而不再有收入源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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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资本中直接派生出来的数据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其次还要判断数据对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否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知识已经被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索洛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后,一些学者就已将技术或知识视作第五大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信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许多学者就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将信息列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一。他们认为“生产力诸因素的有机结合是靠信息实现的。信息是联络各因素的纽带,信息是生产力统一体中的神经系统。”[13]15“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将从生产力诸因素中分离出来,作为生产力中的一个独立因素而发挥作用。”[14]不仅在生产领域,与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有关的信息同样重要,它们都可以反作用于生产,使社会再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因此数据作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也符合上述第二个基本特征。
最后要认识数据的特殊性,说明数据何以成为现代生产要素。从本质上讲,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是指对客观事件进行记录并可以鉴别的符号,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的物理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因此数据一方面作为物理符号是知识和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是人类所发明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和信息的特殊存在形式又具有特定的内涵,是人类社会的特有产物。而且数据本身虽然是无形的、非物质性的,但其存在需依附于物质载体,即需要物质用于存储和传播。[15]此外,数据还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部分排他性、低复制成本性、外部性以及即时性等独特属性[16],使得数据可以明显区别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因此在理论层面,数据之所以成其为现代生产要素,是由于数据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独特性。总之,将数据列为独立的现代生产要素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产物,而是我国在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
二、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层面来看,数据有其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历史必然性。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在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生产要素,并且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中,新的生产要素都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有其阶段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一)生产要素发展的历史逻辑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虽然生产要素不一定作为劳动资料发挥作用①,却能够直接反映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指导:并不是各个时代创造了不同的生产要素,而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划分出了各个时代,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出现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世界都普遍处于农业经济时代。此时社会生产所用的劳动资料还只是简易工具,手工业劳动者凭借其技艺仍在工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工业的生产规模狭小且产品种类并不丰富,因此农业作为当时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也就相应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到了十六世纪,分工与协作的深化使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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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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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8]由于资本尚未建立起对劳动的绝对统治,劳动资料也还是简单的劳动工具,工人的劳动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在当时只存在土地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随着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序幕,欧洲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有限劳动力的约束下,世界市场从而产品需求的扩张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出现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机器①的出现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断排挤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使其逐渐归于消亡。因此工业部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取代农业而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生产部门。马克思认为,工厂是由无数机械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自动机,这些不停从事生产活动的器官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此时机器与工人之间的主客体地位发生颠倒,机器体系成为工厂的主体,工人只是处于辅助机器进行生产的地位,受到机器体系的支配。不仅如此,机器还使工人原有的生产技能归于无用,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工人的可替代性也大大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劳动力及其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逐渐掩盖,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机器则以资本的身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生产要素也因此过渡到三元论。
随着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不断发生变革②,与垄断组织共同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世界开始迎来新二轮工业革命。与此前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表现为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紧密结合,并且技术革命越来越依赖于科学革命。[17]正如电磁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的时代,科学开始“走到了生产的前面,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18]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作用,认为“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12]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将来要掌握的不仅是*治机器,而且是整个社会生产,这需要丰富而踏实的知识,而不是响亮的词句。”[19]说明知识已经成为决定社会生产最关键的要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过渡到垄断阶段。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广泛流行,使得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通过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的加快而不断发展,对垄断组织的管理、监督和调节职能也显得愈发重要。在此背景下,知识、技术、组织、企业家才能等要素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