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
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治压力把苏轼贬到*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
等到“*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敌”旋即超越*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王安石
02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道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其实应该是状元。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至%，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03
和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状元。
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汴京一鸣惊人，由于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于《古文观止》。
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年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东汉*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来看，也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民间精神。但是，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治爱好者。
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就这样，苏轼仍然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搞得别扭丛生。陈太守是*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东坡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
04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万，宋神宗登基前是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亏空已达万缗。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到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王安石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那些从全国追随而来的*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培养人才。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05
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史料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
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治家，仅从中学课本上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
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上是平级的。此后，在王安石执*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
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治激情。
06
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
钟山白塘已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
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
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
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
在钟山四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衣服，骑在一头黑驴上，旁边跟着一位迟钝的牵驴汉子。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
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
三苏祠坐像（源自苏迷交流群）
07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治麻烦。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治帽子。在强大的*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于是，宋神宗按照*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08
“*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苏东坡还在*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