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清华艺术博物馆
作者：赵燕菁
转自：一瓣（ID：yibanshuping）
一、城市为什么会收缩
在我刚进入规划行业的时候，城市能否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规划要回答的无非是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城市收缩开始被中国越来越多的数据所观察到。城市增长开始分化——有些城市继续增长，而另一些城市则增长停滞甚至开始收缩。规划师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收缩的城市还能发展吗？如果能，发展的路径是什么？现实迫切需要一个能解释“非增长型城市”的理论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法。
城市收缩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早已出现。早在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在《区域发展*策》(Regionaldevelopmentpolicy)一书中，就注意到这种区域经济涨落不均衡的现象。他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andPeriphery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年在《极化发展理论》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and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但核心-边缘理论与其说解释了不均衡增长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发现了不均衡增长的现象。西方国家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和我们今天一样，大多把重点放在用各种数据描述城市收缩这一现象，但对城市收缩的机理研究却很少，或者说，大都集中在比较浅表的层次，这使得规划很少能给收缩的城市开出对症的处方。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年我在《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效用型增长：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为收缩的城市提供规划的工具。
二、增长的两种类型
城市是如何增长的？根据竞争理论，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个阶段。城市化刚开始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应很少的城市，城市处于供不应求阶段，城市提供的效用都差不多，因此哪个城市便宜人们就去哪个。在供不应求阶段，每个城市都获得程度不同的增长。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1.0阶段。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劳动力收入（预算）的增加，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此时，2.0阶段城市规模的此消彼长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性能价格比，人们选择城市主要看这些城市间的效费比（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performanceratio）。用公式表示，就是：
P=Utility/Cost
U：城市居民获得的效用（Utility），包括交通、教育、医疗、治安、法律等公共服务
C：城市居民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Cost）
P：不同城市的性价比（performanceratio）
在该阶段，人们选择城市就和购物一样，由城市的性价比决定。一座很好的城市，如果我住不起，它再好对我来说也没用；另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学校，医院，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生活不方便，再便宜我也不去。因此，城市依靠两个方式能提升性价比：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效用。
我们把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城市增长的方式，称作“C型（cost）扩张”，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都是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规模型城市”。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个居民负担的成本就越低，城市竞争力就越强。由于公共服务有着显著的规模效益，巨大的规模保证了高水平基础设施（机场、通讯、高铁、地铁、港口、教育等）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扩张，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提高居民的性价比P。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就具有先发优势，规模越大的城市，运营成本越低；成本越低，其他城市就越无法与之竞争。竞争的结果，城市就会像汽车、手机等产业一样，最后就剩下几个超级城市（群）展开竞争，其他城市则在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我们看到城市化第二阶段普遍出现的城市收缩。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所有进入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经历着类似的城市收缩。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进入萎缩的城市再也没有发展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手机、互联网的行业虽然最后都会出现向少数垄断巨头集聚的现象，但同时围绕着这些巨头衍生出大量专业化分工的产业群落。这个群落由很多小企业组成。他们专注于非常狭小的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通过寄生在巨大的企业生态内获得超高的收益。这就是在C型增长竞争中失败的城市的第二选择——U型增长。
三、效用的耗散与捕获
既然规模型城市由于公共服务显著的规模效益难以超越，其他城市该如何提升竞争力呢？答案就是提高效用，如何提高效用？这要应用到我更早之前发表在《学术月刊》《学术月刊》年第09期上的一个价格理论模型——哈耶克竞争。在这篇题为“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不同于Dixit-StiglitzCES效用函数的竞争模型来描述基于效用的竞争。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一个消费人。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dissipative)。注意，这里的消费人并不等于自然人。由于自然人的消费偏好递减，自然人可以是很多消费人的集合。比如当你吃第一个面包时，你是一个消费人，吃第二个面包，你的效用递减，就被记作第二个消费人……。消费人相当与于现实中的人次，虽然效用不同，但却可以加总。
然后，我们再假设与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一个消费者偏好不同，但城市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给每一个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是均等的，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都存在效用损失。显然，城市规模越大，效用的损失就越大。
可以用一个鞋子的市场来解释这种效用损失。假设每一个消费人的脚都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规模经济）。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就需要鞋的“种类”越多越好。可选择的尺码越多，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当每一双脚都订做一双鞋时，效用最大。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在城市里，每一个公共服务都可以是这样的“鞋子”，越是规模经济，越是满足的效用有限。
图1：规模扩大带来成本降低，却导致效用耗散
怎样减少这样的效用损耗？这就需要和规模经济相反的服务——多种多样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我们在图2中用规模轴X表示连续不同的城市效用集合。显然，任何一点的城市的效用，都只能满足一个消费人，离开这一点，效用就开始递减。减少效用损失（阴影部分）的办法，就是不断增加新的“城市”，直到每一个消费人都对应一个“城市”，效用损耗为零。
图:2种类增加，效用耗散（阴影部分）减少
比如，工作日你是一个消费人，需要靠近单位，交通方便；假日，你又是另一个消费人，你的偏好是安静，空气清新。而你的区位只能满足你一个偏好，另一个不能满足的偏好，就是你损失的效用。如果你能在不同的时间拥有不同的区位，就可以捕获损失掉的效用。如果我们把自然人的偏好视作一个连续统，每一分、每一秒的偏好都不同，那么就需要无数的“城市”对应每一个偏好。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意味着效用损耗可以通过种类的增加而减少，但却永远不能为零。
四、增长方式的转换
显然，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由于规模经济是“核心城市”的优势，反过来量身定做的专门化服务就是“核心城市”的劣势。这就给“边缘城市”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新机会。只要“边缘城市”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即使成本C很高，也足以形成相对“核心城市”较高的性价比P。那么，城市增长到底是规模优先还是效用优先？这就要引入“成本-预算”维度一并进行分析。
我们先建立一个三维的模型。模型中，X轴代表连续不同的效用。由于消费人等于“人次”，人数就医等等与消费的数量，因此，可以同时用来表示数量（quantity），Y轴表示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组成。假设可变成本恒定（每一个单位产品需要同等单位可变成本），可变成本就是一条直线。当规模扩大时，商品的平均成本（原点出发的斜线的斜率）随之下降。规模越大，固定成本被平摊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这就是所谓的规模经济。显然，如果只有X-Y轴组成的空间，产品的规模无限大时，成本最低。如果O点代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所有消费人都在这一个城市。
图3：消费者预算不足时的城市规模边界：C型（cost）扩张
怎么样使得具有无限报酬递增得到收敛？这就需要引入表示效用的Z轴（图4）。由于规模轴X代表不同的消费人，因此同时可以表示连续不同的效用。我们用Z轴表示偏好的大小。显然，离O点越远的消费人，效用损失就越多。但规模达到一个规模后，其带来的效用为零，这时无论“城市”多么便宜，也不会带来新增的消费。现在，城市O在两个不同的维度有了两个不同的边界。第一个边界在X-Y平面里，由消费者的预算限定——只要成本继续降低，城市就会持续扩张；第二个边界在X-Z平面里，由消费者这偏好决定——只要规模扩大到效用为零，城市供给再多也不会有新增的需求。
在1.0阶段，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进入2.0阶段，预算约束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约束，其消费约束是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换句话说，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而是受到效用缺失的限制——有钱买不到对路的服务。这就是供给侧不足，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
有了这两个边界，我们就可以描述增长转型了。在城市化1.0阶段，偏好都是正的，关键看城市的成本，只要城市成本C降低，P就会上升，规模就会持续扩张（图5）；当城市化进入2.0阶段，城市公共服务从成本竞争转向效用竞争——城市通过提高效用U而不是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P。影响城市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变量，就是消费者的预算。随着消费者预算的增加，消费者就会追求更高的效用而非更低的成本，城市的增长边界就会从X-Y轴的预算约束，转到X-Z的偏好约束（图4）。
在1.0阶段成本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发现并提升本地独一无二的效用重新获得新的竞争力。如果说核心城市的竞争力P主要来自低成本C，那么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高效用U。我们把通过提升城市效用U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称为U型扩张的“效用型城市”，或“专门化城市”。
图4：消费人效用/偏好限定的城市规模:U型（utility）扩张
五、收缩城市的规划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持续增加，效用型城市成为成长新形态。核心城市内人们的不同偏好，给边缘城市、非核心城市带来增长点。只有创造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才能为城市寻找到新的动力。高净值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为专门化城市提供了可能。专门化城市（Customizedcity），提供量身定做式的公共服务，精确满足高价值的个性需求，追求更高性价比而非低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在高收入的欧洲，会出现瑞士、德国、荷兰那样有大量专业化小镇组成的城市群落。虽然这些城市的成本可能较高，但预算并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独特的效用使其能够在于大城市分工中获得存在的空间。
一般而言，专门化的城市就像定制的时装一样，必定是“少而贵”、“小而精”。而收缩的城市恰好规模较小。因此，U型增长城市的规划必定不同于C型增长的城市，很多情况下，两者的方向可能刚好相反。对于U型增长的城市，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找到潜在的分工城市。潜在分工城市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一群。但必须足够发达。因为发达的城市消费者预算约束不重要，相反，他们对效用约束更敏感。这要U型城市可以提供无法在C型城市里被满足的效用，U型城市就具有了增长的机会。
如果一个收缩城市选择效用型增长，发现乃至创造其独特的效用，就变成了规划成败的关键。年前后，我在中规院时主持的三亚总体规划，就是发现了三亚在气候和景观上的独特效用，将不具备规模优势的三亚确定为北京、上海这样顶级城市分工的专业化旅游城市而获得成功。专业化城市可以是工矿城市，也可以是交通城市、*事城市；可以是金融小镇，也可以是康养小镇、科技小镇。由于风景、文化（古代遗存）具有不可移动性和独一无二性，最容易被用来形成独特的城市效用。
对于专业化的城市，传统规划的一些标准，比如用地分类和平衡就不再适用。比如三亚规划中产业用地就比一般城市大幅减少，基础教育等用地也相应压缩。相反，为游客服务的用地则大幅增加。其它如道路断面、绿化标准、建筑密度等等，都与通行的标准不同。比如道路线性就不是越快捷、越节省约好，而是根据景观的需要而选线。城市形态也不是越紧凑越好，而是依照景观资源的分布而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模型并不能救治所有的收缩城市，而是给出能转向U型增长城市的必要条件。由于大城市内部结构专门化分工，很多效用并不能都被收缩城市所捕获。世界范围看，真正实现U型增长的收缩城市依然是少数。帮助收缩城市“安乐死”可能是收缩城市规划手术方案中不得不考虑的一种选择。
对于那些无法满足U型增长条件的城市，如果将衰退城市恢复为高生态的原始环境，在国家自然资源的“资产负债表里”就可以记入“资产项”用来抵消C增长城市的扩张带来的自然资源“负债项”，可以视作另一个层次的空间分工。怎样制作自然资源的“资产负债表”，使“安乐死”后的收缩城市可以被“估值”，可能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