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科学的发展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中国学习和传播什么经济学、运用什么经济学、创新了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成立新中国，以及在建国初期特定约束条件下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只有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最恰当、最贴切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依据还是经过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为了富国富民、经世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被借鉴运用也是客观需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许多重要问题，呼唤着经济学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经济科学马克思主义
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根本上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或解释，就寻找什么经济理论，既有理论解决或解释不了，就发展或创新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以严复20世纪初翻译引进《原富》即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就多年；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引入并全面运用经济学于实践，也就70多年；如果以年改革开放开始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并努力创新为时间节点，也就40多年。其实，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步传播到了中国，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有了相应的组织，随后不久就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基本同步的。无论多年以来还是70多年或40多年以来，中国学习和传播什么经济学、运用什么经济学、创新了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在中国传播及其地位的变化、被证实和被证伪的程度、中国经济学家发展和创新了哪些理论，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阶段性的重要现实需要。
一、无产阶级革命和新中国制度选择及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理论依据
为什么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怎么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组中国关于经济和*治体制的动态选择问题。选择得有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我们选择的理论依据。《资本论》是马克思*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集中地、逻辑严密地阐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再适合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为什么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所取代。也就是说，马克思基于当时的现实，从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治制度“不合理、不适用、需要废除、需要创新”，通过革命推翻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指出了创新的方向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中国共产*面对当时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以后，找到了领导工农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治体制、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当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宣言》等著作中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但是，列宁审时度势，在其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事纲领》中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思想，而且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共产*视“首先胜利论”为“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通过革命推翻旧中国的体制和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新中国建成什么样、怎样建？列宁和斯大林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也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自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参考，这包括“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等理论。所以，新中国初期3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包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和斯大林组织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依此编写的所谓的“苏联教科书”。一大批经济学家,包括本土成长起来的和去苏联留学归来的学者，毕生翻译、研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少数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也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能有些人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质疑当时的经济学和以它为参考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些质疑没有历史观、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经济学家们都应该知道，任何选择都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或最不坏。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选择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优越性，尤其是，如果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中国如何应对战后的国民经济重建、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急需的重工业以及*事工业的战略布局？而且，在那种体制下，尽管因为各种*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年均的经济增长率也在7%左右，考虑当时是实物经济时代，很多的GDP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口径之内，实际的GDP增长率应该会更高一些。那个年代依靠体制动员千千万万劳动力义务劳动去替代短缺的资本、积累的各种基础设施，对后来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能否定的。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假如中国当时按照别的经济理论选择别的经济体制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和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外还有一大批民族国家独立后，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现在他们怎么样？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并不比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好。并不是说那些国家都应该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必对中国过去的选择做超越历史的评价和质疑。
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指导地位的理论依据并有所创新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单一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包括*事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新中国初期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现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大，不适合仍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于是，新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何审视和判断已经运行了30年左右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又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治经济学，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中国经济怎样发展和运行；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意味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需要理论依据的，甚至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依据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它要从根本上阐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或总体目标是什么。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这一判断也许让人迷惑，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建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怎么还是它？我们为什么改革，因为传统的体制是适合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言超前了。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而准确的确认，这意味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公有制，但是不能是单一公有制；需要计划管理，但是不能只靠计划管理、更不能靠指令性计划管理；可以而且必须有按劳分配，但是不能单一按劳分配，也得有其他分配依据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的十四大报告中写得非常明确，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社会主义又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初级阶段的。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不合适就改革，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吗？唯物史观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和发展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认识和总结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认识和论述，只不过具体分为几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界定不同而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都提到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划分以及相关的观点。但是，既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结论不一致的，理论上需要重大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并且从逻辑上论证了“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统一”，这一集体创新的成果在年*的十四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以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有关，他们虽然没有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和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需要价值规律，而且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依据，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这些思想足以成为后来理论创新的思想先驱，足以让人敬佩。
第二个层面的理论依据就是具体怎么解析传统经济体制、怎么设计改革目标和怎么改革的理论，其中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学习借鉴东欧经济学；二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或总结出自己的新理论。
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大批东欧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归纳起来，他们就是研究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问题。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面临的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