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首届无想山峰会上的发言（,4）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部财*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尊敬的张梅颖副主席和各位领导，尊敬的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很荣幸受邀请参加我们的首次峰会，祝贺首届无想山财经峰会成功举办！我借这个机会也汇报一下自己对于乡村振兴中投融资支持和机制创新方面的一些初步认识。一、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通盘把握首先，乡村振兴还离不开农业概念。农业总体而言的发生领域就是农村，进一步形成了“三农”概念。我们一向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观察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展，农业作为产业，又面临相对弱势的问题和一系列的矛盾。我国领导层在前些年就强调了农业需要得到反哺，内在逻辑就是农业的比较利益是相对低下的，它在产业中间是居于弱势地位的。“三农”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得到必要的统筹规划和*策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在继续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和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有关的一系列的挑战。依我的理解，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所内含的人本立场上的诉求是要使农民致富。当然农民在总人口中间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但始终还是存在着务农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要融入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而且，未来几十年间的城镇化推进中，不应使几亿农民有序地实现市民化——从现在来看，粗线条地讲，未来几十年，中国至少还有3-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为城市常住人口，并应尽可能顺利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市民”待遇。而留在农村区域的这些成员，他们所关联的产业要纳入总体的全局的可持续发展中，同样也需要实现升级。这种一体化发展中产业的升级和乡村的振兴，其实是一个事情在两个角度上的表述。乡村的振兴，不排除非农产业在其中的结合和渗透，但毕竟乡村概念下，基本面上首先还是农业要有现代化，农业要有升级发展。当然，中央的指导方针非常清晰：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上，才能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支持高质量升级发展。这样，在农村发展的大视角来看，不同的区域，农业方面相关的不同市场主体、企业，都需要得到投融资的有力支持，还要紧密结合着这种支持的*策设计，要考虑相关的机制创新。很多情况下，光讲*策其实问题说不全，必须考虑相关的制度机制怎样在现代化转轨的过程中有创新的积极努力，再配上*策的优化支持。在结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制度创新、*策优化、支持乡村振兴这方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着眼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我们农业的投融资必须以市场化、专业化、对象化为基本取向，并且势必需要纳入中国的配套改革和全球化潮流。第二，农业投融资需要匹配合理、可持续的*策支持。第三，如我前面已经强调的，对这些农业、乡村振兴相关事项讨论投融资问题，要特别注重推行机制创新，在制度的配套改革过程中，把制度、机制的改进和*策的优化结合好。二、关于乡村振兴、扶助三农中的市场化、专业化、对象化和配套改革整体化从市场化视角来说，*府的农业投融资要回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尊重市场资源配置的机制起总体而言的决定性作用。农业里有企业介入进来后的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的投融资，要充分运用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在竞争和合作中间争取做好、做大、做强。在所谓专业化的视角上，要强调各项农业的投融资要以高标准的专业水平为取向，注重提高绩效。所谓对象化是说，各项农业投融资要有效地针对投资项目的特点，切合种植或者养殖的客观情况，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的供给管理解决方案。可行性的研究、金融工程式的一些定制，都要抓好优化落实适应特定对象的供给，这正是对应中央所说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是要求有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而且要求这种方案尽可能地高水平——它是要处理每一个具体项目上带有挑战性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以此为背景，我们要推进配套改革的整体化：比如说和农村的产权制度等改革的呼应和协调。大家都越来越感受到，农村改革推进了这么几十年，在进一步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这个问题的挑战其实是相当严峻的。必须和农村的社会治理变革相结合着把它处理好。在“有中国特色”之下的难题，我简单地说几句。我观察，一向表述的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被称为“集体所有制”，也被认为是公有制，但它和其他的建成区（凡是城镇区域、工矿区域）的那个土地所有制不一样——后者被称为国有制。可以比较直率地说，在实际生活中，随着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机制要升级，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提高完善程度，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为底盘的农村区域要素合理流动之路，是越走越窄了：因为在经济性原理上分析，集体所有制的决策机制是什么？是集体成员为一个圈子，在整个社会里面是个小圈子，一人一票。从人性来说，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导致的最近似的结果，是这个圈子所掌握的那个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一人一份，但是这个圈子的边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村里的姑娘嫁出去了，她不是这个集体的人了，这时候怎么变动这套原则、机制下对她的土地分配呢？外面的姑娘嫁到村里来，是村里的媳妇了，成为村集体成员了，她怎么取得与这样一份土地实际对应的权属呢？实际生活中间，这些事情关联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了一起。还不要说其他人员变动、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情况，集体成员的边界必然模糊和不断变化。所谓集体决策、一人一票，在实际生活中——调研就可以知道——越来越变成一个更小群体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主导权者的决策，而这个决策如果出偏差怎么纠正？和外部的生产要素流动怎么对接？越来越成为难题。对此今天只能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个观察——我在已写的文章里，还有一些场合说的观点里提到过，就是我很注重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深圳作为特区，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在前沿上非常值得肯定的积极探索，利用特区的立法权，在前面已经解决了把深圳辖区之内所有的土地都法定为国有土地的问题，即那里只有一个总体的国有土地所有权，没有集体土地了。那么原来相关的这些利益关系人（最直接的原来居住的农民，现对他们称为“原住民”）。在原来的集体所有土地里有一份，可以认定那一份并将其兑现为利益，这怎么兑现？深圳是以“两级谈判”解决，形成一个利益兑现的方案：*府牵头和社区的谈判是一级，社区再跟一个一个具体的原住民谈判，是另外一级。*府并不直接去和原住民谈，矛盾通过两级谈判来消化，最后形成一个解决方案。利益的兑现可以分若干年慢慢来，但是方案是一劳永逸的。这样的土地终极所有，在深圳就是归于一个平台——国有土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下，这就可以解决终极所有权清晰的问题；而使用权怎样跟着市场机制的培育发展来流动、来交易、来划清边界、来贯彻商业文明所要求的一整套规则等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便可以与时俱进地解决。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全国以后的走向，都有启示。另外还有，我们强调的“全球化”，这里面应既有经验的交流、分享，也有各国*产学研商各界相关的合作和互动中的正面效应。中国现在是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要化解逆全球化的逆流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广大农村区域，也一定是在这个潮流中对应全球化的供需循环与多因素交流的。三、关于乡村振兴、扶助三农中投融资的*策支持体系相关的农村振兴、农村国土开发建设发展的投融资，需要匹配合理、可持续的*策支持。这方面要承认农村概念下、“三农”领域里的“市场失灵”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往往比工业、服务业更明显。公共*策对三农的扶持，要对市场失灵做出相应的弥补和矫正。比如说农产品领域里的“巨灾保险”配套机制，农副产品“大小年”这种经济学里所说的“蛛网运动”式的价格明显变化，带来对于经济生活和相关利益人的困扰，应如何缓解。这方面，投融资的风险防范上有很多具体的挑战问题。对基本的、大宗的农产品实施的（过去历史上有经验的）平准*策机制，到底怎么做得好？我国的“猪周期”变化里，财*的视角上已经几次感受到了挑战。当年推出的能繁母猪补贴，用意很好，实际执行过程中扭曲非常严重。很遗憾的是：我曾经说过我们的研究生，不论博士也好，硕士也好，如要做深入调查的话，能繁母猪补贴的案例，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际研究对象；但现在似乎没有见到一份这样的研究生论文。实践探索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启发。好的*策意向，怎么样把它处理好而尽量避免扭曲，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地要处理*策设计和实施机制的问题。对三农的事情要处理好，还涉及现在大家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